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关于康熙
一、关于康熙的仁爱
阎崇年教授对康熙赞颂有加，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些赞颂是言过其实了，比如阎教授说“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
但康熙统治期间的一些事实似乎并不能与这种说法吻合。
1、继续执行沿海迁界十几年，并且期间有所强化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迁界在康熙时期的强化，沿海迁界造成的惨重后果前面已经部分叙述。这一政策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说开头几年，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以及其间的一些强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能够允许这样残酷的政策继续存在了十几年并且还一度采取措施进行强化的人，说他是仁爱，这似乎令人难以接受
沿海迁界区的修筑界墙是从康熙统治下进行的，可以看顾诚的相关记述“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1]
推行过这样一种政策的皇帝，不称之为暴虐也就罢了，称为仁爱终究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2、平定三藩时候对平民的屠杀
另外康熙平定三藩时候，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这里不必长篇大论，就引两则相关史料也可见一斑。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2]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3]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清军镇压吴三桂反抗，荡平四川云南了。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个时期四川人口的损失，平民的死亡显然和清军是脱不了干系的。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联系到清军一向有屠杀平民的传统，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员也不会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这类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以什么理由作为借口，如果一个皇帝手下的军队有大肆屠杀平民的行径，那么这样的皇帝再将其称为仁爱，那也是很不妥当了吧。
再来说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3、文字狱朱方旦案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5]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6]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7]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4、陈四案和康熙时期的社会控制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8]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1]顾诚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071页到1072页
[2]路遇 滕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第759页
《清史稿》[3]卷二百七十四 《列传六十一》
[4]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第43页
[5]《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9页
[6]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 1999年1月第一版，第36到37页
[7]《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8]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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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3日 星期四
阎崇年赞扬的康熙的尊重科学精神（二） (2008-10-09 12:35:31)
再来看阎教授把中国科技在清朝的落后以及与西方科技交流的中断，说成是“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这符合事实么？
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 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①]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 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 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②]。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 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③]
再回过头来看阎教授的观点，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因为其他中国人都对科学不感兴趣，唯独只有康熙和他的少数大臣感兴趣，所以导致落后。
事实上我们从利马窦到明代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中，能看到阎教授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果一些人想像对科技排斥，相反有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浓厚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超过了其他方面。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研究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许多士大夫都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都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抱着积极态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出现讲求西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了东林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等等。
从当时一些人的言论也可以看明代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包容态度和博大心胸。
如瞿式榖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④]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他在反对万历矿税的斗争中也算急先锋，尽管在我看来起的作用并不好）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⑤]
此外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经被崇祯皇帝接见，后来又曾数次被邀请进入南明政府内阁但拒绝后来死于抗清斗争的方以智，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小识》中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有他自己的积累和研究创见，也有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科技知识。
不仅方以智在科技和批判吸收西学知识方面卓有成就，他的几个儿子也多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如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他二十七岁就完成巨著《数度衍》，涉及古今中外知识，“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有人称为“数学大全”。在书中还论及了“对数”，是我国探讨“对数”第一人。
再有如熊明遇，在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是作为崇祯频繁更换大臣的一条罪状。他曾经担任过崇祯时期兵部尚书，被撤换后又“荐起南京兵部尚书”，也是有名的高官了。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台湾学者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⑥]。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此外徐光启之类的知名人物都不必一一列举，应该注意的是如冯应京，叶向高，方以智，熊明遇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相当大的最主流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徐光启这样的了。明末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热情，绝非是仅仅局限于一隅，两三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明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而非宗教，所以尽管来明传教士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最直接的目的，但结果却不得不以传播科学为立足手段，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宗教上仍旧进展甚微。值得深思的是，明亡后进入清朝，却呈现相反的态势。《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⑦]一书本意想赞颂清朝的功绩，但却反而用事实表明了在清朝科学交流的淡化，而宗教势力反蓬勃发展，他们自己说“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席泽宗院士说“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从席泽宗院士叙述的这些事实以及明朝情形的对比来看，我以为阎崇年教授刻意推脱康熙在阻碍中西方科技交流，以及中国在清朝统治内科技衰落的责任是不太妥当的。
[①]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②] 谢国桢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③] [③]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④]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⑤]同上
[⑥]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第19页
[⑦]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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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 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①]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 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 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②]。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 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③]
再回过头来看阎教授的观点，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因为其他中国人都对科学不感兴趣，唯独只有康熙和他的少数大臣感兴趣，所以导致落后。
事实上我们从利马窦到明代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中，能看到阎教授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果一些人想像对科技排斥，相反有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浓厚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超过了其他方面。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研究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许多士大夫都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都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抱着积极态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出现讲求西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了东林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等等。
从当时一些人的言论也可以看明代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包容态度和博大心胸。
如瞿式榖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④]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他在反对万历矿税的斗争中也算急先锋，尽管在我看来起的作用并不好）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⑤]
此外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经被崇祯皇帝接见，后来又曾数次被邀请进入南明政府内阁但拒绝后来死于抗清斗争的方以智，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小识》中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有他自己的积累和研究创见，也有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科技知识。
不仅方以智在科技和批判吸收西学知识方面卓有成就，他的几个儿子也多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如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他二十七岁就完成巨著《数度衍》，涉及古今中外知识，“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有人称为“数学大全”。在书中还论及了“对数”，是我国探讨“对数”第一人。
再有如熊明遇，在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是作为崇祯频繁更换大臣的一条罪状。他曾经担任过崇祯时期兵部尚书，被撤换后又“荐起南京兵部尚书”，也是有名的高官了。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台湾学者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⑥]。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此外徐光启之类的知名人物都不必一一列举，应该注意的是如冯应京，叶向高，方以智，熊明遇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相当大的最主流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徐光启这样的了。明末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热情，绝非是仅仅局限于一隅，两三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明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而非宗教，所以尽管来明传教士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最直接的目的，但结果却不得不以传播科学为立足手段，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宗教上仍旧进展甚微。值得深思的是，明亡后进入清朝，却呈现相反的态势。《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⑦]一书本意想赞颂清朝的功绩，但却反而用事实表明了在清朝科学交流的淡化，而宗教势力反蓬勃发展，他们自己说“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席泽宗院士说“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从席泽宗院士叙述的这些事实以及明朝情形的对比来看，我以为阎崇年教授刻意推脱康熙在阻碍中西方科技交流，以及中国在清朝统治内科技衰落的责任是不太妥当的。
[①]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②] 谢国桢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③] [③]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④]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⑤]同上
[⑥]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第19页
[⑦]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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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5日 星期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0:50:58 2008)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
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
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
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
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
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
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
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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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
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
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
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
法术的意义多。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
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
。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
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
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
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
，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
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
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
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
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
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
，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
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
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
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
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
，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
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
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
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
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
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
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
章，就不成为诏书。
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
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
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
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
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
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
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
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
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
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
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
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
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
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
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
，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
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
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
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
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
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
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
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
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
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
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
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
，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
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
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
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
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
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
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
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
（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
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
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
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
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
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
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
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
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
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
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
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
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
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
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
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
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
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
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邹容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
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 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
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
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
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
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
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
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
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
已不须再分说。
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
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
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
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
，在下始轮到中国人。
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
古与西藏。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
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
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
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
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
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
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
用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
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
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
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
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
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
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
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
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
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
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
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
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
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
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
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
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
帝不可了。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
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
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
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
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
啊。
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
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
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
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
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
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
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
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
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
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
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
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
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
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
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
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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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2:01:31 2008), 转信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文人无行的典范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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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BBS 未名空间站 海外: mitbbs.com 中国: mitbbs.cn·[FROM: 71.113.]
