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作由alladinlamp製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 3.0 通用版 授權條款釋出。
2008年11月29日 星期六
2008年11月9日 星期日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一道闪电
第一、征服期时的性质。
明和后金（以后的满洲）在明末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 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 然历史上女真人接受过中原政府的管辖，但是在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现在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但是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在满洲人的《天聪实录稿》中就有如下文字：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有相同的民族意识，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都想要“一统天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 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皇帝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 本 等东方人的看法（转）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 “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 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 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 本 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
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 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时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
马戛尔尼称满清皇帝是鞑靼皇帝。
马克思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
他说的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 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 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
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人、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所著《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300 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
在清代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
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也有的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承认祖宗也是美国人，爷爷是日本 人，孙子一定也是日 本人。
建国后由于政治的需要，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第二、执政期时的性质：满洲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满清是否认同中国人”是打开满清政治的钥匙，本来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关系到满清政权二百年来种种古怪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二百年落后、封闭、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是满清历次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事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民族认同”十八省建国的思想根源。
可是由于“版图中国论”等成为主流意识，这个问题变成了“伪问题”。
一、“黄帝祭祀与尊孔”说明了什么
满 清入关后不久，进行祭祀黄帝和尊孔，自诩为道统和学统的继承人。一个是祭祀黄帝，另一个是尊孔，是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以夏变夷”的里程碑。在晚清变革争论中，革命党和改良派还在以用 “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争论不休。可见其作为文化标志的影响之深。这类事件在今天更有独特的意义。使得学者得以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定义，确认满清统治中国是非“殖民地”统治，不适用“殖民地人民自决决议”，从而使得“反分裂”有了理论依据。这样看来明末人民抗清的血并没有白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真人征服中国人的手段的确很高明，详见《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灾难》。
满清入关前并不祭祀黄帝，满洲人自创了满语，文化也不同，俨然另立一个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们是到中国后才进行文化认同的，黄帝认同和孔子祭祀正是满清的统治的手段。满清皇帝一直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
同理，为了笼络蒙古、西藏，满清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用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摘录自《天葬》）
满清皇帝虽然在入关不 久进行“黄帝祭祀与尊孔” 完成向传统的“中国人身份”的转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这是利用了儒学理论的漏洞，从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柏杨说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爱做官的心理降服了中国，一笑。） 关于这点的深刻阐述，请参阅朱学勤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该文引发的争论。
雍正比较愚蠢，把父辈精心编织的光环一举戳穿。到乾隆时就把《大义觉迷录》统统查抄销毁。满清既然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或者说本来就是骗局，满清的中国人身份是无法细究的，任何理论的深入研究都会导致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是这种政权的必然特性。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从此再也不祭祀黄帝，也不再承认是炎黄子孙，改去祭祀日本天皇，身份转变如此容易。历史学家总是漠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参见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 治特权：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三、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非华夏政权统治都有两个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部族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2、满清对蒙古真把他们当亲兄弟吗？
“明修长城清修庙”，这似乎是赞颂满清民族政策的成果，那么咱们看看在满清政权良苦用心下，发生了什么？
在满清羁縻统治下，蒙古族差点绝种
