锦衣卫，东厂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 ”。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 ”[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2008年9月1日 星期一
明朝宦官问题
、杜车别的BLOG
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
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
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如果和我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229]p148-p149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前面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我们在前面讨论明代财政问题的时候，已经做过对比。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情形。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这种对文官刻意笼络优待的手段，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证，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显得更有力。那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辙，不延续宋代的这种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光有好处，没有坏处。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坏处，而且坏处也相当大。用笼络优待的手段换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光是优厚的俸禄，那倒也还罢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税多，财政收入多了，给的俸禄多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要命的是还有所谓不杀文官的传统。腐败了不能杀；渎职了不能杀，还有许多问题上，皇帝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官集团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约束。懒散懈怠，玩忽职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贪污渎职，等等是少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多了，国家控制的钱是多了，但要想靠这么一只极端散漫缺乏约束的文官队伍，把这些财政收入有效的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强大的军队，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边的侵略者打不进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一种官员犯了罪，也受不到应有惩罚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习于安乐、软弱涣散的风气。这如此风气弥漫的国家，难以把强大的财力切实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费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挡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挡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如果和我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229]p148-p149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前面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我们在前面讨论明代财政问题的时候，已经做过对比。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情形。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这种对文官刻意笼络优待的手段，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证，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显得更有力。那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辙，不延续宋代的这种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光有好处，没有坏处。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坏处，而且坏处也相当大。用笼络优待的手段换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光是优厚的俸禄，那倒也还罢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税多，财政收入多了，给的俸禄多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要命的是还有所谓不杀文官的传统。腐败了不能杀；渎职了不能杀，还有许多问题上，皇帝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官集团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约束。懒散懈怠，玩忽职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贪污渎职，等等是少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多了，国家控制的钱是多了，但要想靠这么一只极端散漫缺乏约束的文官队伍，把这些财政收入有效的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强大的军队，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边的侵略者打不进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一种官员犯了罪，也受不到应有惩罚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习于安乐、软弱涣散的风气。这如此风气弥漫的国家，难以把强大的财力切实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费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挡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挡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政治上超前的进步与宋明灭亡的关系
宋代明代的这些政治现象，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 ”，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发达的经济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朝明朝问题的症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论者所谓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什么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如果把当时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个三岁小孩，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我们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军力的社会，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来向外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民主化开放化自由化宽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称羡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这些东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之间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过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剧却恰恰是因为过去资待社会长期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就调用社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到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这个事物成长的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经得起风雨，更受的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的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的互动循环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过去传统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都可以当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传统封建领主残余制度的阻挠等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同样国王的力量也还相当强大，可以解散议会（中国宋朝明朝的皇帝却没有办法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中国明代的皇帝则连这样的脑筋都不能动，可以自己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权力去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显得坎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 ’”[246]p45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246]p48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错误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所谓的“ 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这是他们的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中国和同期的西方相比，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也导致社会更脆弱，更难于抵抗外来的侵略，意外灾难的打击。
再比如他们对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评价，说王阳明学派“‘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如同侏儒与巨人的相比，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再比如说令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显然也是建立一些误会和错觉的基础上。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王阳明学派的思想（广义的说应该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的思想，李贽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这点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呢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有些误会。造成这种误会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并非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与正统和权力处于一致的地位，他们当然就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至于第三点，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这和前面的也有联系
一方面是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地方割据势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中央已经有了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个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乱涣散，无法象现代国家一样形成一致统一的力量，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结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就如汉末还有众多军阀，唐末还有五代十国，外力侵略征服了一个地方，不等于能够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区的抵抗就不成气候，冰销瓦解。
这也是宋朝和明朝轻易就被外来野蛮民族全盘攻占的原因
总结上面的三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个妇女怀孕,结果这个胎儿把母亲获取的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了过去,结果长的过度肥大，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注定是难产了，生不下来.宋朝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也类似.
六、结语
但是如果在周边地区没有强大野蛮民族政权力量的情况下，即便宋朝明朝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导致难产了，甚至如明朝国家彻底发生动荡，政权被内部叛乱分子颠覆。那么动荡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锻炼，进一步更健康的成长，中国发展的轨道决不会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国家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周边都有处于强势的野蛮民族的政权力量。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野蛮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为什么说野蛮民族的侵略彻底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满清和明朝之间本质性的几大区别，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述，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内容。这里的论述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还有，就是周边野蛮民族在征服过程中使用大屠杀的野蛮策略，没攻克一个地方，就大量屠杀当地居民，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和战争潜力，所以蒙古，清越战越强，而宋明越战越弱。比如南宋联蒙灭金，攻下开封，洛阳等地后发现全是空城，可见蒙古对金国的屠城政策是多么野蛮，其他蒙古对西夏，中亚等发达文明的大屠杀和灭绝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什么天骄，英主，民族英雄，一屠夫而已。
宋明的外交策略也是幼稚的，比如北宋联金灭辽，结果自己也被金灭了，被迫南迁，后来还不吸取教训，联蒙灭金，最后导致自己灭亡。宋两次都把汉化程度以深，和自己友好相处了百年的北方邻国给推向灭亡。而没有看到更野蛮的金和蒙。大明崇祯年间内政外交的失误更是接连不断，好像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可叹。
(2007-03-08 08:37:46)
宋代明代的这些政治现象，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 ”，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发达的经济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朝明朝问题的症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论者所谓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什么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如果把当时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个三岁小孩，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我们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军力的社会，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来向外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民主化开放化自由化宽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称羡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这些东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之间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过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剧却恰恰是因为过去资待社会长期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就调用社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到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这个事物成长的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经得起风雨，更受的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的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的互动循环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过去传统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都可以当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传统封建领主残余制度的阻挠等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同样国王的力量也还相当强大，可以解散议会（中国宋朝明朝的皇帝却没有办法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中国明代的皇帝则连这样的脑筋都不能动，可以自己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权力去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显得坎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 ’”[246]p45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246]p48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错误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所谓的“ 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这是他们的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中国和同期的西方相比，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也导致社会更脆弱，更难于抵抗外来的侵略，意外灾难的打击。
再比如他们对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评价，说王阳明学派“‘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如同侏儒与巨人的相比，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再比如说令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显然也是建立一些误会和错觉的基础上。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王阳明学派的思想（广义的说应该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的思想，李贽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这点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呢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有些误会。造成这种误会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并非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与正统和权力处于一致的地位，他们当然就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至于第三点，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这和前面的也有联系
一方面是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地方割据势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中央已经有了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个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乱涣散，无法象现代国家一样形成一致统一的力量，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结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就如汉末还有众多军阀，唐末还有五代十国，外力侵略征服了一个地方，不等于能够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区的抵抗就不成气候，冰销瓦解。
这也是宋朝和明朝轻易就被外来野蛮民族全盘攻占的原因
总结上面的三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个妇女怀孕,结果这个胎儿把母亲获取的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了过去,结果长的过度肥大，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注定是难产了，生不下来.宋朝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也类似.
