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 （2）借资 （3）格物穷理之学 （4）度学 （5）数学 （6）视学 （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 （2）《圆容校义》 （3）《浑盖通宪图说》 （4）《泰西水法》 （5）《几何原本》 （6）《坤舆全图》 （7）《简平仪》 （8）《浑天仪》 （9）《天问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实义》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鸣钟说》 （15）《望远镜说》 （16）《职方外纪》 （17）《西学或问》 （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圆尺 （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规矩 （6）有两足规矩 （7）三足规矩 （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 （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 （10）画铜铁规矩 （11）画纸规矩 （12）作鸡蛋形规矩 （13）作螺丝转形规矩 （14）移远画近规矩 （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 （16）螺丝转母 （17）活锯 （18）双翼钻 （19）螺丝转铁钳
（四） 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 （2）短柱 （3）梁分横梁 （4）侧梁 （5）架分高架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
（六） 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 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2006-08-13 11:53:20)
2008年9月1日 星期一
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2006-08-13 11:52:49)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2006-08-13 11:52:49)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 杜车别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 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作者 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从明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比看清朝对文明的割裂 作者：杜车别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6-5-18 22:00:00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2006-08-13 11:45:54)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满清”，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满清愚昧的统治所导致的，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满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大部分明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满清统治下，遭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根据满清自己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满清，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可笑的是这个人在做了汉奸之后，却还偏偏以卫道士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不过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凡是能积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毫无偏见成见的明朝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誓死和满清抗争，没有死的也成了明朝的遗民，绝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古板的人，满嘴维护道统的人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过是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满清统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然被放出来，但经过这一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然不会为满清这个残暴黑暗的政权效力，所以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 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绝对难逃满清的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为他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满清卖命效忠好狗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
在满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6-08-13 11:46:20)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满清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声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满清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崇祯历书》在满清的遭遇，从明朝同步于西方，到满清统治下，又因为停滞不变，最后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够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满清那帮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欢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的“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 ”“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还是引用江晓原的话
“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 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
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2006-08-13 11:47:12)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满清的头目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没有限制汤若望从事著述翻译或创作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科技著述都没有呢？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而不是传播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当中，是应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的要求不得不这么做，不这样做，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而到了满清，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可以直接笼络满清头目，从而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没有动机也没有欲望再从事传播翻译科学，而且在满清的黑暗残暴统治下，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能看的见的都是奴才，对满清奴才来说，当然不会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下，除了汤若望之外，其他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分析利马窦一开始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中的谬论。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最低劣，作者的史德也最卑劣的一本书。全书到处都充斥满了对满清统治者肉麻无耻的吹捧。一方面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都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清朝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满清统治者病态政治心理的《皇舆全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的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厚颜无耻的说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他们的论据是是什么呢？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的势力大小来衡量，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