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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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0:59:37 2008)
这是百度百科里面的钱穆词条,评价相当不错.
要是有不同看法,为何不去编辑一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
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
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
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
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
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
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
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
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
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
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编辑本段生平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
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
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
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
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
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
。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
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
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
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
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
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
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
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
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
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
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
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
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
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
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
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
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
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
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
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
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
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
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
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
“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
‘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
，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
，“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
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
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
，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
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
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
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
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
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
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
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
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
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
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
、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
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
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
，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
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
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
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
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
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
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
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
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
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
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
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
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
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
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
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
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
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
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
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
，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
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
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
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
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
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
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
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
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
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
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
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
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
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
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
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
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
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
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
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
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
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
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
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
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
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定居宝岛 魂归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
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
。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
。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
《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
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
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
，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
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逢此时，
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
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
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
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
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
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
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
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
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
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
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
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
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
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
、《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
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
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
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
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
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
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
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
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
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
。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
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
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
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
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
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
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
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
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
”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
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
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
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
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
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
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
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
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
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
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
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
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
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编辑本段逸事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
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
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
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
》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
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
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
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
，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
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
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
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
士。”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
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
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
寓所。
编辑本段年表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
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
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著述年表
一九一八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一九一九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一九二五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一九二六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一九二九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一九三O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一九三一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一九三二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一九三五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一九三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一九四五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一九四八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一九四九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一九五O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一九五一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一九五二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一九五三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一九五四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一九五五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一九五七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一九五八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一九六O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一九六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一九六二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一九六三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一九六八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一九六九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一九七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一九七一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一九七三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一九七四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一九七五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一九七六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一九七七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一九七九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一九八一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二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一九八三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一九八四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七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一九八九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一九九四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
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编辑本段钱穆研究部分重要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
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
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
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编辑本段外部链接
钱穆故居：http://www2.scu.edu.tw/chienmu/
钱穆视频：http://tieba.baidu.com/f?kz=2856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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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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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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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eller (yy),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4:52 2008), 转信
吐啊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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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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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39:30 2008)
指出某学者在人品上的问题, 借而一耙子将其纯学术观点打倒?
不段有人揭露郭抹若的人品问题, 却无法忽视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不段有人揭露牛顿,
爱因斯坦的劣迹,却无损其在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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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t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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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58:18 2008), 转信
问题就在这里
你都看出来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结果老钱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
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
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你说老钱评的政治得失，你还敢信吗
人蠢不要紧，蠢到钱穆那种份上还好为人师的，那就不多了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
: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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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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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5 00:52:25 2008), 转信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人可以有骨，也可以无骨
郭沫若写得诗词这个样子，他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考古的成就就能够否认了吗？
我不说钱穆无骨，只是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把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分开
标 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0:50:58 2008)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
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
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
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
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
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
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
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
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
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
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
法术的意义多。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
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
。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
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
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
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
，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
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
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
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
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
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
，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
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
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
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
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
，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
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
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
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
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
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
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
章，就不成为诏书。
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
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
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
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
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
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
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
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
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
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
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
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
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
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
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
，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
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
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
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
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
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
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
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
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
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
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
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
，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
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
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
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
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
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
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
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
（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
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
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
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
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
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
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
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
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
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
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
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
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
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
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
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
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
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
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邹容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
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 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
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
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
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
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
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
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
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
已不须再分说。
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
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
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
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
，在下始轮到中国人。
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
古与西藏。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
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
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
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
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
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
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
用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
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
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
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
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
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
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
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
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
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
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
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
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
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
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
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
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
帝不可了。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
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
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
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
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
啊。
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
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
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
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
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
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
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
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
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
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
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
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
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
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
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
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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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2:01:31 2008), 转信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文人无行的典范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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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0:59:37 2008)
这是百度百科里面的钱穆词条,评价相当不错.