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 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 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摘录自《冯玉祥自传》）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第三、末期时的性质：
满洲人向中国人的转化，这个时期最突出，民族压迫、歧视色彩这个时期最小，这时期的是否转变对今天最重要。究竟是否转化成中国王朝还有待研讨。
但是作为满清“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果影响深远。如今网上出现大量抨击孙中山卖国的文章。那么我们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革命党、孙中山十八省建国思想的由来,孙中山是真的卖 国 吗？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总是统治者居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不知历史学家鼓吹满清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来的？) 作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其他四区，基本处于不了解状态。陌生感甚至超过了欧美日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自然停留在明末时期。可以这么说十八省中国的概念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孙中山等人革命的初衷是恢复华夏，赶跑“殖民者”，学习美国建国就是其最高理想了。世界上还没有被殖民者把殖民者宗主国都推翻占领的先例，当时的革命党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看不到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其他区域统一的可能和必要。几乎一致主张“十八省建国 ”。十八省建国的主张还来自西方传来的“国民国家”的理论。也就是国民国家＝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孙中山恢复华夏就是恢复明末的中国，当然这是革命党的局限。同样由于满清政府的多元式统治，其他四区的统治者相当程度上也只知道有满清而不知有中国。
以下引用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zt)看看蒙古地区：这一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拒绝汉人进入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民族地域的传播。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 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 270年的重要原因。（“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脉源。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被迫逐渐放弃部族政权（“殖民色彩”）的性格，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过渡。
对此，保守的满清贵族对此并不甘心。他们昧于形势，幻想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部族政权，如何保住旗人身份地位。所有的改革改良都会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扼杀一切改革。戊戌变法失败、立宪骗局就是明例，“汉人强满人亡”是他们的警句。所以慈禧才会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同帝国主义共同分赃。也所以才有溥仪投靠日本人，分裂中国，并赢得了所有满族皇族的一致赞同。维新派、立宪党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身处高层，对于满清末期统治的客观形势（从部族政权（殖民政府）向中华政府转变）有所了解，对于实现大中国有所认识，纷纷主张五族联合组成新的大中国，但他们又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妥协性，常常沦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复杂性。
最近网上出现的批判孙中山卖 国的文章似乎有理，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了解真相，就能理解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的局限性了，这是局限性而绝非卖国 。
（完）
本文为 一道闪电 汇编整理而成。
关于什么是民族中国，请参考：《 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 “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诉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 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在举行伪满洲国登基大典时，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这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第一、征服期时的性质。
明和后金（以后的满洲）在明末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 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 然历史上女真人接受过中原政府的管辖，但是在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现在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但是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在满洲人的《天聪实录稿》中就有如下文字：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有相同的民族意识，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都想要“一统天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 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皇帝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 本 等东方人的看法（转）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 “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 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 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 本 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
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 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时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
马戛尔尼称满清皇帝是鞑靼皇帝。
马克思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
他说的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 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 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
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人、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所著《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300 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
在清代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