无耻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和水平的，是不能愚昧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基督教在西方本身就是以反科学，阻碍科学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吸引士大夫，传教士不得不在外界的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却丢掉愚昧和落后的宗教的糟粕，科学的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满清，传教士却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愚昧落后的基督教可以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足够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的倒退，满清统治的愚昧和黑暗程度。然而这些缺乏起码的良知和人格的作者嘴巴里，却反而成了褒扬满清的根据，确实只能用寡廉鲜耻四个字来形容。按照这些东西的逻辑，满清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满清建立统治已经接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仅过了一百年，满清统治下面的大小奴才主子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奉劝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要无耻，可以！但也应该有点水准，动点脑子。
其实再看这些作者下面所做的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用谎言打自己的耳光，一方面还在无耻的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真是令人喷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只不过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压缩版，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厚着脸皮拿出来充当满清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满清的那点货色实在拿不来见人吧！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以他们的知识而言，再无知也不可能无知到《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地步，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无耻到极端了。
(2006-08-13 11:47:36)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补充资料
根据台湾学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怀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后发表于德国《欧洲天文学界》杂志，文章中说
“三年以前，我曾经试验蒸汽之力，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个火炉，炉内装满以燃烧之煤，炉上则设置一个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个青铜制的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个立轴上的小齿相衔接。所以当立轴转动的时候，车子就被推动而前进
在立轴的上面，另外装一个直径一尺的大轮。轮的全周装置若干叶片，向周围伸出。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经一个小管向外急剧喷射的时候，冲击于轮叶之上，使轮及轴急速旋转，结果车子前进。在相当高的速度之下，计可行一个小时之上。以汽锅内能发蒸汽的时间为准。
当试验的时候，为防止此车直行过远，在后轴中间，装一杆，可以任意替换方向，……，……，用此种转向装置，可以使此车沿一圆周驶行。且按照使舵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线的曲率变大变小的结果。
这个机器的实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够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的转动机械上面。例如一个小船，可以由汽锅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面上环行不已。我曾经制造成功过一个，并把它献给皇帝的长兄。汽轮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只有蒸汽由气锅外出的声音可以听到。……其次，我曾经在气锅上另外焊接一个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并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个笛子的吹口。结果当蒸汽外逃的时候，所发的声音，象夜莺的啼声。……
总之，这种动力的原理既然已经成立，则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兴趣的应用，都不难通过思索而得到”
下面是方豪先生的评价
“南怀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冲动式汽轮的试验，并推广其应用
南怀仁的试验，其眼光和应用范围，比西方同时期的要为远大，就利用蒸汽为行车的原动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车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为轮船的原动力，比Symington的轮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为汽车的原动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车早二百年……
在世界热机史上，南怀仁的试验和广泛的应用建议，实在是Branca冲动式汽轮之后应当大书特书的”
应该说如果满清的愚昧到极点的头子康熙有崇祯皇帝一半的见识，中国也完全可以借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实际结果如何呢
在康熙这种愚昧又没有自知之明的暴君统治下，南怀仁的试验和发明完全被他们当成了个人的玩物，对于中国的发展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这真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进的东西，已经送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不知道去利用
此外清初，延续明朝的余波，中国还出现了一位机械物理方面的杰出人才黄履庄，他延续了明朝王徵的传统，在机械物理以及各种仪器方面有众多成就，但在残暴满清统治下，当然全归于无用，他发明的东西有显微镜，取火镜，取水镜，温度计，湿度计，自动风扇，其他自动机械等等
(2006-08-13 11:47:57)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2006-08-13 11:45:54)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满清”，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满清愚昧的统治所导致的，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满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大部分明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满清统治下，遭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根据满清自己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满清，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可笑的是这个人在做了汉奸之后，却还偏偏以卫道士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不过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凡是能积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毫无偏见成见的明朝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誓死和满清抗争，没有死的也成了明朝的遗民，绝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古板的人，满嘴维护道统的人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过是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满清统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然被放出来，但经过这一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然不会为满清这个残暴黑暗的政权效力，所以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 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绝对难逃满清的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为他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满清卖命效忠好狗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
在满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6-08-13 11:46:20)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满清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声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满清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崇祯历书》在满清的遭遇，从明朝同步于西方，到满清统治下，又因为停滞不变，最后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够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满清那帮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欢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的“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 ”“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还是引用江晓原的话