六、结语
但是如果在周边地区没有强大野蛮民族政权力量的情况下，即便宋朝明朝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导致难产了，甚至如明朝国家彻底发生动荡，政权被内部叛乱分子颠覆。那么动荡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锻炼，进一步更健康的成长，中国发展的轨道决不会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国家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周边都有处于强势的野蛮民族的政权力量。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野蛮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为什么说野蛮民族的侵略彻底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满清和明朝之间本质性的几大区别，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述，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内容。这里的论述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还有，就是周边野蛮民族在征服过程中使用大屠杀的野蛮策略，没攻克一个地方，就大量屠杀当地居民，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和战争潜力，所以蒙古，清越战越强，而宋明越战越弱。比如南宋联蒙灭金，攻下开封，洛阳等地后发现全是空城，可见蒙古对金国的屠城政策是多么野蛮，其他蒙古对西夏，中亚等发达文明的大屠杀和灭绝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什么天骄，英主，民族英雄，一屠夫而已。
宋明的外交策略也是幼稚的，比如北宋联金灭辽，结果自己也被金灭了，被迫南迁，后来还不吸取教训，联蒙灭金，最后导致自己灭亡。宋两次都把汉化程度以深，和自己友好相处了百年的北方邻国给推向灭亡。而没有看到更野蛮的金和蒙。大明崇祯年间内政外交的失误更是接连不断，好像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可叹。
(2007-03-08 08:37:46)
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来看为什么说鲁迅是民族魂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4-9-18 20:14:00
因为鲁迅是最彻底的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本来精神的人物,说他是民族魂,半点没有错。
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的人，翻开鲁迅全集，鲁迅痛诋中国文化的言辞随处可见。但如果一个人真能够把鲁迅全集仔细读个五六遍，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有些人所表面想象的那样，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在有些人的理解中中国的文化只有丑陋肮脏的孔孟之道,只有那种儒家的奴才文化。所以鲁迅对孔孟之道的抨击，鲁迅对吃人文化的抨击就成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证据
但事实上，墨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他比孔子伟大的多！韩非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庄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同样抨击孔孟的汉朝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明朝公然提倡人要自私的李贽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黄宗羲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下就阉割成孔子的奴才文化，才是真正令人痛心,，而鲁迅对这种被阉割过的中国文化的抨击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拯救而不是摧毁
中国自先秦开始的文化一直是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不是排斥异己,闭关自守,中国一向是善于从别的民族吸取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经过改造融入自己文化的血脉,而不是象满清那样封闭僵化
佛教本来是印度的，但到了中国,经过改造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的故事一直被中国人传诵，到了明朝，更是被写成西游记,难道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而有些人硬要把被满清阉割后那种封闭的奴才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本身,把对这种文化的抨击当成是对中国文化的污蔑，实在是和满清的思维和民国时期的某些鼓吹孔孟之道的军阀一鼻孔出气
鲁迅所抨击的中国文化也正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而在内心深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几乎是所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中最扎实最深厚的，如果说他真是厌恶和鄙视中国文化，那还会如此么？
其实要了解鲁迅的思想，《文化偏至论》是必须要仔细读的，《文化偏至论》中的核心思想终鲁迅一生也没有改变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编的收入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文集《坟》的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
明确的说他自己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就是依然认为里面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究竟表达的是什么观点呢？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③，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④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⑤，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中国文明自古发达，自尊自大傲睨万物，也是理之常情
他质疑“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 ⑦，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⑧，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
他抨击
“ 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⒁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
而提出问题“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
最后鲁迅得出的结论是“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 (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显然鲁迅希望的是中国“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而把那些对中国固有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人称为辁才小慧之徒，至伪而偏。
那么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一段时期，鲁迅却反而自己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彻底抨击呢？
鲁迅之所以对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彻底的抨击，更主要的还是愤激于中国文化被那些统治者，满清走狗，军阀用来作为维护他们僵化丑恶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化已经根本被这些人所玷污，所以他才毫不留情，对所谓的中国的文化进行的全面抨击，而他所抨击的也正如我前面所说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
要理解鲁迅这种似乎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言论，可以看一下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中他说
“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段话鲁迅说的是古人，其实也在说他自己，我们完全可以代入一下，来说鲁迅自己
“鲁迅的罪名，一向说他鼓吹取消中国文化。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满清时代以及民国时代，崇尚中国文化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的。表面上毁坏中国文化者，实则倒是承认中国文化，太相信中国文化。因为满清时代所谓崇尚中国文化，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康熙雍正乾隆制造文字狱，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其中一部份都是打着维护中国的文化伦理纲常为旗号，但实在满清何尝特别厚爱中国文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阉割成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阉割成吃人文化，然后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中国文化，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甚至于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中国文化，当作宝贝，比满清的走狗和遗民们要迂执得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也是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出于这样的缘故，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抨击，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痛恨，还不如说是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对中国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热爱，那早就麻木不仁了，还会痛心于“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吗？
至于中国文化对待鲁迅的真正的影响，鲁迅对待中国的文化的态度，其实还是可以在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以及他的一些小说中到蛛丝马迹的
比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他自己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４〕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的孔孟，在鲁迅看来，恰恰和他是不相干的，而庄周韩非的影响对他反而要大的多，尽管鲁迅这里所说的影响是消极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了？总之绝对不是和他不相干的孔孟。
而且中国文化对待鲁迅全是消极影响么，肯定也不是，至少墨子和大禹始终是鲁迅推崇的中国古人，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看见鲁迅对这两个人有过任何不敬之辞，相反任何对这两个人的亵渎之辞，鲁迅几乎都是马上奋袂而起进行反驳和攻击的
鲁迅非常崇敬的古人不多,但大禹肯定在其中,墨子也肯定在其中，在鲁迅看来，正是大禹墨子这样的人物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代表，他对孔孟的猛烈抨击，并不是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恰恰是还原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中国的文化本来经过满清的阉割已经彻底论为一种奴才文化，而鲁迅的作用正是彻底摧毁被满清阉割后的奴才文化，而还原中国文化真正的面目,他赞颂的是中国有骨气的人物,赞颂的是那些硬骨头的人物,鲁迅对方孝孺,对那些中国历史中宁折不弯的人物一向是赞颂有加,即便这些人的思想他并不接受,而对满清篡改古籍,使人们觉得中国历史上似乎都是些没有骨气的人的行经深恶痛绝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
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 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 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
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
很显然鲁迅所批判的，所攻击的就是被满清阉割凌迟后的中国文化，他所做的恰恰是恢复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
。
认为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鲁迅为什么如此敌视顾颉刚,恰恰就是因为顾颉刚考证什么大禹是一条虫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触怒了他
其实能够真正比较全面的反映鲁迅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一书能最充分的说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故事新编中的故事都是古人的故事，而这些人才是鲁迅真正所认可的中国文化,
鲁迅在《理水》中就对说禹是一条虫的说法进行了辛辣讽刺
“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
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其实《故事新编》很有意思，《采薇》说的是叔齐,伯夷,抛开这两个人迂腐的思想不说，鲁迅所歌颂的正是这两个人不苟且，不敷衍，宁可为自己信念而死, 也决不自欺欺人的偷生,而讽刺的是他结尾说的那样一些人“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铸剑》歌颂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刺客反抗独夫暴君的传统文化，这个故事基本内核完全是忠实按照古书里的故事,但里面鲁迅自己编写的歌倒是起了点题的作用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民萌”在鲁迅全集里似乎没有注释，但我记得这个词应该是出自墨子吧，似乎意思是说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君主是人民和他订下契约，让他来治理好国家的，如果这个君主不行，那就应该换一个人来，似乎是墨子里用来给君下定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但是好象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词语，用google搜索一下发现贾谊有过解释
“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
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反抗的精神和复仇的精神，鲁迅在《女吊》中则更加明确的提出来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王思任（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非攻》的故事则完全是按照墨子上的记载，里面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上找到，鲁迅似乎就是把他们翻译成白话，
比如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５〕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６〕墨子说
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奔月》说的是后羿，《出关》说的是老子,《补天》说的是女娲，《起死》说的庄子
看了故事新遍，基本可以明白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总而言之绝对不是那种被满清阉割了的奴才主子文化，吃人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孔孟之道。故事新编里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
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鲁迅更直露更明白的的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信心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些话，就是今天来看，依然是铿锵有力，令人激奋。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就可非常清楚明白的知道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所致力于的正是彻底消灭毁弃被满清阉割凌迟后蜕变为奴才文化走狗文化吃人文化的中国文化，而真正取今复古，恢复中国文化之固有血脉，用他的话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得“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因为鲁迅是最彻底的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本来精神的人物,说他是民族魂,半点没有错。