要是有不同看法,为何不去编辑一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
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
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
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
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
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
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
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
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
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
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编辑本段生平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
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
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
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
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
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
。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
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
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
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
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
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
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
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
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
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
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
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
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
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
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
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
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
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
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
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
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
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
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
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
“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
‘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
，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
，“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
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
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
，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
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
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
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
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
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
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
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
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
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
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
、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
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
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
，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
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
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
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
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
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
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
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
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
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
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
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
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
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
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
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
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
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
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
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
，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
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
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
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
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
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
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
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
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
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
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
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
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
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
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
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
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
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
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
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
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
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
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
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
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
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定居宝岛 魂归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
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
。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
。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
《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
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
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
，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
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逢此时，
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
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
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
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
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
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
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
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
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
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
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
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
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
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
、《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
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
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
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
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
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
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
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
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
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
。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
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
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
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
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
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
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
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
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
”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
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
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
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
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
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
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
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
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
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
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
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
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
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编辑本段逸事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
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
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
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
》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
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
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
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
，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
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
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
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
士。”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
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
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
寓所。
编辑本段年表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
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
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著述年表
一九一八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一九一九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一九二五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一九二六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一九二九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一九三O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一九三一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一九三二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一九三五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一九三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一九四五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一九四八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一九四九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一九五O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一九五一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一九五二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一九五三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一九五四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一九五五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一九五七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一九五八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一九六O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一九六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一九六二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一九六三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一九六八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一九六九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一九七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一九七一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一九七三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一九七四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一九七五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一九七六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一九七七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一九七九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一九八一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二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一九八三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一九八四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七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一九八九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一九九四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