“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 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
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2006-08-13 11:47:12)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满清的头目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没有限制汤若望从事著述翻译或创作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科技著述都没有呢？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而不是传播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当中，是应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的要求不得不这么做，不这样做，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而到了满清，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可以直接笼络满清头目，从而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没有动机也没有欲望再从事传播翻译科学，而且在满清的黑暗残暴统治下，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能看的见的都是奴才，对满清奴才来说，当然不会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下，除了汤若望之外，其他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分析利马窦一开始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中的谬论。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最低劣，作者的史德也最卑劣的一本书。全书到处都充斥满了对满清统治者肉麻无耻的吹捧。一方面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都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清朝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满清统治者病态政治心理的《皇舆全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的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厚颜无耻的说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他们的论据是是什么呢？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的势力大小来衡量，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
无耻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和水平的，是不能愚昧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基督教在西方本身就是以反科学，阻碍科学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吸引士大夫，传教士不得不在外界的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却丢掉愚昧和落后的宗教的糟粕，科学的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满清，传教士却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愚昧落后的基督教可以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足够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的倒退，满清统治的愚昧和黑暗程度。然而这些缺乏起码的良知和人格的作者嘴巴里，却反而成了褒扬满清的根据，确实只能用寡廉鲜耻四个字来形容。按照这些东西的逻辑，满清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满清建立统治已经接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仅过了一百年，满清统治下面的大小奴才主子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奉劝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要无耻，可以！但也应该有点水准，动点脑子。
其实再看这些作者下面所做的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用谎言打自己的耳光，一方面还在无耻的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真是令人喷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只不过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压缩版，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厚着脸皮拿出来充当满清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满清的那点货色实在拿不来见人吧！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以他们的知识而言，再无知也不可能无知到《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地步，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无耻到极端了。
(2006-08-13 11:47:36)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补充资料
根据台湾学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怀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后发表于德国《欧洲天文学界》杂志，文章中说
“三年以前，我曾经试验蒸汽之力，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个火炉，炉内装满以燃烧之煤，炉上则设置一个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个青铜制的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个立轴上的小齿相衔接。所以当立轴转动的时候，车子就被推动而前进
在立轴的上面，另外装一个直径一尺的大轮。轮的全周装置若干叶片，向周围伸出。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经一个小管向外急剧喷射的时候，冲击于轮叶之上，使轮及轴急速旋转，结果车子前进。在相当高的速度之下，计可行一个小时之上。以汽锅内能发蒸汽的时间为准。
当试验的时候，为防止此车直行过远，在后轴中间，装一杆，可以任意替换方向，……，……，用此种转向装置，可以使此车沿一圆周驶行。且按照使舵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线的曲率变大变小的结果。
这个机器的实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够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的转动机械上面。例如一个小船，可以由汽锅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面上环行不已。我曾经制造成功过一个，并把它献给皇帝的长兄。汽轮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只有蒸汽由气锅外出的声音可以听到。……其次，我曾经在气锅上另外焊接一个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并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个笛子的吹口。结果当蒸汽外逃的时候，所发的声音，象夜莺的啼声。……
总之，这种动力的原理既然已经成立，则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兴趣的应用，都不难通过思索而得到”
下面是方豪先生的评价
“南怀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冲动式汽轮的试验，并推广其应用
南怀仁的试验，其眼光和应用范围，比西方同时期的要为远大，就利用蒸汽为行车的原动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车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为轮船的原动力，比Symington的轮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为汽车的原动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车早二百年……
在世界热机史上，南怀仁的试验和广泛的应用建议，实在是Branca冲动式汽轮之后应当大书特书的”
应该说如果满清的愚昧到极点的头子康熙有崇祯皇帝一半的见识，中国也完全可以借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实际结果如何呢
在康熙这种愚昧又没有自知之明的暴君统治下，南怀仁的试验和发明完全被他们当成了个人的玩物，对于中国的发展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这真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进的东西，已经送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不知道去利用
此外清初，延续明朝的余波，中国还出现了一位机械物理方面的杰出人才黄履庄，他延续了明朝王徵的传统，在机械物理以及各种仪器方面有众多成就，但在残暴满清统治下，当然全归于无用，他发明的东西有显微镜，取火镜，取水镜，温度计，湿度计，自动风扇，其他自动机械等等
(2006-08-13 11:47:57)
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的解释 (2007-01-21 14:47:14) 作者杜车别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称赞歌颂者有之，贬抑丑化者有之。但在我看来，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有很有参考价值，但真正能够说到要害的却实在不多。
我先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然后再对此说说我的看法.