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的人，翻开鲁迅全集，鲁迅痛诋中国文化的言辞随处可见。但如果一个人真能够把鲁迅全集仔细读个五六遍，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有些人所表面想象的那样，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在有些人的理解中中国的文化只有丑陋肮脏的孔孟之道,只有那种儒家的奴才文化。所以鲁迅对孔孟之道的抨击，鲁迅对吃人文化的抨击就成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证据
但事实上，墨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他比孔子伟大的多！韩非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庄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同样抨击孔孟的汉朝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明朝公然提倡人要自私的李贽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黄宗羲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下就阉割成孔子的奴才文化，才是真正令人痛心,，而鲁迅对这种被阉割过的中国文化的抨击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拯救而不是摧毁
中国自先秦开始的文化一直是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不是排斥异己,闭关自守,中国一向是善于从别的民族吸取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经过改造融入自己文化的血脉,而不是象满清那样封闭僵化
佛教本来是印度的，但到了中国,经过改造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的故事一直被中国人传诵，到了明朝，更是被写成西游记,难道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而有些人硬要把被满清阉割后那种封闭的奴才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本身,把对这种文化的抨击当成是对中国文化的污蔑，实在是和满清的思维和民国时期的某些鼓吹孔孟之道的军阀一鼻孔出气
鲁迅所抨击的中国文化也正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而在内心深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几乎是所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中最扎实最深厚的，如果说他真是厌恶和鄙视中国文化，那还会如此么？
其实要了解鲁迅的思想，《文化偏至论》是必须要仔细读的，《文化偏至论》中的核心思想终鲁迅一生也没有改变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编的收入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文集《坟》的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
明确的说他自己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就是依然认为里面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究竟表达的是什么观点呢？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③，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④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⑤，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中国文明自古发达，自尊自大傲睨万物，也是理之常情
他质疑“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 ⑦，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⑧，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
他抨击
“ 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⒁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
而提出问题“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
最后鲁迅得出的结论是“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 (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显然鲁迅希望的是中国“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而把那些对中国固有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人称为辁才小慧之徒，至伪而偏。
那么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一段时期，鲁迅却反而自己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彻底抨击呢？
鲁迅之所以对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彻底的抨击，更主要的还是愤激于中国文化被那些统治者，满清走狗，军阀用来作为维护他们僵化丑恶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化已经根本被这些人所玷污，所以他才毫不留情，对所谓的中国的文化进行的全面抨击，而他所抨击的也正如我前面所说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
要理解鲁迅这种似乎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言论，可以看一下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中他说
“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段话鲁迅说的是古人，其实也在说他自己，我们完全可以代入一下，来说鲁迅自己
“鲁迅的罪名，一向说他鼓吹取消中国文化。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满清时代以及民国时代，崇尚中国文化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的。表面上毁坏中国文化者，实则倒是承认中国文化，太相信中国文化。因为满清时代所谓崇尚中国文化，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康熙雍正乾隆制造文字狱，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其中一部份都是打着维护中国的文化伦理纲常为旗号，但实在满清何尝特别厚爱中国文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阉割成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阉割成吃人文化，然后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中国文化，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甚至于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中国文化，当作宝贝，比满清的走狗和遗民们要迂执得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也是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出于这样的缘故，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抨击，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痛恨，还不如说是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对中国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热爱，那早就麻木不仁了，还会痛心于“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吗？
至于中国文化对待鲁迅的真正的影响，鲁迅对待中国的文化的态度，其实还是可以在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以及他的一些小说中到蛛丝马迹的
比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他自己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４〕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的孔孟，在鲁迅看来，恰恰和他是不相干的，而庄周韩非的影响对他反而要大的多，尽管鲁迅这里所说的影响是消极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了？总之绝对不是和他不相干的孔孟。
而且中国文化对待鲁迅全是消极影响么，肯定也不是，至少墨子和大禹始终是鲁迅推崇的中国古人，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看见鲁迅对这两个人有过任何不敬之辞，相反任何对这两个人的亵渎之辞，鲁迅几乎都是马上奋袂而起进行反驳和攻击的
鲁迅非常崇敬的古人不多,但大禹肯定在其中,墨子也肯定在其中，在鲁迅看来，正是大禹墨子这样的人物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代表，他对孔孟的猛烈抨击，并不是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恰恰是还原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中国的文化本来经过满清的阉割已经彻底论为一种奴才文化，而鲁迅的作用正是彻底摧毁被满清阉割后的奴才文化，而还原中国文化真正的面目,他赞颂的是中国有骨气的人物,赞颂的是那些硬骨头的人物,鲁迅对方孝孺,对那些中国历史中宁折不弯的人物一向是赞颂有加,即便这些人的思想他并不接受,而对满清篡改古籍,使人们觉得中国历史上似乎都是些没有骨气的人的行经深恶痛绝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
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 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 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
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
很显然鲁迅所批判的，所攻击的就是被满清阉割凌迟后的中国文化，他所做的恰恰是恢复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
。
认为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鲁迅为什么如此敌视顾颉刚,恰恰就是因为顾颉刚考证什么大禹是一条虫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触怒了他
其实能够真正比较全面的反映鲁迅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一书能最充分的说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故事新编中的故事都是古人的故事，而这些人才是鲁迅真正所认可的中国文化,
鲁迅在《理水》中就对说禹是一条虫的说法进行了辛辣讽刺
“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
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其实《故事新编》很有意思，《采薇》说的是叔齐,伯夷,抛开这两个人迂腐的思想不说，鲁迅所歌颂的正是这两个人不苟且，不敷衍，宁可为自己信念而死, 也决不自欺欺人的偷生,而讽刺的是他结尾说的那样一些人“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铸剑》歌颂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刺客反抗独夫暴君的传统文化，这个故事基本内核完全是忠实按照古书里的故事,但里面鲁迅自己编写的歌倒是起了点题的作用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民萌”在鲁迅全集里似乎没有注释，但我记得这个词应该是出自墨子吧，似乎意思是说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君主是人民和他订下契约，让他来治理好国家的，如果这个君主不行，那就应该换一个人来，似乎是墨子里用来给君下定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但是好象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词语，用google搜索一下发现贾谊有过解释
“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
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反抗的精神和复仇的精神，鲁迅在《女吊》中则更加明确的提出来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王思任（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非攻》的故事则完全是按照墨子上的记载，里面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上找到，鲁迅似乎就是把他们翻译成白话，
比如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５〕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６〕墨子说
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奔月》说的是后羿，《出关》说的是老子,《补天》说的是女娲，《起死》说的庄子
看了故事新遍，基本可以明白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总而言之绝对不是那种被满清阉割了的奴才主子文化，吃人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孔孟之道。故事新编里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
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鲁迅更直露更明白的的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信心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些话，就是今天来看，依然是铿锵有力，令人激奋。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就可非常清楚明白的知道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所致力于的正是彻底消灭毁弃被满清阉割凌迟后蜕变为奴才文化走狗文化吃人文化的中国文化，而真正取今复古，恢复中国文化之固有血脉，用他的话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得“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姜文是天才，李安是人才，陈凯歌张艺谋之类是“奴”才
“奴”才用在这里并非是政治术语，而是对才华的一个分类。陈凯歌张艺谋在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兢兢业业的表现别人的思想，别人的眼光的时候可以有些模样；一旦需要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境，趣味的时候，就不行。一旦他们真要表达自己，他们的电影就成了不伦不类的畸形。
尤其是张艺谋这样的，苦心揣摩西方人颁奖的口味，揣摩市场的趣味，嗅觉比较敏锐，削尖了自己的脑袋去拍摄那些可以在西方获奖的片子，或者按照吸引眼球的固定配方炮制商业大片，是有他的能力的。
但他们缺乏那种本质性的，独创性的才华，相反他们拍摄任何电影都带着一股令人厌恶的媚气奴气腐气，那种由骨子里低三下四迎合讨好的欲望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刻意造作与僵硬。这从他们前期那些广受赞誉广受好评的电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们不是艺术家，甚至不是有独立个性的人，而只是机者。他们投机的心理，迎合的奴气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迎合的对象在不断改变，以前可能是西方的颁奖机构，现在是所谓的市场。
他们也有才华，可以名之为“奴”才
李安在用心努力之下，可以把自己的意境，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领悟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像样了，但缺少那种磅礴，喷发的，生动，横溢的灵气。所以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很痛苦，而拍完之后得到的成果也还能够满意。他缺乏神来之笔，没有令人惊叹的想像，也不能凌驾于常人的高度上给人震慑惊喜。但是能给人看电影时期望中的一些满足，通过痛苦的努力能把他自己希望表达的一个故事讲的气完神足。但也因为他的才华是平庸的，所以他也只能满足于这一点，象他拍色戒，从宣传介绍的情况来看，不得不用大量的色情戏喧宾夺主才能表达他的意图思想，本身就说明他才力的有限。他的电影容易被西方理解欣赏，本身也是因为他的平庸，而并非是他的卓越。
而姜文是天才，他可以天马行空，他可以不拘一格，他可以纵横恣肆，他能把自己的体验，自己感觉，自己的洞察，在观众心里搅动起酣畅淋漓的波澜。他能把任何故事，都带上他自己最强烈的个人烙印。他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充满了活跃的思想，奔放的情感，惊人的想像，充满了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他拍摄的电影，可以让人感叹，原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时代背景，居然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来叙述，让人意想不到，可最后却又不得不信服。预料现在还没有放映的《太阳照常升起》也会如此。