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也有的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承认祖宗也是美国人，爷爷是日本 人，孙子一定也是日 本人。
建国后由于政治的需要，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第二、执政期时的性质：满洲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满清是否认同中国人”是打开满清政治的钥匙，本来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关系到满清政权二百年来种种古怪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二百年落后、封闭、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是满清历次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事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民族认同”十八省建国的思想根源。
可是由于“版图中国论”等成为主流意识，这个问题变成了“伪问题”。
一、“黄帝祭祀与尊孔”说明了什么
满 清入关后不久，进行祭祀黄帝和尊孔，自诩为道统和学统的继承人。一个是祭祀黄帝，另一个是尊孔，是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以夏变夷”的里程碑。在晚清变革争论中，革命党和改良派还在以用 “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争论不休。可见其作为文化标志的影响之深。这类事件在今天更有独特的意义。使得学者得以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定义，确认满清统治中国是非“殖民地”统治，不适用“殖民地人民自决决议”，从而使得“反分裂”有了理论依据。这样看来明末人民抗清的血并没有白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真人征服中国人的手段的确很高明，详见《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灾难》。
满清入关前并不祭祀黄帝，满洲人自创了满语，文化也不同，俨然另立一个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们是到中国后才进行文化认同的，黄帝认同和孔子祭祀正是满清的统治的手段。满清皇帝一直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
同理，为了笼络蒙古、西藏，满清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用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摘录自《天葬》）
满清皇帝虽然在入关不 久进行“黄帝祭祀与尊孔” 完成向传统的“中国人身份”的转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这是利用了儒学理论的漏洞，从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柏杨说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爱做官的心理降服了中国，一笑。） 关于这点的深刻阐述，请参阅朱学勤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该文引发的争论。
雍正比较愚蠢，把父辈精心编织的光环一举戳穿。到乾隆时就把《大义觉迷录》统统查抄销毁。满清既然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或者说本来就是骗局，满清的中国人身份是无法细究的，任何理论的深入研究都会导致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是这种政权的必然特性。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从此再也不祭祀黄帝，也不再承认是炎黄子孙，改去祭祀日本天皇，身份转变如此容易。历史学家总是漠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参见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 治特权：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三、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非华夏政权统治都有两个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部族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2、满清对蒙古真把他们当亲兄弟吗？
“明修长城清修庙”，这似乎是赞颂满清民族政策的成果，那么咱们看看在满清政权良苦用心下，发生了什么？
在满清羁縻统治下，蒙古族差点绝种
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 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 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摘录自《冯玉祥自传》）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第三、末期时的性质：
满洲人向中国人的转化，这个时期最突出，民族压迫、歧视色彩这个时期最小，这时期的是否转变对今天最重要。究竟是否转化成中国王朝还有待研讨。
但是作为满清“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果影响深远。如今网上出现大量抨击孙中山卖国的文章。那么我们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革命党、孙中山十八省建国思想的由来,孙中山是真的卖 国 吗？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总是统治者居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不知历史学家鼓吹满清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来的？) 作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其他四区，基本处于不了解状态。陌生感甚至超过了欧美日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自然停留在明末时期。可以这么说十八省中国的概念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孙中山等人革命的初衷是恢复华夏，赶跑“殖民者”，学习美国建国就是其最高理想了。世界上还没有被殖民者把殖民者宗主国都推翻占领的先例，当时的革命党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看不到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其他区域统一的可能和必要。几乎一致主张“十八省建国 ”。十八省建国的主张还来自西方传来的“国民国家”的理论。也就是国民国家＝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孙中山恢复华夏就是恢复明末的中国，当然这是革命党的局限。同样由于满清政府的多元式统治，其他四区的统治者相当程度上也只知道有满清而不知有中国。
以下引用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zt)看看蒙古地区：这一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拒绝汉人进入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民族地域的传播。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 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 270年的重要原因。（“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脉源。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被迫逐渐放弃部族政权（“殖民色彩”）的性格，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过渡。