万明是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热烈赞颂的人，认为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变迁有着诸多重大影响和意义.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她说几个影响:第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51]p188；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151]p202]，这主要是指一些产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等；第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151]p208，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性影响
万明还进一步论述了，白银货币化，并普及全社会的意义。她说“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首先，突出表现在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上。这体现在下列事实中。白银货币化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与宗室贵族开店与民争利，反映出他们不再是国家所有财富权威拥有者的一面；官僚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来自商人阶层的日益增多；农民通过以白银纳税代役，摆脱了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脱离土地，或日常生活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灶户脱离本行业，从事其他职业，或以劳动所得直接换取白银，改变了身份；军户也是如此，晚明大量军户从事其他职业，根本改变了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分工的扩大发展，职业结构的变化，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士商界限模糊，人们可以凭借白银货币上升到统治上层，白银给各阶层带来了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151]p214
“其次，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突出体现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制度变迁和社会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态，以及文化变迁上。社会变迁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151]p215
“在对成化、弘治年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趋势发展延续的结果。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就已出现了经济货币化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发展到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但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宝钞制度失败的反弹下，白银崛起，白银货币化推动了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白银的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同于前此传统市场的市场经济的萌发。[151]p215-216
”
万明最后的总结是“ 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这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因此，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1]p216
从万明的论述可以看出，她确实赋予白银货币化以相当巨大的意义，认为明末的社会变迁和白银货币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做了热烈的称颂。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有人的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点我们在前面也引用过的，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李宪堂的说法是“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
“白银的输人为由于人口压力而遭遇资源瓶颈的传统经济灌注了新的动力，……这种以对劳动力的超额榨取为策略的生存手段必然导致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因为有了充裕的劳动力，有了家庭成员间人尽其才的分工合作，才能应付沉重的生存压力。而人口的膨胀又使谋生变得更加艰难，劳动力的价值降得更低，可以交付市场的劳动剩余就会更少，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就越不经济。于是乎进入越穷越要多生孩子，越生孩子对资源的超限耗费越严重从而也就越穷的恶性循环。伊懋可称这种情况是‘高度平衡的陷阱’”
“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193]
这两个人的观点真可谓是针锋相对，一个把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当成是造成社会发生进步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却把白银货币化当成是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就我的观点，万明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但也并非完全是正确。事实上两个人共同的错误都是把不属于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推到白银化头上，只不过一个是把好的结果推上去，另一个却是把坏的结果推上去。之所以说万明更接近正确一点是因为，把白银货币化同社会的进步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点本身还是对的，她的错误只是在于倒果为因，也就是说白银货币化并非是社会进步变迁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个变迁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并非是必然结果，而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一个，仅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使这种结果变成了现实。至于李宪堂的观点则完全是胡牵乱扯，乱按罪名了，可以不必理会。
相对来说，可能台湾学者李隆生对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的作用意义的论述更有启发性一些，他说“明季作为货币，大量进口的海外白银，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吗？若没有这些白银，明季的经济发展会停滞吗？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103]p237
“白银作为货币，并非没有替代品，可兑换纸币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中国最早的可兑换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为不可兑换纸币，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滥印而退出了市场。明末民间出现了会票、银票、钱票，这三种票券都具有纸币的性质；「崇祯年间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 [钱铺、当铺、钱庄]都用券[银票、钱票]，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初意也』」。假设没有海外输入的白银，明季中国真会因为缺乏足够货币，以至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吗？这是极难想象的。我认为政府和民间很可能会以金、银为准备，发行可兑换纸币来替补白银的不足，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场应该会找到它的出路，以适应和满足对货币的需求。”[103]p238
“综上所述，关键不是白银的数量够不够，而是被人民信赖和接受的货币数量够不够；关键是贸易，不是白银，……第一、如果有足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一定非是白银不可），政府财政收支当然可以货币化；第二、如果实物税能大幅转变为货币税，再加上经济成长，政府预算便能随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是否是中国无法回复到可兑换货币的主要障碍？这都值得斟酌”[103]p239
李隆生的观点很有价值，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变迁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白银作为货币，即便没有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的中国，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还会产生出其他形式的货币，而且那些形式的货币可能更有利。导致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我的观点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影响权力。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 ’，‘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 234]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224]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者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225]。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应该说，从道理上讲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之间本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汉朝唐朝乃至宋朝主要的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钱，如果官方能够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的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那么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明朝中叶以后并不是没有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但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226]
也就是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因为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仍旧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钞，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而且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朝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都要萎缩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时期，禁私钱，结果商人一联合起来抗议，一罢市，政府就半点办法也没有，也是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226]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和闹剧，禁私钱，结果是完全依赖自愿原则，没有人缴纳私钱，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是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的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
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 [103]p163。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事实上，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李隆生同样根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的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实际上说明的并非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
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称赞歌颂者有之，贬抑丑化者有之。但在我看来，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有很有参考价值，但真正能够说到要害的却实在不多。
我先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然后再对此说说我的看法.