他的电影不是思想的图解，不是概念的堆彻，不存在任何的说教，但却又能给看电影的人的思想以新鲜猛烈的刺激。他的电影奔放处如同云涌海荡，野马狂驰的交响曲，微妙处却又只有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浸淫生长的人才能体会。比所谓艺术片更能体现电影之为艺术的本质，比商业片更能产生激荡人心的效力，这不是刻意的迎合，精心的雕琢就能做到的，必须有天赋的才华，以及对电影本身最大的热情才能实现。所以姜文是天才。
西方的那些奴才在姜文面前只是侏儒，他们没有资格来评价姜文电影的价值，正如他们永远也看不懂红楼梦一样。
尤其是张艺谋这样的，苦心揣摩西方人颁奖的口味，揣摩市场的趣味，嗅觉比较敏锐，削尖了自己的脑袋去拍摄那些可以在西方获奖的片子，或者按照吸引眼球的固定配方炮制商业大片，是有他的能力的。
但他们缺乏那种本质性的，独创性的才华，相反他们拍摄任何电影都带着一股令人厌恶的媚气奴气腐气，那种由骨子里低三下四迎合讨好的欲望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刻意造作与僵硬。这从他们前期那些广受赞誉广受好评的电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们不是艺术家，甚至不是有独立个性的人，而只是机者。他们投机的心理，迎合的奴气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迎合的对象在不断改变，以前可能是西方的颁奖机构，现在是所谓的市场。
他们也有才华，可以名之为“奴”才
李安在用心努力之下，可以把自己的意境，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领悟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像样了，但缺少那种磅礴，喷发的，生动，横溢的灵气。所以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很痛苦，而拍完之后得到的成果也还能够满意。他缺乏神来之笔，没有令人惊叹的想像，也不能凌驾于常人的高度上给人震慑惊喜。但是能给人看电影时期望中的一些满足，通过痛苦的努力能把他自己希望表达的一个故事讲的气完神足。但也因为他的才华是平庸的，所以他也只能满足于这一点，象他拍色戒，从宣传介绍的情况来看，不得不用大量的色情戏喧宾夺主才能表达他的意图思想，本身就说明他才力的有限。他的电影容易被西方理解欣赏，本身也是因为他的平庸，而并非是他的卓越。
而姜文是天才，他可以天马行空，他可以不拘一格，他可以纵横恣肆，他能把自己的体验，自己感觉，自己的洞察，在观众心里搅动起酣畅淋漓的波澜。他能把任何故事，都带上他自己最强烈的个人烙印。他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充满了活跃的思想，奔放的情感，惊人的想像，充满了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他拍摄的电影，可以让人感叹，原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时代背景，居然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来叙述，让人意想不到，可最后却又不得不信服。预料现在还没有放映的《太阳照常升起》也会如此。
他的电影不是思想的图解，不是概念的堆彻，不存在任何的说教，但却又能给看电影的人的思想以新鲜猛烈的刺激。他的电影奔放处如同云涌海荡，野马狂驰的交响曲，微妙处却又只有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浸淫生长的人才能体会。比所谓艺术片更能体现电影之为艺术的本质，比商业片更能产生激荡人心的效力，这不是刻意的迎合，精心的雕琢就能做到的，必须有天赋的才华，以及对电影本身最大的热情才能实现。所以姜文是天才。
西方的那些奴才在姜文面前只是侏儒，他们没有资格来评价姜文电影的价值，正如他们永远也看不懂红楼梦一样。
关于《明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一文的一些解说
作者 杜车别
没有不灭的朝代，明朝也不例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亡了不奇，不亡才可怪。许多人的意思，奇怪的事情才应该卖力去探究原因，一个朝代的灭亡，本理所当然。真要说原因，也不过是皇帝残暴无能，社会腐败，如此而已。这解释如同万能灵药，无往不利。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
满意自然可以满意，但这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人总是要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分析其死亡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不去研究死亡的内在机制。原因也好，机制也好，都应该经过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并非草率的凭借想当然就可以认定。朝代的灭亡也同样如此！
对那些越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疑问、进行分析、解释原因，对我们认识的深化，价值也越大！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物体为什么朝地上落，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余，因为这本就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在聪明人那里，一定会被当成伪问题，取消其存在意义，问这些问题的人也会被当作傻瓜对待。如果有一天东西朝天上飞，才应该问为什么。但事实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有了万有引力理论。
历史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但有些根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不满足于泛泛的解释，不用所谓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麻痹思维，于不疑处见可疑，于不奇处见可奇，对那些深入人心习以为常金科玉律的结论，不妨抱着更谨慎的态度来审视对待，无论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能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更接近于真理一些。
把明朝的灭亡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看来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在这似乎违背许多人常识地结论背后，却自有其道理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比把问题归咎于皇帝无能残暴，社会腐败的论断有着更多事实上的根据。
论证明亡原因本身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来为万历和崇祯辩白。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古人的名誉或许并不值钱，更何况只是区区两个皇帝。但在我看来，若只把古人当工具利用，视一时需要与否来决定臧否毁誉，而不付出相应的感情，不给予平等尊重，那也终究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而成一死水塘。对古人的名誉能慎重还是尽量慎重，付出这点篇幅去讨论也是应该的。
某种程度上，明朝灭亡的原因只是一条线索，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灭亡原因本身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更合理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对活着的人，我们时刻被教育着应该保持雍容有礼，谦让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对那些死掉的古人，似乎任何的讽刺挖苦嘲笑都无所谓，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俏皮睿智深刻的表现。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活人可以反击，若稍有不逊，要惹来麻烦；古人已死，不必再担心从地下爬起来有什么异议，自然少了许多忌惮。但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的历史思维方式把历史人物隔离化异类化的结果。
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乃至看到的各种书籍涉及中国历史的，几乎都是各种标签漫天飞舞，这些标签在长期定向灌输熏陶之下几乎无一例外是能够引起我们善恶判断，是非判断的条件反射。地主阶级、地主头子、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儒家思想，小农意识，东方专制、皇帝的淫威，官僚奴才的效忠，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格子网络，以封装在其内固有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固化在这套标签体系之内，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似乎也在这些标签之下得到了最廉价的解释。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官僚大臣们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或者用西方话语来说，皇帝是东方专制独裁的体现者，文官大臣都是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奴才。信奉儒家思想的文官士大夫都是迂腐僵化保守的，所以重农抑商，而皇帝尤其是朝代晚期的皇帝都是昏庸残暴的，官员都是腐败不堪的，所以逼迫农民造反，等等。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些标签中得到便宜的回答，封建思想的反动啊，儒家思想的保守啊，小农思想的狭隘啊，东方专制的扼杀活力啊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隔膜的，是另类的，某个标签就指向某种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这个机器遵循着封装在标签内的某种固定逻辑。我们审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审视的似乎并非是自己同类的活动，而仅仅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机器的活动。又如同历史成了一个正角，奸角，丑角都已经安排好指定好的戏剧，成了一个个脸谱活动的舞台。
正如对舞台上的奸角，丑角尽情的挖苦，辛辣的讽刺，猛烈的抨击不仅可以博得喝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歉疚不安反而心情愉悦一样，正因为历史人物被隔离化异类化，所以对历史人物肆无忌惮的居高临下的挖苦嘲笑讽刺，不仅是因为不必担心死人的回击，也是因为这是内心道德感的宣泄，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快感。
马克.布罗赫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p105
而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并不理解历史，我们或许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历史事件，了解一些虚实掺杂的古人事迹。某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某个朝代实行过什么政策，某人说过什么，有过什么行为，这些我们或许都知道一些。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会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行为？我们真的知道么？或许知道的只是因为皇帝残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官僚愚昧，所以会实现某项政策，因为保守力量太强大，所以某个改革会失败，因为儒家思想反动，所以会有某人的言论行为。
残暴、愚昧、保守、反动这些词汇如同隔离电网一样，把历史和古人隔离进了麻风病院或关押野兽的铁笼。
钱穆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
而把历史当成戏剧赏鉴，把古人当成愚昧或反动的怪物看待，正是戕害了历史的生命，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把历史看成角色分配好的脸谱化戏剧，结果只能是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现实。一个现实的恶棍看戏剧，也会被痛恨戏剧里的坏蛋，但并不妨碍他看完戏剧之后作恶。很简单因为脸谱化的戏剧阻断了他看到坏蛋作恶自我辩护的合理理由，而现实他作恶时候是会给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所以无法把自己与戏剧里的坏蛋对应起来。
而合理的情形，是即便痛恨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痛恨，即便憎恶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憎恶。正如我们自己的体验，做下某种错事，某件恶事，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反省的时候产生的对自己的痛恨一样。
许多人有嘲笑，抨击，讽刺，挖苦历史古人的癖好，当然这是每个人心性，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古人也有理可说，我们既然是现代的人，就当应该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古人，乃至批判古人，否则岂非枉为现代人，岂非对不起这流逝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的思想，现代观念应该是让你抨击，嘲笑古人更中要害，而不仅仅是堆彻一些抨击，嘲笑，挖苦的俏皮词汇
没有基本的理解，就算要抨击，要嘲笑，也不过是无力的抨击嘲笑
即使要批判荒谬，也必须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如果不能体会到合理，也无法真正批判其荒谬之处。正如你要反驳一个观点，就首先必须理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样你在反驳的时候才能给予这个观点要害致命一击。如果你不能站在支持某个观点的人的角度理解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真实理由，那么你也就根本不可能击中你所要反驳观点的要害所在。
更何况，对待历史，并非只有批判抨击一事，如果没有理解，则完全可能把原先应该赞扬的当作应该咒骂的对待，原先应该尊敬学习的，当作应该蔑视鄙夷的对待
所以，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政治标签，意识形态标签或道德标签，先不要急着去嘲笑历史人物的愚蠢迂腐昏庸或者急着去抨击历史人物的反动丑恶，而是先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揣摩一下，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如果只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同样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你是否能表现得更高明或者更高尚？历史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人，那种戏剧里自认为坏蛋或蠢货小丑的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几乎没有的，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动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理解之后，再来嘲笑挖苦抨击咒骂也未为晚也。
妨碍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因素是时间自大的心理。我所谓时间的自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完全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前进的，凡是历史上时间处于后来的社会，必定比时间上处于相对前面的社会要好，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历史完全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做着直线向前的运动，充其量只有速度快慢之分，没有迂回，没有曲折，更不存在暂时的倒退。
另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是铁定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历史不必假设，也不能假设，就是体现这种思维最著名的口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现实选择的进步道路就是唯一的进步道路，凡是偏离这条道路的，就是落后的表现。
对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的滥用，就是时间自大心理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一些西方的学者对此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如柯文说”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这批史家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二词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近代’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繁的时期）。甚至今日尽管这些词语的用法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学术著作中仍然颇为流行。很少人由于察觉到这些词语对历史研究可能为害甚烈而要求停止使用之”p54-55
“‘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写道：『‘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p90-91