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编辑本段钱穆研究部分重要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
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
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
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编辑本段外部链接
钱穆故居：http://www2.scu.edu.tw/chienmu/
钱穆视频：http://tieba.baidu.com/f?kz=2856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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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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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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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eller (yy),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4:52 2008), 转信
吐啊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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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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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39:30 2008)
指出某学者在人品上的问题, 借而一耙子将其纯学术观点打倒?
不段有人揭露郭抹若的人品问题, 却无法忽视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不段有人揭露牛顿,
爱因斯坦的劣迹,却无损其在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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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t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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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58:18 2008), 转信
问题就在这里
你都看出来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结果老钱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
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
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你说老钱评的政治得失，你还敢信吗
人蠢不要紧，蠢到钱穆那种份上还好为人师的，那就不多了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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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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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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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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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5 00:52:25 2008), 转信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人可以有骨，也可以无骨
郭沫若写得诗词这个样子，他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考古的成就就能够否认了吗？
我不说钱穆无骨，只是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把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分开
2008年9月14日 星期日
杜车别”强文《央视笑傲江湖歌曲和徐克烂片里《沧海一声笑》的对
先看央视笑傲江湖曲《天地作合》
莽莽苍苍 群山巍峨
日月光照 纷纭错落
丝竹共振 执节者歌
行云流水 用心无多
求大道以弭兵 凌万物而超脱
觅知音固难得 唯天地与作合
求大道以弭兵 凌万物而超脱
觅知音固难得 唯天地与作合
原文每句有兮字 ，有些人出于贬低的目的，说“以为加了几个‘兮’就是风雅了？”，说这是“用‘兮’推砌的歌词来说明此歌的古朴”
所以我特地去掉‘兮’字，很显然，丝毫也不影响这首歌本身表达的意境的高雅悠远，丝毫也不影响这首歌所传递出的美感
意思也都明白，境界依然还是那样清雅淡泊
看看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意思
求大道以弭兵]
这句和笑傲江湖中表达的抛弃江湖门派偏见纷争，舍弃那种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血腥争斗有力的进行了呼应，和刘正风、曲阳两人身为正派魔教两个重要人物，却能走到一起，成为知音，并甘愿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内容也紧密契合
而从字面上解释“求大道以弭兵”也是墨家的思想,墨家所解释的道中就包括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性进攻性的杀戮战争，根据鲁迅的考证墨家正是侠的祖宗。
[凌万物而超脱]
则表明人性的张扬,天地之间以人为贵，只有抛弃那种丑陋狭隘的偏见与争斗，不受各种陈规教条的束缚，求得大道，才能实现人性的张扬，才能做到“凌万物而超脱”
<文心雕龙>里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这就说明人是“性灵所钟”，与天地并立，“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凌万物而超脱”是回归本真的人所应该达到的境界
[觅知音固难得 唯天地与作合]
这个结尾则说要得到知音很困难，也只有天地作合，才能遇到一个知音，表达了对知音的珍惜和欣赏之情
刘正风和曲阳是知音,令狐冲和任盈盈是知音，能得到这样的知音,是天地与作合的结果
这首歌就是央视的笑傲江湖曲，可以说对整个笑傲江湖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点题的作用，真正透彻了表达笑傲江湖的意境与主旨，提升了原著的层次
接着来分析一下央视《笑傲江湖》的片尾曲
首先作为片尾曲，和剧中的笑傲江湖曲《天地作合》是两个概念，起到的作用当然也应该是不同的！
《天地作合》是点题，是说明这部电视剧的主旨和灵魂所在
而《片尾曲》，则是起到总结作用，也就是把整个笑傲江湖表达的故事，传递的信息和内容总结一下，概括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歌词
[传一曲天荒地老]
这一句是说整部故事的纲领是围绕片中的曲阳和刘正风弹奏的笑傲江湖曲进行的，这一句开宗明义，简洁而扼要，非常有力
[共一生水远山高]
这一句就是概括令狐冲和任盈盈之间的爱情，并且有力的和第一句呼应，而且尤其应该强调的是，这一句所传达的不仅仅是白头偕老的爱情，更表达了一种知己知音之间相伴相随的境界，又隐含这种关系具有高山流水一般高洁的气韵
[正义不倒]
这一句则紧密承接上面的意思，起到了补充作用，笑傲江湖曲也好，出身华山派的令狐冲和魔教的任盈盈相伴相从也好，是不是意味着主人公真的是非不分，没有正义感，只顾自己适情任性，逍遥自在，舒服快活去当山林隐士吗？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抛弃门派偏见，以及所谓正邪不两立的仇杀，本身就是正义的需要冲破了教条的束缚，令狐冲的心中也始终是把正义放在第一位，行为也是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比如他屡次坚决拒绝任我行要他加入魔教的要求都是这个的表现，
而笑傲江湖的整个故事也是表达了无论是岳不群和左冷蝉这些所谓的正派人士，还是任我行东方不败这些魔教的人，只要他们行为出于私欲违背了正义，就最终灭亡
所以“正义不倒”这句歌词又绝妙的对主题进行了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会盟天下英豪]
这句歌词则是具体的说了令狐冲的遭遇经历，他和大批江湖人士一起上少林寺救任盈盈，并在少林寺和各大派掌门相遇，并见证了三场比武已经是会盟天下英豪了，而在五岳并派的嵩山大会上，更是会盟天下英豪，
这短短六个字就概括了令狐冲在书中电视剧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经历，不能不佩服作词者深厚的功力，不仅如此令狐冲在整个故事中的经历实质上就是不断会盟天下英豪的经历，所以这一句其实又是把贯穿整个故事的令狐冲的经历概括了进去
[无招胜有招]
这句又是紧承上句，会盟天下英豪之后又怎么样，就是这句话“无招胜有招”，令狐冲没有什么机心，也没有什么贪婪欲望，争权夺利的野心，但却在会盟天下英豪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胜利，并最终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这句话不单说的是独孤九剑的招式，更重要的是表达整个故事传达的一种人生哲学
所以纵观整首片尾曲，非常有力的给笑傲江湖故事来了一个总结，把笑傲江湖的主题，人物经历，传达的人生哲学都概括了进去，这绝对是一首超一流水准的片尾曲，比什么沧海一声笑，这种离题万里，不着边际，庸俗不堪的歌强出一百万倍都不止
这首片尾曲是真正的融大俗与大雅为一体，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美的洗礼
接下来我们就对照分析一下香港徐克导演的庸俗不可耐的烂片《笑傲江湖》电影中的那首烂歌《沧海一声笑》
和央视的笑傲江湖曲一比，那首狗屁不通的沧海一声笑，词句之粗陋，格调之低下，意思之鄙猥，实在只能算发臭的腐肉而已
[沧海一声笑]
评点：在歌词里这么笑啊，哭这种词的乱用，正是一切滥俗歌词的通病，语言能力极端匮乏的表现
[滔滔两岸潮]