万明是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热烈赞颂的人，认为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变迁有着诸多重大影响和意义.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她说几个影响:第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51]p188；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151]p202]，这主要是指一些产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等；第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151]p208，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性影响
万明还进一步论述了，白银货币化，并普及全社会的意义。她说“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首先，突出表现在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上。这体现在下列事实中。白银货币化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与宗室贵族开店与民争利，反映出他们不再是国家所有财富权威拥有者的一面；官僚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来自商人阶层的日益增多；农民通过以白银纳税代役，摆脱了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脱离土地，或日常生活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灶户脱离本行业，从事其他职业，或以劳动所得直接换取白银，改变了身份；军户也是如此，晚明大量军户从事其他职业，根本改变了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分工的扩大发展，职业结构的变化，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士商界限模糊，人们可以凭借白银货币上升到统治上层，白银给各阶层带来了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151]p214
“其次，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突出体现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制度变迁和社会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态，以及文化变迁上。社会变迁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151]p215
“在对成化、弘治年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趋势发展延续的结果。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就已出现了经济货币化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发展到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但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宝钞制度失败的反弹下，白银崛起，白银货币化推动了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白银的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同于前此传统市场的市场经济的萌发。[151]p215-216
”
万明最后的总结是“ 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这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因此，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1]p216
从万明的论述可以看出，她确实赋予白银货币化以相当巨大的意义，认为明末的社会变迁和白银货币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做了热烈的称颂。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有人的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点我们在前面也引用过的，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李宪堂的说法是“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
“白银的输人为由于人口压力而遭遇资源瓶颈的传统经济灌注了新的动力，……这种以对劳动力的超额榨取为策略的生存手段必然导致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因为有了充裕的劳动力，有了家庭成员间人尽其才的分工合作，才能应付沉重的生存压力。而人口的膨胀又使谋生变得更加艰难，劳动力的价值降得更低，可以交付市场的劳动剩余就会更少，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就越不经济。于是乎进入越穷越要多生孩子，越生孩子对资源的超限耗费越严重从而也就越穷的恶性循环。伊懋可称这种情况是‘高度平衡的陷阱’”
“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193]
这两个人的观点真可谓是针锋相对，一个把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当成是造成社会发生进步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却把白银货币化当成是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就我的观点，万明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但也并非完全是正确。事实上两个人共同的错误都是把不属于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推到白银化头上，只不过一个是把好的结果推上去，另一个却是把坏的结果推上去。之所以说万明更接近正确一点是因为，把白银货币化同社会的进步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点本身还是对的，她的错误只是在于倒果为因，也就是说白银货币化并非是社会进步变迁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个变迁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并非是必然结果，而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一个，仅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使这种结果变成了现实。至于李宪堂的观点则完全是胡牵乱扯，乱按罪名了，可以不必理会。
相对来说，可能台湾学者李隆生对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的作用意义的论述更有启发性一些，他说“明季作为货币，大量进口的海外白银，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吗？若没有这些白银，明季的经济发展会停滞吗？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103]p237
“白银作为货币，并非没有替代品，可兑换纸币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中国最早的可兑换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为不可兑换纸币，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滥印而退出了市场。明末民间出现了会票、银票、钱票，这三种票券都具有纸币的性质；「崇祯年间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 [钱铺、当铺、钱庄]都用券[银票、钱票]，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初意也』」。假设没有海外输入的白银，明季中国真会因为缺乏足够货币，以至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吗？这是极难想象的。我认为政府和民间很可能会以金、银为准备，发行可兑换纸币来替补白银的不足，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场应该会找到它的出路，以适应和满足对货币的需求。”[103]p238
“综上所述，关键不是白银的数量够不够，而是被人民信赖和接受的货币数量够不够；关键是贸易，不是白银，……第一、如果有足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一定非是白银不可），政府财政收支当然可以货币化；第二、如果实物税能大幅转变为货币税，再加上经济成长，政府预算便能随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是否是中国无法回复到可兑换货币的主要障碍？这都值得斟酌”[103]p239
李隆生的观点很有价值，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变迁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白银作为货币，即便没有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的中国，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还会产生出其他形式的货币，而且那些形式的货币可能更有利。导致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我的观点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影响权力。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 ’，‘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 234]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224]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者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225]。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应该说，从道理上讲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之间本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汉朝唐朝乃至宋朝主要的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钱，如果官方能够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的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那么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明朝中叶以后并不是没有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但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226]
也就是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因为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仍旧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钞，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而且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朝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都要萎缩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时期，禁私钱，结果商人一联合起来抗议，一罢市，政府就半点办法也没有，也是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226]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和闹剧，禁私钱，结果是完全依赖自愿原则，没有人缴纳私钱，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是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的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