柯文的说法当然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而以我的理解，“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个判断一定程度是适用于以往对明清关系的评价和研究上。在这里，所谓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就是，认定清代是明代的自然延续与发展，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更高阶段的延伸，然后拼凑史料迎合这个预定的结论，预先排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于是再根据这个结论，用清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来倒推明代，倒推的逻辑就是既然明代在时间上先于清代，那么自然在经济文化上还不如清。用清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麻木溃烂僵滞来倒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倒推的逻辑还是明代既然在时间上先予清代，那么清代的问题自然是明代种下的，如此确实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变化模式，其恶果就是导致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陷入误区。
时间的自大第二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许多人往往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模板为标尺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凡是符合西方发展道路的，则称为进步；不符合的，则一概贬低鄙斥为落后。
许多人言必称历史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的理解下，俨然成了历史宿命论的同义。，他们把历史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不仅进步本身是必然，就连实现进步的路径也成了必然，舍此一途，别无他路，任何偏离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路径，都被看成邪路，横加贬低，挖掘论证出其落后性，而所谓的标准路径其实就是西方路径。
而我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充其量也只能说人类的进步是必然，但具体实现进步的路径却是非必然，是存在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的选择，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迂回前进的可能，暂时倒退的可能，波浪起伏的可能。并且历史本身落实的可能并性非是唯一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必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因此对那些因为其他干扰而中断的文明道路，或制度演化，一概贬低，而要看到其本身也有合理的先进因素在内。
要更确切的理解这层意思，还应该引入对多元化，多样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必不可缺少的前提，生物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而周围环境变化对于生物本身来说是偶然，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没有生物的不断变异，不断衍生出丰富的多样性，那么环境的变化就注定会导致生物的灭绝。我们不能因为进化出的人类最后是这样的形态，就认为进化链条上与人类进化相隔距离远的生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看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就认为其他不作为人类食物或医药或其他间接直接用途的生物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实际上，在生物进化史，自然气候环境的一些随机变化就可能导致进化结果发生剧烈改变。
同样人类文明本身的进化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偶然随机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制因素的干扰，文明的多样性本身也是文明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因为最终是西方社会顺利步入了现代文明，并且影响了其他地区，就认为曾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制度，其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而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偶然随机因素的变动，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改变，就完全可能导致现代文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历史上非西方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西方的近代更高程度的边缘，只是某种原因中断了，如果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就有可能把原本先进的说成落后的。同样道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现代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也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使文明进一步演化。
其实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书中对多元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静止落后的文化，未必真是静止，而仅仅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 P30
并且还指出一个规律”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每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一种文化看成惰性的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这种表面上的不动性是否是由于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对其真实意义一无所知所致。因为价值标准有别于我们，这一文化是我们同一错觉的牺牲品。换言之，我们互不关心，仅仅因为我们不相像” P32-33
他最精彩的是这段指出宽容和多样性意义的话“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地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多样性使每个人有了相应的责任）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具体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朝历史的评价上，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民主程度评价。在一些人的思维里，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民主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民主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非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隋唐开端，然后发展到宋朝，再到明朝达到鼎盛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在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局限下最大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参加政府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把西方的模式，投票选举还有议会制度才当成民主，或者是更高等的民主呢？而实际上在科技不够发展，信息传递效率相当低下的情况，无论投票还是议会制度还有什么大宪章之类，所保证的也只是政治权力在上流社会，在大贵族大地主还有教会之间的分配而已，始终是寡头专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制度是走在西方前面而不是后面。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否定贬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思维误区。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阻碍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思维误区就是皇帝中心史观。许多人一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激烈批判皇权专制的人，但另一面在分析评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如果国家强大，政权有力，自然是皇帝出色；相反如果国家涣散，政权衰弱，自然就是皇帝昏庸无能。甚至有时候一些直接把他们对皇帝好坏的评价同社会发展好坏的评价挂起钩来。
当然我不否认皇帝个人在某些情况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把这种影响过于扩大，乃至普遍化，泛滥化究竟是否合适？很大程度上有些人潜意识里的皇帝中心史观是歪曲了对历史更本质的认识。
首先一个问题应该澄清，中国皇帝的权力究竟是否如一些人经常宣扬的那么巨大，那么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达到操纵决定社会每个角落的地步？提到中国古代皇帝，一些人往往把清代皇帝的权力想当然的推广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似乎就是如何独裁，如何专制，如何恣情纵欲。但真正具体考察一下历史，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专制随心所欲的皇帝，在中国古代是极少数。除了开国皇帝和朝代早期的两三个皇帝能算得上独操权柄（其实即便他们也要受到种种约束），中期晚期的皇帝在国家大事基本上没有多少独立的权力，甚至他们的私事也远非随心所欲，更不必说大量实际上沦为傀儡的皇帝。汉唐是如此，至于宋明，主要的行政权力更是控制在文官集团手中（这在我正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而即便是开国的那些皇帝，他们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独裁专制，其本质也是建立在军事管制的基础之上，和他们的皇帝身份和君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西方近代乃至现代军事独裁专政也是不乏其例，这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体的状态决定的，而并非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所能说了算的。
我觉得有必要打破那种国家如何强有力，皇帝就一定如何出色，国家如何软弱涣散，皇帝就一定如何昏庸的习惯思维套路，这有助于我们把思维聚焦在那些更能说明历史演进真相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只以个人因素来解释历史。
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盛衰本质上是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商业力量互相消长的结果。.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段也是皇帝的个人因素影响最大的时期。开国皇帝在和敌对力量作战以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中在军队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个人对军队的号召力影响力威慑力是维持统治的关键。
而随着皇帝的更替，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因为军事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逐渐消隐，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而到朝代晚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或者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皇帝个人能力出色，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权有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有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朝代晚期，即便一个皇帝本身素质再高，能力再卓越，也难以改变整个政权的下坠趋势。甚至就算把当年依靠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扭转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环境不同，所能依靠的力量也不同，受到的制约更不同。白手起家，一开始就是完全处在军事战争状态的下领导者，他需要遵守的法则就是军事暴力的法则，遇到经济问题，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遇到政治问题，他同样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束缚手脚，没有那么多忌惮顾虑去让他犹豫不决，也没有那么其他势力的牵掣。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去保护去委曲求全。
然而处于朝代晚期的皇帝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运转了百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行政管理系统，整个政府的运行，国家的资源的调用依靠的也早就不是军事手段，而是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制度的惯性。皇帝想动用军队么？好的，但是军队需要军费，军费从哪里来，必须从国家税收来，而税收征调必须经过整个文官系统控制的政府。税收财政出了问题，你皇帝再有才能品德再高尚也没有办法。如果直接绕开政府，让军队自己筹集军费，那么军队还会受你皇帝控制么？如果再彻底一点，抛开整个政府系统乃至现有的军事系统，再白手起家，皇帝建立自己带出来的军队，建立自己在军队中的直接人际网络关系，然后再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进行直接军事管制，那问题是要克服多少的道德顾虑，思想顾虑，要触犯多少既得利益者？？
开国皇帝之所以白手起家，大部分情况下，本身就是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而非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环境已经逼迫得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多抛弃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太多沉重得包袱，而朝代晚期的皇帝却并非如此。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夹杂在一起的局面，他们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利用这些资源的条件就是他要遵守已经形成了固定规则，他不能违反这些规则，为了突破这些规则，完全放弃现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决断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朝代晚期的皇帝想要真正扭转政权衰弱的趋势，需要得不仅是和开国皇帝一样高的军事能力，领导能力，还需要更大的魄力，更深的政治洞察力。而这样的人恐怕只能到神话里去寻找，更不可能是与民间隔绝的皇宫高墙下所能培养出来的。
一个政权的状态，一个时代的局面，是在众多巨大的力量合力之下造就的，过度聚焦于皇帝的个人作用，也就必然忽视了造就一个时代状况那些巨大合力的真正根源。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篇幅解脱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对明末局面的责任。我希望打破一种偏见，认为国家政权局势恶化，就一定是皇帝能力或道德糟糕，事实表明，未必如此。
当然为古代的皇帝辩护，不过是还原皇帝的真面目，不必把皇帝妖魔化，怪物化，但决不是说认为现代社会皇帝或者和皇帝类似的角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马克思赞扬过奴隶社会（尽管我对这个概念有疑问）的进步作用，赞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作用，但恰恰他本人对奴隶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相当猛烈的。所以站在现代人思维的高度批判一个对象，与给这个对象历史上的正面的评价或者公正的判断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写到这里，也应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一下。我上面似乎似乎都是在分析设想别人已经犯的或者可能犯的种种偏见种种错误和可能的思维误区。不可否认，我之所以要写这些文章，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前人对万历，崇祯两位皇帝的指责，以及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存在许多偏见谬误，正因为如此，驳斥了许多，并且想表达一些自己认为更正确的观点。