评点：真是自相矛盾，前面说是沧海，沧海是一望无边的，哪里的两岸，作者心胸狭隘，为了拼凑词句，以至闹这种笑话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评点：所以歌词里都这么直白的出现浮沉的字眼，作者心胸之中浮沉两字占据空间太大了，粗鄙之状毕露无遗
[苍天笑]
评点：前面是沧海笑，这里又来苍天笑，实在是不动脑筋的顺杆爬驴，想象力实在是欠缺。而且做作，苍天茫茫，会把人群自以为是的琐事放在心上，来给你笑，心胸之狭隘无以复加，市侩之心理表现也，
[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评点：说的是天知晓，可是人的关切之情真是溢于言表，装出不关心，内里却如蛆跗骨一般，这种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做作也确实符合一般市侩的特性
[江山笑
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
评点：作者真是类似小学生造句，只要在“笑”这个动词前不动脑筋的加上苍天沧海江山等名词就算完事，不仅是低能，而且狭隘自恋无知，也真是变本加厉，好象是被人点了笑腰穴，是不是快要笑断气了，剽窃苏轼也剽窃的不伦不类，什么叫做红尘，什么又叫做俗事，连总体欣赏这首歌的网友房梁上的狗尾草都说句子累赘，“红尘重了俗世，且意思含糊不清”！其实正是作者处处表现自己要脱俗，却处处表现骨子里的庸俗
[清风笑
竟惹寂寥
豪情还剩了]
评点：完了，还嫌不够，还怕别人不知道他用这个歌是来表达所谓的豪迈豪情，所以干脆在歌词里就写上了豪情，就差拉着别人的衣服，叫：“我是豪迈的，豪迈的”，一首歌能矫情做作到这个田地，也真是作者的修养低下的表现，只是佩服他也有脸拿出来发表
[一襟晚照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评点，这似乎是那些成天提心吊胆，在官场上钻营的官僚市侩的心态心照，忧虑自己前途，怕明天就完蛋了，就安慰自己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
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
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
苍生笑
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啦......
纵观整个歌词，除了那些不知道羞耻，强拉着沧海，苍天，江山来硬让他们“笑”这种做作粗俗到无以复加的废话假话无病呻吟的话的堆彻之外
歌词里还表达了什么意思？
最关键的似乎就是这么两句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大家看看这两句描绘是什么人的心态，典型那些市侩小人的心态，钻营投机者的心态，这种人既没有自己觉得可以为之献身，象玄奘取经，司马迁写史记，为一个事业或信念献身的精神，所以浮沉随浪，还一副冷漠的看客心态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也没有笑傲江湖中曲阳两人厌倦江湖仇杀纷争，决意离弃这种纷争虽死无悔的精神，所以歌词里还在关心谁负谁胜，问题只是他不知道谁负谁胜，所以说天知晓，也没有那种主动抗争的心理，所以说浮沉随浪，
有人却辩护说《个沧海一声笑》“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反复吟唱之下，一股浓浓的豪迈豁达之情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
我却认为这种豪迈是做作的豪迈，虚伪的豪迈，是装出来的豪迈，是内心空虚，色厉内荏的豪迈
真正发自内心的豪迈，不需要自做多情强拉着沧海、苍天、江山、清风、苍生来硬让他们陪着自己笑
民歌：“赤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风吹草地见牛羊”，豪迈不豪迈？但是可有半个“笑”字？
真正豪迈的人也不会做作的对这个笑，对那个笑，简直就成了卖笑之人，和豪迈根本不沾边！因为笑傲江湖里有个笑字，就在歌词里笑个不停，这只能认为词作者的思维相当皮相肤浅
真正豪迈者一言一行，平淡无奇中自然能见出豪迈气度来，用的着这么狂笑不停么？胡一刀算豪迈了，他会象做戏一样对着什么沧海、苍天，对着江山、清风而笑么？恰恰相反，越是豪迈之人，一样一行就越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绝少多余的废话，更不会有做作的表情，能歌能哭，能悲能喜，该平静就平静，该沉默就沉默，都出于肺腑之间！
李白算是豪迈的了，他的诗句里会用笑个不停来显示自己豪迈么？
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读这些诗，豪迈之情油然而生，可是这里有半个笑字吗？根本没有
因为这就是发自肺腑的感情，不可能象个神经病一样笑个不停
要靠东笑，西笑，上笑，下笑装出来的豪迈，都只能是内心空虚的表现，是皮笑肉不笑，是干笑，完全没有真情
再说到和人物和笑傲江湖主旨的关系，豪迈是笑傲江湖的主旨吗？豪迈或装出来的豪迈根本就不对！
要说豪迈，那任我行不豪迈么。向问天不豪迈？那笑傲江湖的主旨莫非就是在歌颂他们了？显然不对。
那个沧海一生笑，作为那些在商业社会官僚社会挣扎奋斗的市侩发泄情绪给自己提供精神胜利法渠道的歌曲倒是可以切题（难怪有感染力呢），但如果说是和什么“热爱自由不愿受束缚的精神相通”，那纯粹是胡说八道
确实有谁不热爱自由啊？谁愿意受别人束缚啊？有哪个人是天生愿意受别人管制，受别人束缚的？最卑微的市侩都梦想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吧
但问题是你追求自由，你要摆脱种种束缚，你就要有勇气来和束缚你的力量进行抗争，有勇气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牺牲
真正有自由精神的人，和没有自由精神的人，区别就在这里，而不是说什么有人喜欢自由，另外的人就天生喜欢受到管制
现在再来看看这个“沧海一声笑”的歌词
在大量的干笑之后，表达的主旨却是什么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这两句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关心谁负谁胜，但又觉得这个是天知晓，完全是一种市侩的无力感，对自己命运，或和自己相关的力量的命运毫无信心，至于“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更是那种任凭外界的力量摆布控制，而他自己只要随遇而安，今朝有酒今朝醉，得过且过的庸人哲学，市侩哲学！
哪里有半点敢于向命运抗争，敢于向操纵自己的外界力量抗争的自由精神
这种典型的庸人哲学，市侩哲学，孱头哲学，懦夫哲学居然成了和“热爱自由不愿受束缚的精神相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刘正风和曲阳信奉的是什么浮沉随浪，那他就应该和别人一样，不必为了抛弃门派偏见，不必为什么笑傲江湖曲，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不知这部片子有没有过度赞美李自成
清军入关与日寇侵华相似之处;1日本是大和族,清朝是建州女真,都属于异族入侵.2日本趁中国国共内战而侵入,清军趁明军与农民军内战而侵入.3 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共联合抗日,南明与农民军联合抗清.4国民政府与当时的明王朝都腐败无能,所以一败再败,被外族侵辱.5日本在南京杀了30万人,清军在扬州屠杀80万,江阴屠杀13万,嘉定三屠.6国民政府和南明最初首都都是南京,战败后国民党迁都重庆,南明迁都昆明.7日本扶植成立伪军,清朝成立汉军八旗.8日本在占领区实行日本化教育,清朝在占领区实行剃法等满化政策.9日本在七七事变前,占领东北,进攻热河,绥远,察哈尔,上海等地.清朝在入关前攻占明朝管辖的辽宁地区,五次入塞侵扰.10日军和清军都是先攻占北京再引军南下.11日本在1910年侵占朝鲜,而清朝在1637年打败朝鲜,使之成为附属国,除去了后顾之忧.
长河东流】明朝可以避免灭亡的十次机会
1， 嘉靖时代，兵部尚书夏言力主收复河套，反而被奸臣严嵩诬陷勾结蒙古意图谋反，遭嘉靖皇帝冤杀！
点评：明朝坚持文官带兵制度，兵部尚书多为毫不知兵的腐儒，难得还有夏言这样富有战略眼光者。当时蒙古内部分裂，互相攻杀，鞑靼部可汗主动请降，以河套草原为厚礼。明朝却把这天大的陷饼扔出了门外，实在是天下头号傻瓜。事实上，明朝后期与满清作战之所以不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马的河套草原在蒙古人手里，造成了明朝马匹奇缺，以步军为主的明军难以抵挡满清骑兵的冲击。而且满清也经常通过蒙古人的控制区域袭击北京。若河套草原在明朝手里，既可为军队提供大量马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队伍，又可以河套草原为基地，遏止满清对于蒙古草原的扩张，实为制约满清的一个重要棋子。可惜明朝却忙于内斗，弃重要战略要地于不顾，可悲可叹。
2， 张居正死后，其新政措施被彻底废除，张居正家人也被办罪！
点评：明朝后期，国家财政收入不过两千万两，加上“辽响”也不过三千万左右，还闹得民变四起。以明朝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却闹得国库入不敷出，实在是不应该。明朝税收最大的弊端，在于纳税最多的恰恰是最贫困的群体。如此荒唐的税收办法，百姓又怎能不造反。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质上就是按照个人财产进行徵税，平衡贫富差距，同时丈量土地，遏止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有八千多万，超过康干盛世的最高水准，万历九年时的国库存粮充盈，即使十年闹灾颗粒无收也足以支用，这一点连汉朝文景之治也不可及。可惜了万历皇帝这个败家子，张相国一死就倒行逆施，一条鞭法全部废除，税收改为竭泽而渔的政策，还闹的山东苏州接连发生民变。明朝后期国库的空虚，起义四起。祸根正在于此。假如明朝可以沿用张居正的财政政策，最起码国家内部可以保证稳定，明朝可以用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应对满清的入侵。如此雄厚的国力，何愁满清不灭。
3， 萨尔浒大战，明朝四路大军全军覆没，满清崛起。
点评：直到今天人们还搞不明白，十万对六万，用的也都是名将，咋就打不过努尔哈赤的六万女真人呢！其实明朝从一开战就注定了失败，国库空虚，拖欠军饷，战士士气低落，（万历皇帝的税收政策惹的祸），加上一个愚蠢的四路进兵的主意。汉武帝第一次打匈奴也是四路进兵，结果让匈奴来了个各个击破，李广全军覆没。从此再不敢分兵作战，果然打了一串胜仗。与游牧民族作战最忌分兵，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加之地形不熟，一旦遭敌偷袭各个击破，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远了。若明朝四路大军合力一处，那满清至多是骚扰一下明军而已，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此战即便无功也不至大败。四路进兵的荒唐主意正是杨镐出的，此人无德无能，仅靠巴结宦官得以高官。抗倭援朝战役他冲锋在后逃跑在前，白白葬送了蔚山战役大好战局，让岛津弘义从明军眼皮子底下逃走。偏偏万历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如此重大的战役又启用了这个脓包。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就曾质疑过此战法，可惜未被采纳。其实就算兵分四路也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推进得当，相互唿应，用兵谨慎，加上良将指挥，一样可以把女真人打入死地。明朝当时不缺良将，熊庭弼和孙承宗都是文武双全的将才，可万历皇帝偏偏放着不用。以至让努尔哈赤一战定干坤，从此和大明朝分庭抗礼。拖欠军饷，战法荒唐，用人不当，三项错误哪怕明朝少犯一个，此战也绝不会大败。满清也不会崛起，可惜，可惜。
4， 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满清两次进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明朝皇帝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朝鲜灭亡，成为满清藩属。