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 [103]p163。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事实上，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李隆生同样根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的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实际上说明的并非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
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
、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
首先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下西洋的终止。传统对下西洋最终被停止的解释是因为其耗费国力太大，却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得不偿失，难以持久支撑下去，停止是必然的，众口一词，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但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她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187]p152-153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财政有巨大的支持效应。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187]p153。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221]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222]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223]
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黄福曾则用鲜明的事实做了一个对比，永乐时期，用营建北京的大工程，有北征蒙古，南讨云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太大的费用，每年的财政却只能刚好够使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而已，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对历史事实的考察。
万明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其他巨大的好处，比如她说“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187]p155
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187]p156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西洋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187]p161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这个过程前后崛起的。“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187]p161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
这就牵涉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海外贸易是一快巨大的肥肉，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这块肥肉说是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实行郑和下西洋的政策开始，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的眼热，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当时自然无法和国家组织的郑和这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也就拼命想要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的后果还最直接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本身。明成祖生前，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法欺骗蒙蔽皇帝去终止郑和航海，但到了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丑化贬低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几乎把下西洋说的一无是处。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即便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还有些人将其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当成是明朝大规模下西洋活动终止的真实原因。作为当时后继的明朝皇帝，他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几乎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文官集团所提供的，在文官集团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的认为下西洋航海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的一些文人才在无意中泄露了真相。
关于明代下西洋，有这么一则故事耳熟能详，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希望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说是有害无益，刘大夏还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当然，在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都说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但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刘大夏为什么要把郑和航海的档案藏起来，不让皇帝看到。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是把这些档案藏起来，在技术上，就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进行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活动，技术根本就不是问题。在郑和进行航海的时候，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的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刘大夏等文官是害怕皇帝阅读了郑和航海档案之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不但不是如他们所丑化渲染贬低的那样，耗费国力，劳民伤财，而是恰恰相反，能够为国家政府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民间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他们已经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事实上，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活动因为明朝政府有所谓海禁法令，表面上是不许私人海外贸易，从而也就根本不征收税收。这样原先归国家所有的贸易利润，完全流入到私人腰包当中，政府从中半点好处都得不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虽然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那些文官集团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皇帝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一下。嘉靖时期，唐枢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王抒说“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其他的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的海商都进行走私活动，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加入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之徒，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且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可笑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学者居然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没有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倭寇而严海禁之前，所谓的海禁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海上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真正产生海盗的温床。若按照所谓学者的逻辑，西方总没有海禁了，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而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产物。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当时的情况，明政府内充斥了各中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其中就包括大量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涌现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样就已经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马上就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不得不服毒自杀，才算了结。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但是海盗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非常巨大的损害，他们也希望看到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首先是因为这个法令仅仅是一纸空文，对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作用，谁要想当真把这一纸空文落到实处，谁就没有好下场，朱纨就是一个榜样；另一方面，这个法令虽然是一纸空文，对别人没有限制作用，对政府却有限制作用，政府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就不能对那些明目张胆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船只收税，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既然所谓海禁法令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对保留这个法令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