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未必真的是正确。我认为别人是偏见谬误，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同样也会认为我是偏见谬误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更容易看到别人犯下的错误毛病，断章取义啊，以偏概全啊，双重标准啊，自相矛盾啊，先定结论再搜罗证据以附会啊等等。当持有和我们不同观点的人犯下这些毛病时，在我们眼里可以显得格外显眼刺目，我们可以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毛病挑出来，然后得意的加以讽刺嘲笑挖苦，然而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会犯下这些毛病。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相信自己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个理智的人也必然会清醒的知道，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都会因为思维定势，信息不完全，情绪化的作用，等等因素导致自己得出的论断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终极的完全的真理的。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可以一个个列举出来，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还是现代的，古代的，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符合那种绝对客观公正理性审慎的标准，那样的历史学家在地球上从来不存在，每个人对历史的评价总会受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个人偏好的左右
每个人因为人生经历的不同，所接受到知识的不同，看待问题所选取的立足点的不同，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不同，以及大脑生理上的个体差异，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喜恶，有着自己的爱憎，有着自己的偏好也有着受周围的环境熏染以及人生的经历磨练而逐渐形成的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倾向性，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客观理智冷静的判断分析，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可能是情绪冲动左右了我们的理智。
就以我自己而论，我必须承认，看待历史我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我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历史人物。有些历史人物，我喜欢并且尊敬；有些历史人物，我同情并且理解；再有些历史人物，我憎恨并且厌恶。可能在自己思想的不同阶段，自己知识增长的不同阶段。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甚至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憎恨厌恶的，现在可能同情理解；原先敬仰崇拜的，现在反而成了厌恶的对象。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的时候，带着感情色彩，这点本身却从来没有变化。《明亡》一文谈的是明朝，明朝的皇帝，明朝的历史，我在前面一直说，要对这些包括皇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要有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能把他们看成异类，不能一味的抨击挖苦责骂。但扪心自问一下，如果现在谈论的是清朝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我又会什么态度呢？客观的说，我是不会再提倡什么宽容和理解的，相反抨击的越猛烈，嘲笑的越淋漓，挖苦的越刻薄，我就会越痛快。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当，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双重标准。相反会认为这样本身就是最大的理解，这本身就是清朝的那些人物应该受到的待遇。我现在这么陈述，本身也坚信这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从这些成见出发去知人论世，去评价历史，臧否古今。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否认这一点，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成见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它所指向的结论，也未必就完全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智能的一个优越性，它能提高人的思维速度，提高思维效率，在最快的时间内，让人明确的指向一个结论，而省却按部就班的步骤。而这一点，本身是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不可缺少，甚至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与其刻意回避成见，回避各种倾向性情绪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人思维的干扰，不如正视它们的作用。成见能够让我们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思维快速的指向某个论断，但本身却不能提供这个论断充分翔实的证明。只有正视成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论证成见的过程中，也能看到那些可能否定成见的事实和证据，并对它们的意义作更深入的思考，或者更坚定自己的成见，或者产生怀疑并且不排除得到与原先成见相反的论断，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驾驭成见，更好的利用成见，而不是让自己变为成见的奴隶，这应该说是每个想让自己的思维更接近真理，而不仅仅满足于躺在自己和别人编织的教条上悠闲度日的人所趋向的目标。但这只能作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不能成为对别人的说教。因为成见本身并不能成为罪状，当你觉得别人的成见不够公正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成见导致的认识。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具体的指出别人的论证逻辑上有什么错误，事实上有什么错误，用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别人的成见是偏见。至于笼统的指责别人有成见，或者要求别人没有成见，这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往往幻想着有一个人能绝对的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且最后得出得观点结论还能与自己的观点大致吻合，然而这不过是虚悬的极境空想，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实现的必要性。
成见能让我们迅速的达到结论，但也让我们容易陷入谬误的迷宫而不能自拔，更好的应对成见的办法，并不是设立一个悬浮在虚无缥缈，无可捉摸也无从验证的所谓绝对客观公正的境地，割断七情六欲，抹去喜怒爱憎，放弃固有的知识经验，取消个人的立场和思维，让人们的头脑向这个虚无的境地靠拢汇合，最后达到千百万个头脑如同一个头脑，千百万人的声音就是一个声音。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无论这最后达到的一个头脑，一个声音，如何完美符合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标准；如何不搀杂一丝一毫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见；如何严格的遵循从事实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一个事先完全没有预定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不必强求也不应该强求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评价历史的观点都如出一辙，都一样的平和公正。更好的应对偏见的办法是让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成见有更多的交流，争论，碰撞的机会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观点的多元化，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人们的思想自然能更逼近对真理的认识。真正的客观公正，只有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有平等的机会，充分的空间交流和争鸣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比过多说教，要求人们变得多么公正，要有效得多，也实际得多。
我没有资格断言我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对历史的解读，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到什么样的程度。但这些都有我自己真切的独立思考在内，而非人云亦云，有许多地方是和传统观点针锋相对，截然对立的。无论阅读的人最后是否接受我的观点，但我想仅仅从提供一种思维的视角，增加一点对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促进观点多元化说，这文章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打破一种观点垄断人们头脑的局面，至少不同的成见多一点碰撞的机会，也从而为人们的认识更逼近真相做一点微末的贡献。
最后解释一下文章标题里说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含义。人类的政治制度从诞生开始到现在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虽然有种种起伏波澜，但总体的进步大趋势却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更广泛化，更平等化。即便是貌似截然对立的两种现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人的嘴里是自由主义），用来招徕人心的这种政治进步的标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我基于自己对宋代明代政治现实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比同期的西方更符合现代所公认的这种进步的标准。但这种进步脱节于当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所以可以称之为超前。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在应该退这一步却没有退的时候，这就可以称之为超前。我的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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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车别
没有不灭的朝代，明朝也不例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亡了不奇，不亡才可怪。许多人的意思，奇怪的事情才应该卖力去探究原因，一个朝代的灭亡，本理所当然。真要说原因，也不过是皇帝残暴无能，社会腐败，如此而已。这解释如同万能灵药，无往不利。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
满意自然可以满意，但这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人总是要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分析其死亡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不去研究死亡的内在机制。原因也好，机制也好，都应该经过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并非草率的凭借想当然就可以认定。朝代的灭亡也同样如此！
对那些越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疑问、进行分析、解释原因，对我们认识的深化，价值也越大！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物体为什么朝地上落，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余，因为这本就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在聪明人那里，一定会被当成伪问题，取消其存在意义，问这些问题的人也会被当作傻瓜对待。如果有一天东西朝天上飞，才应该问为什么。但事实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有了万有引力理论。
历史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但有些根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不满足于泛泛的解释，不用所谓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麻痹思维，于不疑处见可疑，于不奇处见可奇，对那些深入人心习以为常金科玉律的结论，不妨抱着更谨慎的态度来审视对待，无论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能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更接近于真理一些。
把明朝的灭亡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看来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在这似乎违背许多人常识地结论背后，却自有其道理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比把问题归咎于皇帝无能残暴，社会腐败的论断有着更多事实上的根据。
论证明亡原因本身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来为万历和崇祯辩白。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古人的名誉或许并不值钱，更何况只是区区两个皇帝。但在我看来，若只把古人当工具利用，视一时需要与否来决定臧否毁誉，而不付出相应的感情，不给予平等尊重，那也终究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而成一死水塘。对古人的名誉能慎重还是尽量慎重，付出这点篇幅去讨论也是应该的。
某种程度上，明朝灭亡的原因只是一条线索，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灭亡原因本身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更合理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对活着的人，我们时刻被教育着应该保持雍容有礼，谦让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对那些死掉的古人，似乎任何的讽刺挖苦嘲笑都无所谓，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俏皮睿智深刻的表现。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活人可以反击，若稍有不逊，要惹来麻烦；古人已死，不必再担心从地下爬起来有什么异议，自然少了许多忌惮。但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的历史思维方式把历史人物隔离化异类化的结果。
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乃至看到的各种书籍涉及中国历史的，几乎都是各种标签漫天飞舞，这些标签在长期定向灌输熏陶之下几乎无一例外是能够引起我们善恶判断，是非判断的条件反射。地主阶级、地主头子、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儒家思想，小农意识，东方专制、皇帝的淫威，官僚奴才的效忠，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格子网络，以封装在其内固有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固化在这套标签体系之内，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似乎也在这些标签之下得到了最廉价的解释。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官僚大臣们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或者用西方话语来说，皇帝是东方专制独裁的体现者，文官大臣都是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奴才。信奉儒家思想的文官士大夫都是迂腐僵化保守的，所以重农抑商，而皇帝尤其是朝代晚期的皇帝都是昏庸残暴的，官员都是腐败不堪的，所以逼迫农民造反，等等。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些标签中得到便宜的回答，封建思想的反动啊，儒家思想的保守啊，小农思想的狭隘啊，东方专制的扼杀活力啊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隔膜的，是另类的，某个标签就指向某种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这个机器遵循着封装在标签内的某种固定逻辑。我们审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审视的似乎并非是自己同类的活动，而仅仅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机器的活动。又如同历史成了一个正角，奸角，丑角都已经安排好指定好的戏剧，成了一个个脸谱活动的舞台。
正如对舞台上的奸角，丑角尽情的挖苦，辛辣的讽刺，猛烈的抨击不仅可以博得喝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歉疚不安反而心情愉悦一样，正因为历史人物被隔离化异类化，所以对历史人物肆无忌惮的居高临下的挖苦嘲笑讽刺，不仅是因为不必担心死人的回击，也是因为这是内心道德感的宣泄，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快感。