点评：大家都说万历皇帝煳涂，从此事看来，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更是愚蠢到家了。万历皇帝再煳涂，也还知道朝鲜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硬是不惜花七年时间把小鬼子打趴下。有人说明朝皇帝有骨气，看看这两个家伙的表现，是有骨气的作为吗？失朝鲜则失中国，你爷爷万历懂得，做孙子的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满清攻朝鲜用了近十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满洲人置于死地。当时的朝鲜还是打的很顽强的，几乎让满清陷入泥潭里。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当然，当时明朝刚经过宁远大战，需要巩固防线，就算辽东大军准备不足，明朝全国有200万军队，山东江苏还有明朝的水师，以明朝战船的航海能力，援救朝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辽东军坚守宁锦防线，调各地精锐水陆并进援助朝鲜，水师经鸭绿江断清朝十万大军后路，纵然不能得全胜，朝鲜也不至灭亡！丢了个朝鲜事小，但明朝的不作为算是彻底让人寒心，朝鲜战前，大部分蒙古部落还是站在明朝一边，朝鲜战后，几乎全都倒戈向了满清，结果是满清之后数次从蒙古地区入寇中原，打的明朝找不到北。更为严重的，朝鲜雄厚的资源更是给了清朝以支持。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可谓痛心疾首。 5， 天启末年，袁崇焕与满清议和，遭阉党诬陷，被迫解职，议和遂告破裂。
作者： 大荒五帝
2008-3-3 12:31
点评：宋朝出了个秦烩，从此中国人就视议和如虎，似乎谈议和就是卖国。实际上议和是个中性词，关键是看在什么条件下议和，议的又是怎样的条款，汉高祖与匈奴和亲，唐太宗与突厥订谓水之盟，从条约本身看，无一不丧权辱国，可也正是这些条约，为中国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备战时间，经过养精蓄锐，终于有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胜利和唐太宗灭亡突厥的奇功。可惜明朝皇帝鼠目寸光，一听议和就暴跳如雷，仿佛议和就是卖了祖宗的万里江山。事实上当时与满清议和，对明朝来讲有百害而无一弊。当时明朝国内朝政腐败，关中连年饥荒，民变四起。明朝军队忽发于关中，忽调往辽东，两线作战自顾不暇，明朝太需要充足的时间去整顿内部，安抚民众恢复生产了。暂时的退让以积蓄实力有何不可。况且当时的满清对中原江山还不敢存非分之想，一没敢向明朝要公主来和亲二没敢称皇上，条约里甚至连独立都不敢提，只希望明朝皇帝封其一个爵位，与明朝诸侯王平级而已。这种条约既不破财又不伤面子，损失比汉朝的和亲要少的多。更何况一旦条约订立，满清与明朝就可进入相持阶段，明朝有充足的时间和国力来准备收复辽东，而以满清的人口和国力，是无论如何也拖不过明朝的。只要明朝皇帝有收复山河的决心，女真人的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可偏偏明朝皇帝一幅甯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慷慨忠烈的荒唐。此后，李自成起义，明朝军队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终于导致了国家灭亡的下场。
6， 满清第一次兵围北京战役：皇太极用反间计骗崇祯杀了袁崇焕，明朝自坏长城，此后，满清数次经蒙古入寇北京，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点评：整个事件里明朝一共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就是杀袁崇焕。这是傻瓜都明白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袁将军冤枉，惟独北京人民和崇祯皇帝认为袁将军该杀。当时袁将军千里奔袭，阻击清军，使清军进攻被遏止，此战虽打的漂亮，但袁将军自己也承认，以九千骑兵阻击清朝十万大军，是带有赌博性质的，胜的实在侥幸。其后就坚守不战，等待援军。满清被拒在城外，就在北京城周围以烧杀抢掠泄愤，于是北京老百姓就把遭殃的帐算在袁崇焕头上。老百姓的愚昧还可以理解，但崇祯的不知兵就是荒唐了，坚守待援是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偏偏崇祯不明白。杀了袁将军，更是寒了二十万辽东军民的心，为了这么个煳涂蛋肝脑涂地，到头来也是被冤杀在菜市口，还有谁能为这样的朝廷尽忠。袁将军死后，其部将多人投降满清，祖大寿虽至死未给满清出一计，其部队却成了满清灭亡明朝的先锋，孔有德等人更是封王封侯。此后，明军叛变者日益增多，辽东防线更为虚弱。
第二则是战术上的错误，清朝十三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满清十三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满清也必定元气大伤。（俄罗斯在对抗拿破伦时即用此法）假如明朝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由祖大寿率辽东兵北攻满清老窝，引满清主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即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桶进满清心窝，满清势必一战即亡。可惜崇祯皇帝内不识忠奸外不辨兵事，仅将满清击退就心满意足。让本是一次置满清于死地的绝好机会白白丧失。
7.明朝末年，关中持续八年大旱，闹的民变四起。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起义，天下大乱。明朝曾一度取得平叛胜利，收复张献忠，击败李自成，赢得了一时的安定，但天灾持续，明朝又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赈济，导致民变再生，李自成东山再起。最终灭亡明朝。
点评：明朝能在两线作战的情形下平定李自成第一次起义，实在是上苍眷顾幸运之至，这本是明朝振兴的大好机会。有人说明朝灭亡是因为天谴，但仔细看看历史，汉唐时代关中也曾有过类似灾难。唐高宗时代关中曾连续干旱十年，受灾四年，结果唐高宗采纳宰相裴炎的建议，在关中第三年大旱时果断停止了对西突厥的用兵，调十万大军兴修水利，同时尽全力赈济灾民，其后七年虽旱灾横行，但关中却出现灾年无灾的奇迹。其后唐朝稳定了内部，兵发西域，灭亡西突厥，势力扩展到帕米尔高原。后来唐玄宗开元二年，关中又出现百年不遇的蝗灾，加上官吏暴虐，横徵暴敛，天灾人祸激的民变四起。
作者： 大荒五帝
2008-3-3 12:31
点评：明朝坚持文官带兵制度，兵部尚书多为毫不知兵的腐儒，难得还有夏言这样富有战略眼光者。当时蒙古内部分裂，互相攻杀，鞑靼部可汗主动请降，以河套草原为厚礼。明朝却把这天大的陷饼扔出了门外，实在是天下头号傻瓜。事实上，明朝后期与满清作战之所以不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马的河套草原在蒙古人手里，造成了明朝马匹奇缺，以步军为主的明军难以抵挡满清骑兵的冲击。而且满清也经常通过蒙古人的控制区域袭击北京。若河套草原在明朝手里，既可为军队提供大量马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队伍，又可以河套草原为基地，遏止满清对于蒙古草原的扩张，实为制约满清的一个重要棋子。可惜明朝却忙于内斗，弃重要战略要地于不顾，可悲可叹。
2， 张居正死后，其新政措施被彻底废除，张居正家人也被办罪！
点评：明朝后期，国家财政收入不过两千万两，加上“辽响”也不过三千万左右，还闹得民变四起。以明朝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却闹得国库入不敷出，实在是不应该。明朝税收最大的弊端，在于纳税最多的恰恰是最贫困的群体。如此荒唐的税收办法，百姓又怎能不造反。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质上就是按照个人财产进行徵税，平衡贫富差距，同时丈量土地，遏止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有八千多万，超过康干盛世的最高水准，万历九年时的国库存粮充盈，即使十年闹灾颗粒无收也足以支用，这一点连汉朝文景之治也不可及。可惜了万历皇帝这个败家子，张相国一死就倒行逆施，一条鞭法全部废除，税收改为竭泽而渔的政策，还闹的山东苏州接连发生民变。明朝后期国库的空虚，起义四起。祸根正在于此。假如明朝可以沿用张居正的财政政策，最起码国家内部可以保证稳定，明朝可以用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应对满清的入侵。如此雄厚的国力，何愁满清不灭。
3， 萨尔浒大战，明朝四路大军全军覆没，满清崛起。
点评：直到今天人们还搞不明白，十万对六万，用的也都是名将，咋就打不过努尔哈赤的六万女真人呢！其实明朝从一开战就注定了失败，国库空虚，拖欠军饷，战士士气低落，（万历皇帝的税收政策惹的祸），加上一个愚蠢的四路进兵的主意。汉武帝第一次打匈奴也是四路进兵，结果让匈奴来了个各个击破，李广全军覆没。从此再不敢分兵作战，果然打了一串胜仗。与游牧民族作战最忌分兵，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加之地形不熟，一旦遭敌偷袭各个击破，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远了。若明朝四路大军合力一处，那满清至多是骚扰一下明军而已，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此战即便无功也不至大败。四路进兵的荒唐主意正是杨镐出的，此人无德无能，仅靠巴结宦官得以高官。抗倭援朝战役他冲锋在后逃跑在前，白白葬送了蔚山战役大好战局，让岛津弘义从明军眼皮子底下逃走。偏偏万历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如此重大的战役又启用了这个脓包。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就曾质疑过此战法，可惜未被采纳。其实就算兵分四路也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推进得当，相互唿应，用兵谨慎，加上良将指挥，一样可以把女真人打入死地。明朝当时不缺良将，熊庭弼和孙承宗都是文武双全的将才，可万历皇帝偏偏放着不用。以至让努尔哈赤一战定干坤，从此和大明朝分庭抗礼。拖欠军饷，战法荒唐，用人不当，三项错误哪怕明朝少犯一个，此战也绝不会大败。满清也不会崛起，可惜，可惜。
4， 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满清两次进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明朝皇帝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朝鲜灭亡，成为满清藩属。
点评：大家都说万历皇帝煳涂，从此事看来，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更是愚蠢到家了。万历皇帝再煳涂，也还知道朝鲜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硬是不惜花七年时间把小鬼子打趴下。有人说明朝皇帝有骨气，看看这两个家伙的表现，是有骨气的作为吗？失朝鲜则失中国，你爷爷万历懂得，做孙子的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满清攻朝鲜用了近十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满洲人置于死地。当时的朝鲜还是打的很顽强的，几乎让满清陷入泥潭里。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当然，当时明朝刚经过宁远大战，需要巩固防线，就算辽东大军准备不足，明朝全国有200万军队，山东江苏还有明朝的水师，以明朝战船的航海能力，援救朝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辽东军坚守宁锦防线，调各地精锐水陆并进援助朝鲜，水师经鸭绿江断清朝十万大军后路，纵然不能得全胜，朝鲜也不至灭亡！丢了个朝鲜事小，但明朝的不作为算是彻底让人寒心，朝鲜战前，大部分蒙古部落还是站在明朝一边，朝鲜战后，几乎全都倒戈向了满清，结果是满清之后数次从蒙古地区入寇中原，打的明朝找不到北。更为严重的，朝鲜雄厚的资源更是给了清朝以支持。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可谓痛心疾首。 5， 天启末年，袁崇焕与满清议和，遭阉党诬陷，被迫解职，议和遂告破裂。
作者： 大荒五帝
2008-3-3 12:31