在没有海盗或者海盗不猖獗的情况下，确实是如此，但是当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候，那些海上贸易集团就希望有政府的介入，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对海上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的海上贸易合法化，然后适当收取一点税。事实上对税收的多少，这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是不必担心的，通过他们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政府对每只船收取的税和郑芝龙对每只船收取2千两的保护费就知道政府收的税低到什么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开关。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其背后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那些陈腔滥调的角度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比如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首先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下西洋的终止。传统对下西洋最终被停止的解释是因为其耗费国力太大，却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得不偿失，难以持久支撑下去，停止是必然的，众口一词，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但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她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187]p152-153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财政有巨大的支持效应。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187]p153。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221]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222]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223]
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黄福曾则用鲜明的事实做了一个对比，永乐时期，用营建北京的大工程，有北征蒙古，南讨云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太大的费用，每年的财政却只能刚好够使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而已，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对历史事实的考察。
万明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其他巨大的好处，比如她说“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187]p155
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187]p156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西洋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187]p161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这个过程前后崛起的。“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187]p161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
这就牵涉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海外贸易是一快巨大的肥肉，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这块肥肉说是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实行郑和下西洋的政策开始，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的眼热，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当时自然无法和国家组织的郑和这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也就拼命想要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的后果还最直接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本身。明成祖生前，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法欺骗蒙蔽皇帝去终止郑和航海，但到了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丑化贬低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几乎把下西洋说的一无是处。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即便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还有些人将其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当成是明朝大规模下西洋活动终止的真实原因。作为当时后继的明朝皇帝，他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几乎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文官集团所提供的，在文官集团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的认为下西洋航海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的一些文人才在无意中泄露了真相。
关于明代下西洋，有这么一则故事耳熟能详，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希望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说是有害无益，刘大夏还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当然，在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都说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但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刘大夏为什么要把郑和航海的档案藏起来，不让皇帝看到。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是把这些档案藏起来，在技术上，就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进行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活动，技术根本就不是问题。在郑和进行航海的时候，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的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刘大夏等文官是害怕皇帝阅读了郑和航海档案之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不但不是如他们所丑化渲染贬低的那样，耗费国力，劳民伤财，而是恰恰相反，能够为国家政府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民间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他们已经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事实上，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活动因为明朝政府有所谓海禁法令，表面上是不许私人海外贸易，从而也就根本不征收税收。这样原先归国家所有的贸易利润，完全流入到私人腰包当中，政府从中半点好处都得不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虽然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那些文官集团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皇帝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一下。嘉靖时期，唐枢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王抒说“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其他的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的海商都进行走私活动，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加入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之徒，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且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可笑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学者居然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没有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倭寇而严海禁之前，所谓的海禁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海上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真正产生海盗的温床。若按照所谓学者的逻辑，西方总没有海禁了，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而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产物。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当时的情况，明政府内充斥了各中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其中就包括大量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涌现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样就已经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马上就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不得不服毒自杀，才算了结。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但是海盗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非常巨大的损害，他们也希望看到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首先是因为这个法令仅仅是一纸空文，对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作用，谁要想当真把这一纸空文落到实处，谁就没有好下场，朱纨就是一个榜样；另一方面，这个法令虽然是一纸空文，对别人没有限制作用，对政府却有限制作用，政府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就不能对那些明目张胆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船只收税，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既然所谓海禁法令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对保留这个法令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
在没有海盗或者海盗不猖獗的情况下，确实是如此，但是当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候，那些海上贸易集团就希望有政府的介入，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对海上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的海上贸易合法化，然后适当收取一点税。事实上对税收的多少，这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是不必担心的，通过他们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政府对每只船收取的税和郑芝龙对每只船收取2千两的保护费就知道政府收的税低到什么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开关。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其背后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那些陈腔滥调的角度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比如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2007-03-05 23:17:46)