马克.布罗赫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p105
而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并不理解历史，我们或许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历史事件，了解一些虚实掺杂的古人事迹。某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某个朝代实行过什么政策，某人说过什么，有过什么行为，这些我们或许都知道一些。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会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行为？我们真的知道么？或许知道的只是因为皇帝残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官僚愚昧，所以会实现某项政策，因为保守力量太强大，所以某个改革会失败，因为儒家思想反动，所以会有某人的言论行为。
残暴、愚昧、保守、反动这些词汇如同隔离电网一样，把历史和古人隔离进了麻风病院或关押野兽的铁笼。
钱穆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
而把历史当成戏剧赏鉴，把古人当成愚昧或反动的怪物看待，正是戕害了历史的生命，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把历史看成角色分配好的脸谱化戏剧，结果只能是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现实。一个现实的恶棍看戏剧，也会被痛恨戏剧里的坏蛋，但并不妨碍他看完戏剧之后作恶。很简单因为脸谱化的戏剧阻断了他看到坏蛋作恶自我辩护的合理理由，而现实他作恶时候是会给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所以无法把自己与戏剧里的坏蛋对应起来。
而合理的情形，是即便痛恨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痛恨，即便憎恶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憎恶。正如我们自己的体验，做下某种错事，某件恶事，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反省的时候产生的对自己的痛恨一样。
许多人有嘲笑，抨击，讽刺，挖苦历史古人的癖好，当然这是每个人心性，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古人也有理可说，我们既然是现代的人，就当应该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古人，乃至批判古人，否则岂非枉为现代人，岂非对不起这流逝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的思想，现代观念应该是让你抨击，嘲笑古人更中要害，而不仅仅是堆彻一些抨击，嘲笑，挖苦的俏皮词汇
没有基本的理解，就算要抨击，要嘲笑，也不过是无力的抨击嘲笑
即使要批判荒谬，也必须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如果不能体会到合理，也无法真正批判其荒谬之处。正如你要反驳一个观点，就首先必须理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样你在反驳的时候才能给予这个观点要害致命一击。如果你不能站在支持某个观点的人的角度理解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真实理由，那么你也就根本不可能击中你所要反驳观点的要害所在。
更何况，对待历史，并非只有批判抨击一事，如果没有理解，则完全可能把原先应该赞扬的当作应该咒骂的对待，原先应该尊敬学习的，当作应该蔑视鄙夷的对待
所以，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政治标签，意识形态标签或道德标签，先不要急着去嘲笑历史人物的愚蠢迂腐昏庸或者急着去抨击历史人物的反动丑恶，而是先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揣摩一下，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如果只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同样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你是否能表现得更高明或者更高尚？历史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人，那种戏剧里自认为坏蛋或蠢货小丑的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几乎没有的，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动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理解之后，再来嘲笑挖苦抨击咒骂也未为晚也。
妨碍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因素是时间自大的心理。我所谓时间的自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完全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前进的，凡是历史上时间处于后来的社会，必定比时间上处于相对前面的社会要好，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历史完全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做着直线向前的运动，充其量只有速度快慢之分，没有迂回，没有曲折，更不存在暂时的倒退。
另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是铁定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历史不必假设，也不能假设，就是体现这种思维最著名的口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现实选择的进步道路就是唯一的进步道路，凡是偏离这条道路的，就是落后的表现。
对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的滥用，就是时间自大心理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一些西方的学者对此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如柯文说”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这批史家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二词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近代’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繁的时期）。甚至今日尽管这些词语的用法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学术著作中仍然颇为流行。很少人由于察觉到这些词语对历史研究可能为害甚烈而要求停止使用之”p54-55
“‘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写道：『‘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p90-91
柯文的说法当然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而以我的理解，“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个判断一定程度是适用于以往对明清关系的评价和研究上。在这里，所谓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就是，认定清代是明代的自然延续与发展，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更高阶段的延伸，然后拼凑史料迎合这个预定的结论，预先排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于是再根据这个结论，用清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来倒推明代，倒推的逻辑就是既然明代在时间上先于清代，那么自然在经济文化上还不如清。用清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麻木溃烂僵滞来倒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倒推的逻辑还是明代既然在时间上先予清代，那么清代的问题自然是明代种下的，如此确实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变化模式，其恶果就是导致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陷入误区。
时间的自大第二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许多人往往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模板为标尺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凡是符合西方发展道路的，则称为进步；不符合的，则一概贬低鄙斥为落后。
许多人言必称历史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的理解下，俨然成了历史宿命论的同义。，他们把历史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不仅进步本身是必然，就连实现进步的路径也成了必然，舍此一途，别无他路，任何偏离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路径，都被看成邪路，横加贬低，挖掘论证出其落后性，而所谓的标准路径其实就是西方路径。
而我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充其量也只能说人类的进步是必然，但具体实现进步的路径却是非必然，是存在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的选择，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迂回前进的可能，暂时倒退的可能，波浪起伏的可能。并且历史本身落实的可能并性非是唯一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必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因此对那些因为其他干扰而中断的文明道路，或制度演化，一概贬低，而要看到其本身也有合理的先进因素在内。
要更确切的理解这层意思，还应该引入对多元化，多样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必不可缺少的前提，生物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而周围环境变化对于生物本身来说是偶然，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没有生物的不断变异，不断衍生出丰富的多样性，那么环境的变化就注定会导致生物的灭绝。我们不能因为进化出的人类最后是这样的形态，就认为进化链条上与人类进化相隔距离远的生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看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就认为其他不作为人类食物或医药或其他间接直接用途的生物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实际上，在生物进化史，自然气候环境的一些随机变化就可能导致进化结果发生剧烈改变。
同样人类文明本身的进化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偶然随机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制因素的干扰，文明的多样性本身也是文明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因为最终是西方社会顺利步入了现代文明，并且影响了其他地区，就认为曾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制度，其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而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偶然随机因素的变动，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改变，就完全可能导致现代文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历史上非西方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西方的近代更高程度的边缘，只是某种原因中断了，如果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就有可能把原本先进的说成落后的。同样道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现代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也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使文明进一步演化。
其实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书中对多元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静止落后的文化，未必真是静止，而仅仅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 P30
并且还指出一个规律”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每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一种文化看成惰性的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这种表面上的不动性是否是由于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对其真实意义一无所知所致。因为价值标准有别于我们，这一文化是我们同一错觉的牺牲品。换言之，我们互不关心，仅仅因为我们不相像” P32-33
他最精彩的是这段指出宽容和多样性意义的话“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地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多样性使每个人有了相应的责任）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具体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朝历史的评价上，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民主程度评价。在一些人的思维里，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民主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民主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非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隋唐开端，然后发展到宋朝，再到明朝达到鼎盛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在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局限下最大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参加政府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把西方的模式，投票选举还有议会制度才当成民主，或者是更高等的民主呢？而实际上在科技不够发展，信息传递效率相当低下的情况，无论投票还是议会制度还有什么大宪章之类，所保证的也只是政治权力在上流社会，在大贵族大地主还有教会之间的分配而已，始终是寡头专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制度是走在西方前面而不是后面。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否定贬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思维误区。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阻碍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思维误区就是皇帝中心史观。许多人一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激烈批判皇权专制的人，但另一面在分析评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如果国家强大，政权有力，自然是皇帝出色；相反如果国家涣散，政权衰弱，自然就是皇帝昏庸无能。甚至有时候一些直接把他们对皇帝好坏的评价同社会发展好坏的评价挂起钩来。
当然我不否认皇帝个人在某些情况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把这种影响过于扩大，乃至普遍化，泛滥化究竟是否合适？很大程度上有些人潜意识里的皇帝中心史观是歪曲了对历史更本质的认识。
首先一个问题应该澄清，中国皇帝的权力究竟是否如一些人经常宣扬的那么巨大，那么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达到操纵决定社会每个角落的地步？提到中国古代皇帝，一些人往往把清代皇帝的权力想当然的推广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似乎就是如何独裁，如何专制，如何恣情纵欲。但真正具体考察一下历史，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专制随心所欲的皇帝，在中国古代是极少数。除了开国皇帝和朝代早期的两三个皇帝能算得上独操权柄（其实即便他们也要受到种种约束），中期晚期的皇帝在国家大事基本上没有多少独立的权力，甚至他们的私事也远非随心所欲，更不必说大量实际上沦为傀儡的皇帝。汉唐是如此，至于宋明，主要的行政权力更是控制在文官集团手中（这在我正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而即便是开国的那些皇帝，他们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独裁专制，其本质也是建立在军事管制的基础之上，和他们的皇帝身份和君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西方近代乃至现代军事独裁专政也是不乏其例，这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体的状态决定的，而并非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所能说了算的。