点评：宋朝出了个秦烩，从此中国人就视议和如虎，似乎谈议和就是卖国。实际上议和是个中性词，关键是看在什么条件下议和，议的又是怎样的条款，汉高祖与匈奴和亲，唐太宗与突厥订谓水之盟，从条约本身看，无一不丧权辱国，可也正是这些条约，为中国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备战时间，经过养精蓄锐，终于有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胜利和唐太宗灭亡突厥的奇功。可惜明朝皇帝鼠目寸光，一听议和就暴跳如雷，仿佛议和就是卖了祖宗的万里江山。事实上当时与满清议和，对明朝来讲有百害而无一弊。当时明朝国内朝政腐败，关中连年饥荒，民变四起。明朝军队忽发于关中，忽调往辽东，两线作战自顾不暇，明朝太需要充足的时间去整顿内部，安抚民众恢复生产了。暂时的退让以积蓄实力有何不可。况且当时的满清对中原江山还不敢存非分之想，一没敢向明朝要公主来和亲二没敢称皇上，条约里甚至连独立都不敢提，只希望明朝皇帝封其一个爵位，与明朝诸侯王平级而已。这种条约既不破财又不伤面子，损失比汉朝的和亲要少的多。更何况一旦条约订立，满清与明朝就可进入相持阶段，明朝有充足的时间和国力来准备收复辽东，而以满清的人口和国力，是无论如何也拖不过明朝的。只要明朝皇帝有收复山河的决心，女真人的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可偏偏明朝皇帝一幅甯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慷慨忠烈的荒唐。此后，李自成起义，明朝军队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终于导致了国家灭亡的下场。
6， 满清第一次兵围北京战役：皇太极用反间计骗崇祯杀了袁崇焕，明朝自坏长城，此后，满清数次经蒙古入寇北京，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点评：整个事件里明朝一共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就是杀袁崇焕。这是傻瓜都明白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袁将军冤枉，惟独北京人民和崇祯皇帝认为袁将军该杀。当时袁将军千里奔袭，阻击清军，使清军进攻被遏止，此战虽打的漂亮，但袁将军自己也承认，以九千骑兵阻击清朝十万大军，是带有赌博性质的，胜的实在侥幸。其后就坚守不战，等待援军。满清被拒在城外，就在北京城周围以烧杀抢掠泄愤，于是北京老百姓就把遭殃的帐算在袁崇焕头上。老百姓的愚昧还可以理解，但崇祯的不知兵就是荒唐了，坚守待援是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偏偏崇祯不明白。杀了袁将军，更是寒了二十万辽东军民的心，为了这么个煳涂蛋肝脑涂地，到头来也是被冤杀在菜市口，还有谁能为这样的朝廷尽忠。袁将军死后，其部将多人投降满清，祖大寿虽至死未给满清出一计，其部队却成了满清灭亡明朝的先锋，孔有德等人更是封王封侯。此后，明军叛变者日益增多，辽东防线更为虚弱。
第二则是战术上的错误，清朝十三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满清十三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满清也必定元气大伤。（俄罗斯在对抗拿破伦时即用此法）假如明朝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由祖大寿率辽东兵北攻满清老窝，引满清主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即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桶进满清心窝，满清势必一战即亡。可惜崇祯皇帝内不识忠奸外不辨兵事，仅将满清击退就心满意足。让本是一次置满清于死地的绝好机会白白丧失。
7.明朝末年，关中持续八年大旱，闹的民变四起。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起义，天下大乱。明朝曾一度取得平叛胜利，收复张献忠，击败李自成，赢得了一时的安定，但天灾持续，明朝又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赈济，导致民变再生，李自成东山再起。最终灭亡明朝。
点评：明朝能在两线作战的情形下平定李自成第一次起义，实在是上苍眷顾幸运之至，这本是明朝振兴的大好机会。有人说明朝灭亡是因为天谴，但仔细看看历史，汉唐时代关中也曾有过类似灾难。唐高宗时代关中曾连续干旱十年，受灾四年，结果唐高宗采纳宰相裴炎的建议，在关中第三年大旱时果断停止了对西突厥的用兵，调十万大军兴修水利，同时尽全力赈济灾民，其后七年虽旱灾横行，但关中却出现灾年无灾的奇迹。其后唐朝稳定了内部，兵发西域，灭亡西突厥，势力扩展到帕米尔高原。后来唐玄宗开元二年，关中又出现百年不遇的蝗灾，加上官吏暴虐，横徵暴敛，天灾人祸激的民变四起。
作者： 大荒五帝
2008-3-3 12:31
毛佩琦先生 “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2008年06月23日 09:12:51 来源：北京日报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或者说中国没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在分歧。这里，我从明清易代出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老问题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清代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经 济秩 序的中心。但是，后来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种意见很有代表性。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明代在科学技术上有惊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学技术却处在政治 高压的干预之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炭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 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研究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三、明中后期，人的自主意识增长，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成为新风。
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却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的统治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清朝的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四、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但清朝带着自以为优越
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外来文化和文明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崇祯皇帝为挽救明朝的颓败，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建议 “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实际上，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崇祯皇帝以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 “指挥督造战炮”，并且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如果历史假以时日，这些做法可能导致新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将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当时清朝号称极盛。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打开了中国国门。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或者说中国没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在分歧。这里，我从明清易代出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老问题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清代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经 济秩 序的中心。但是，后来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种意见很有代表性。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明代在科学技术上有惊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学技术却处在政治 高压的干预之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炭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 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研究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三、明中后期，人的自主意识增长，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成为新风。
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却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的统治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清朝的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四、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但清朝带着自以为优越
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外来文化和文明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崇祯皇帝为挽救明朝的颓败，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建议 “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实际上，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崇祯皇帝以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 “指挥督造战炮”，并且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如果历史假以时日，这些做法可能导致新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将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当时清朝号称极盛。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打开了中国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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