转载必须注明原作者杜车别，另外转载请注意完整性,目前尽量不要转载
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坏，元末的破坏，满目创痍，使得中国元气大伤，经济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断（技术人才，科学人才），都使得中国在宋朝达到的文明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文明的一线命脉。
明朝的中国就是在这废墟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发展。
明代本质上和宋代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本质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许多不同，这又使得这两个朝代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结构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乐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显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废除了宰相，第二是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第三是宦官。不论在事实上，这三点区别是否有多大的本质性意义，但仅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 独裁的局面”[228]p666
“ 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于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反动也！”[228]p669
以后他在《国史新论》中观点虽然有所变化有所缓和，不再认为废除宰相就导致军队君主独裁，比如这段话“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229]p77
但大体上认为废宰相是加强君权的历史倒退的观点应该没有改变！
事实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
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超级强悍，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嘉靖时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经入阁，为人声望名誉都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只要杨一清入阁，并且当上了首辅，那么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着当时的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指示一批言官纷纷弹劾费宏，最后费宏终于承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
费宏去职以后，按照威望资历就自然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不经过推选，或者至少不经过内阁首辅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来直接让自己的亲信进入内阁的，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的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 ”。[243]p122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以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244]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乘机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是没有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是靠讨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过一翻周折，才当上了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他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策略，从迎合讨好皇帝转变为竭力讨好迎合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的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远扬、形象败坏、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嘉靖来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 ”[243]p266，结果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之后，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然因为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回家，但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再回家乡逍遥度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
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这两人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
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这根本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类似宰相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坏，元末的破坏，满目创痍，使得中国元气大伤，经济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断（技术人才，科学人才），都使得中国在宋朝达到的文明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文明的一线命脉。
明朝的中国就是在这废墟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发展。
明代本质上和宋代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本质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许多不同，这又使得这两个朝代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结构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乐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显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废除了宰相，第二是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第三是宦官。不论在事实上，这三点区别是否有多大的本质性意义，但仅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 独裁的局面”[228]p666
“ 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于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反动也！”[228]p669
以后他在《国史新论》中观点虽然有所变化有所缓和，不再认为废除宰相就导致军队君主独裁，比如这段话“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229]p77
但大体上认为废宰相是加强君权的历史倒退的观点应该没有改变！
事实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
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超级强悍，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嘉靖时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经入阁，为人声望名誉都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只要杨一清入阁，并且当上了首辅，那么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着当时的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指示一批言官纷纷弹劾费宏，最后费宏终于承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
费宏去职以后，按照威望资历就自然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不经过推选，或者至少不经过内阁首辅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来直接让自己的亲信进入内阁的，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的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 ”。[243]p122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以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244]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乘机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是没有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是靠讨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过一翻周折，才当上了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他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策略，从迎合讨好皇帝转变为竭力讨好迎合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的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远扬、形象败坏、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嘉靖来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 ”[243]p266，结果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之后，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然因为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回家，但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再回家乡逍遥度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
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这两人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
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这根本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类似宰相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訂閱：
文章 (Atom)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