我觉得有必要打破那种国家如何强有力，皇帝就一定如何出色，国家如何软弱涣散，皇帝就一定如何昏庸的习惯思维套路，这有助于我们把思维聚焦在那些更能说明历史演进真相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只以个人因素来解释历史。
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盛衰本质上是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商业力量互相消长的结果。.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段也是皇帝的个人因素影响最大的时期。开国皇帝在和敌对力量作战以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中在军队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个人对军队的号召力影响力威慑力是维持统治的关键。
而随着皇帝的更替，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因为军事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逐渐消隐，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而到朝代晚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或者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皇帝个人能力出色，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权有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有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朝代晚期，即便一个皇帝本身素质再高，能力再卓越，也难以改变整个政权的下坠趋势。甚至就算把当年依靠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扭转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环境不同，所能依靠的力量也不同，受到的制约更不同。白手起家，一开始就是完全处在军事战争状态的下领导者，他需要遵守的法则就是军事暴力的法则，遇到经济问题，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遇到政治问题，他同样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束缚手脚，没有那么多忌惮顾虑去让他犹豫不决，也没有那么其他势力的牵掣。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去保护去委曲求全。
然而处于朝代晚期的皇帝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运转了百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行政管理系统，整个政府的运行，国家的资源的调用依靠的也早就不是军事手段，而是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制度的惯性。皇帝想动用军队么？好的，但是军队需要军费，军费从哪里来，必须从国家税收来，而税收征调必须经过整个文官系统控制的政府。税收财政出了问题，你皇帝再有才能品德再高尚也没有办法。如果直接绕开政府，让军队自己筹集军费，那么军队还会受你皇帝控制么？如果再彻底一点，抛开整个政府系统乃至现有的军事系统，再白手起家，皇帝建立自己带出来的军队，建立自己在军队中的直接人际网络关系，然后再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进行直接军事管制，那问题是要克服多少的道德顾虑，思想顾虑，要触犯多少既得利益者？？
开国皇帝之所以白手起家，大部分情况下，本身就是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而非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环境已经逼迫得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多抛弃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太多沉重得包袱，而朝代晚期的皇帝却并非如此。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夹杂在一起的局面，他们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利用这些资源的条件就是他要遵守已经形成了固定规则，他不能违反这些规则，为了突破这些规则，完全放弃现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决断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朝代晚期的皇帝想要真正扭转政权衰弱的趋势，需要得不仅是和开国皇帝一样高的军事能力，领导能力，还需要更大的魄力，更深的政治洞察力。而这样的人恐怕只能到神话里去寻找，更不可能是与民间隔绝的皇宫高墙下所能培养出来的。
一个政权的状态，一个时代的局面，是在众多巨大的力量合力之下造就的，过度聚焦于皇帝的个人作用，也就必然忽视了造就一个时代状况那些巨大合力的真正根源。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篇幅解脱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对明末局面的责任。我希望打破一种偏见，认为国家政权局势恶化，就一定是皇帝能力或道德糟糕，事实表明，未必如此。
当然为古代的皇帝辩护，不过是还原皇帝的真面目，不必把皇帝妖魔化，怪物化，但决不是说认为现代社会皇帝或者和皇帝类似的角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马克思赞扬过奴隶社会（尽管我对这个概念有疑问）的进步作用，赞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作用，但恰恰他本人对奴隶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相当猛烈的。所以站在现代人思维的高度批判一个对象，与给这个对象历史上的正面的评价或者公正的判断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写到这里，也应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一下。我上面似乎似乎都是在分析设想别人已经犯的或者可能犯的种种偏见种种错误和可能的思维误区。不可否认，我之所以要写这些文章，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前人对万历，崇祯两位皇帝的指责，以及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存在许多偏见谬误，正因为如此，驳斥了许多，并且想表达一些自己认为更正确的观点。
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未必真的是正确。我认为别人是偏见谬误，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同样也会认为我是偏见谬误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更容易看到别人犯下的错误毛病，断章取义啊，以偏概全啊，双重标准啊，自相矛盾啊，先定结论再搜罗证据以附会啊等等。当持有和我们不同观点的人犯下这些毛病时，在我们眼里可以显得格外显眼刺目，我们可以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毛病挑出来，然后得意的加以讽刺嘲笑挖苦，然而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会犯下这些毛病。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相信自己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个理智的人也必然会清醒的知道，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都会因为思维定势，信息不完全，情绪化的作用，等等因素导致自己得出的论断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终极的完全的真理的。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可以一个个列举出来，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还是现代的，古代的，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符合那种绝对客观公正理性审慎的标准，那样的历史学家在地球上从来不存在，每个人对历史的评价总会受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个人偏好的左右
每个人因为人生经历的不同，所接受到知识的不同，看待问题所选取的立足点的不同，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不同，以及大脑生理上的个体差异，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喜恶，有着自己的爱憎，有着自己的偏好也有着受周围的环境熏染以及人生的经历磨练而逐渐形成的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倾向性，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客观理智冷静的判断分析，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可能是情绪冲动左右了我们的理智。
就以我自己而论，我必须承认，看待历史我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我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历史人物。有些历史人物，我喜欢并且尊敬；有些历史人物，我同情并且理解；再有些历史人物，我憎恨并且厌恶。可能在自己思想的不同阶段，自己知识增长的不同阶段。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甚至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憎恨厌恶的，现在可能同情理解；原先敬仰崇拜的，现在反而成了厌恶的对象。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的时候，带着感情色彩，这点本身却从来没有变化。《明亡》一文谈的是明朝，明朝的皇帝，明朝的历史，我在前面一直说，要对这些包括皇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要有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能把他们看成异类，不能一味的抨击挖苦责骂。但扪心自问一下，如果现在谈论的是清朝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我又会什么态度呢？客观的说，我是不会再提倡什么宽容和理解的，相反抨击的越猛烈，嘲笑的越淋漓，挖苦的越刻薄，我就会越痛快。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当，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双重标准。相反会认为这样本身就是最大的理解，这本身就是清朝的那些人物应该受到的待遇。我现在这么陈述，本身也坚信这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从这些成见出发去知人论世，去评价历史，臧否古今。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否认这一点，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成见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它所指向的结论，也未必就完全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智能的一个优越性，它能提高人的思维速度，提高思维效率，在最快的时间内，让人明确的指向一个结论，而省却按部就班的步骤。而这一点，本身是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不可缺少，甚至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与其刻意回避成见，回避各种倾向性情绪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人思维的干扰，不如正视它们的作用。成见能够让我们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思维快速的指向某个论断，但本身却不能提供这个论断充分翔实的证明。只有正视成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论证成见的过程中，也能看到那些可能否定成见的事实和证据，并对它们的意义作更深入的思考，或者更坚定自己的成见，或者产生怀疑并且不排除得到与原先成见相反的论断，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驾驭成见，更好的利用成见，而不是让自己变为成见的奴隶，这应该说是每个想让自己的思维更接近真理，而不仅仅满足于躺在自己和别人编织的教条上悠闲度日的人所趋向的目标。但这只能作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不能成为对别人的说教。因为成见本身并不能成为罪状，当你觉得别人的成见不够公正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成见导致的认识。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具体的指出别人的论证逻辑上有什么错误，事实上有什么错误，用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别人的成见是偏见。至于笼统的指责别人有成见，或者要求别人没有成见，这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往往幻想着有一个人能绝对的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且最后得出得观点结论还能与自己的观点大致吻合，然而这不过是虚悬的极境空想，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实现的必要性。
成见能让我们迅速的达到结论，但也让我们容易陷入谬误的迷宫而不能自拔，更好的应对成见的办法，并不是设立一个悬浮在虚无缥缈，无可捉摸也无从验证的所谓绝对客观公正的境地，割断七情六欲，抹去喜怒爱憎，放弃固有的知识经验，取消个人的立场和思维，让人们的头脑向这个虚无的境地靠拢汇合，最后达到千百万个头脑如同一个头脑，千百万人的声音就是一个声音。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无论这最后达到的一个头脑，一个声音，如何完美符合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标准；如何不搀杂一丝一毫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见；如何严格的遵循从事实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一个事先完全没有预定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不必强求也不应该强求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评价历史的观点都如出一辙，都一样的平和公正。更好的应对偏见的办法是让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成见有更多的交流，争论，碰撞的机会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观点的多元化，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人们的思想自然能更逼近对真理的认识。真正的客观公正，只有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有平等的机会，充分的空间交流和争鸣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比过多说教，要求人们变得多么公正，要有效得多，也实际得多。
我没有资格断言我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对历史的解读，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到什么样的程度。但这些都有我自己真切的独立思考在内，而非人云亦云，有许多地方是和传统观点针锋相对，截然对立的。无论阅读的人最后是否接受我的观点，但我想仅仅从提供一种思维的视角，增加一点对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促进观点多元化说，这文章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打破一种观点垄断人们头脑的局面，至少不同的成见多一点碰撞的机会，也从而为人们的认识更逼近真相做一点微末的贡献。
最后解释一下文章标题里说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含义。人类的政治制度从诞生开始到现在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虽然有种种起伏波澜，但总体的进步大趋势却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更广泛化，更平等化。即便是貌似截然对立的两种现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人的嘴里是自由主义），用来招徕人心的这种政治进步的标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我基于自己对宋代明代政治现实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比同期的西方更符合现代所公认的这种进步的标准。但这种进步脱节于当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所以可以称之为超前。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在应该退这一步却没有退的时候，这就可以称之为超前。我的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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