对此，保守的满清贵族对此并不甘心。他们昧于形势，幻想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部族政权，如何保住旗人身份地位。所有的改革改良都会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扼杀一切改革。戊戌变法失败、立宪骗局就是明例，“汉人强满人亡”是他们的警句。所以慈禧才会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同帝国主义共同分赃。也所以才有溥仪投靠日本人，分裂中国，并赢得了所有满族皇族的一致赞同。维新派、立宪党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身处高层，对于满清末期统治的客观形势（从部族政权（殖民政府）向中华政府转变）有所了解，对于实现大中国有所认识，纷纷主张五族联合组成新的大中国，但他们又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妥协性，常常沦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复杂性。
最近网上出现的批判孙中山卖 国的文章似乎有理，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了解真相，就能理解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的局限性了，这是局限性而绝非卖国 。
（完）
本文为 一道闪电 汇编整理而成。
关于什么是民族中国，请参考：《 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 “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诉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 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在举行伪满洲国登基大典时，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这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2008年11月4日 星期二
我为什么掌掴阎贼崇年 大汉之风
一、为什么要采取行动？
阎崇年的价值观已经跌破了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极限，阎崇年借着央视的这个渠道将野蛮、反/动的价值观散布出去，已经四年之久，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人愤怒于阎崇年丧失人性，更不能任其毒害国人。
例一，阎崇年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的讲座哪一集不站在满清统治者角度讲话，他吹嘘努尔哈赤的十大功绩，他亲切的称康熙、乾隆老儿为老爷子，一提到这些人就饱含深情，激动澎湃。但是他绝口不提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在辽东屠杀300万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
阎崇年一提到女真人被杀表情就特别激动,而当满洲人杀汉人时则兴高采烈。阎崇年每当讲满清打了胜仗就得意洋洋，甚至大讲清兵把掳掠妇女载在马上，化装打扮。这时他面露喜色，露出八颗牙，简直毫无人性，是“喜剧”还是“悲剧”不言而喻。
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各国政府就连他们否认纳/粹罪行都被刑事追究。而阎崇年就敢，做人要有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人人得以诛之。
例二、他在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二讲“康熙帝的志与学”，把野蛮残/暴的“扬州十日”说成是文化融合，极其野蛮反/动。
他说：“文化融合发展。满洲是牧猎文化；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汉族中原的农耕文化。蒙古的草原文化和满洲的牧猎文化融合了，但是和汉族的农耕问题有冲突。扬州十日都是这些文化中的表现。”
“ 扬州十日”是反人类暴行，绝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是满清野蛮政权用屠/杀来解决反征服，反压迫、反奴役的抗争。这和文化融合和冲突完全是两码事。满清王朝在乾隆年间将准噶尔部落种族灭绝，难道这是满洲的牧猎文化和蒙古的草原文化成功融合？其次，既便是文化冲突，用屠杀来解决，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他嘴里竟然被吹嘘成“文化融合发展”，是文化问题。可见其世界观、价值观极其野蛮。
例三、为了袒护满清政权，阎崇年竟然肯定文字狱。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问：“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网上传阎肯定文字狱的由来。阎崇年甚至把清廷统治者没有强迫汉人说满语，称为清廷的德政，阎崇年始终以满清贵族的立场上讲清史，他宣扬的“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以及“清十二帝疑案”都是如此。称阎崇年为“清遗”，一点也不冤枉。
就这样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极为反/动的人，一直霸占着央视，他的节目反复重播，稍有正义感的人怎能容忍呢？中国人是有正义感的，中华民族是有人类自尊心的民族。
二、为什么不采用和平方式
1、阎把握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
我们曾经尝试与阎沟通，和百家讲坛沟通，但是从来没有被理睬过，不少人也有同样经历，阎本人的态度说明了问题：他说：“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
2、 去年5月在上海浦东图书馆，我质问阎崇年：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为何满清时期打的旗号却是反清复明？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均称自己非中国人，你如何解释？慈禧保满清不保中国，你如何解释？ ”
没想到，阎崇年竟然恼羞成怒，呼啦一下从讲台上站起来，说这不是学术问题。
之后，他还当面对我说，下来要与我辩论三个小时，我苦苦等待，却最终没有见到他半个人影半点消息。
毫无疑问，他是在拒绝交流，既然你在公共媒体上宣传你的学术，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百家讲坛实际就是一家讲坛，比如毛佩琦讲明史，稀稀拉拉三年讲不完，最后还是给关闭了，易中天远比阎崇年受欢迎，但是惟独阎崇年的《清十二帝揭密》能连播五遍，央视国际台也一再重播。只传播不被质疑，这就是媒体霸权，他们不屑理睬更是为了灌输而宣传。明明是一家之言，个人偏见，却在央视反复重复，很明显这是故意让人们误解，把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当作了正统历史观、政府行为。
谎言重复十八遍就成了真理，这实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强制，用媒体霸权强迫人们接受阎崇年的价值观、历史观。
而这几年来，一系列对阎不利的活动，质疑的声音，媒体从来不屑报导，同喜欢捕捉明星花边新闻的作风迥异。他本人更是决不会和异议者对话。必须采取行动唤醒人们注意，让国人猛醒，认识到阎崇年的错误和荒谬。
三、一些名人、媒体过激反应说明了什么？
某些文化界精英在这次事件表现过激，“暴徒”、“流氓”、“恶棍”、“毫无人性”、“纳/粹”，他们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词汇，简直是十恶不赦，他们要求法律严惩，巴不得处以极刑。一个耳光能激起如此大的仇恨，毫无理性和法律意识可言，同他们平常依法办事的调子完全两样。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有人用实际行动开始藐视“精英”了，从此限制了精英们的“自由”。从此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教师爷地位被颠/覆。这些人本来就是强霸媒体资源，公器私用，看护既得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当然不容许来自民间对他们的半点不恭。
有一篇评论说的好：“强盗!无耻!暴徒!保护学术研究!保护学者权益!”这是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之后，一群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怒吼。不过，现在，在阎崇年老先生这里，浓缩、提高成“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
打一个知识分子竟可以打成“社会的悲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吧，这种本领只有知识阶级才有，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工朋友，他们是不会有这样文雅的抗议，媒体上有关农民工讨薪被打死、打伤的报道，该不知有多少，可他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不幸升华到整个社会精神的悲哀，最多的只有一句“还我工钱”。这种表达或许有些自私、有些庸俗，但正是这自私庸俗才衬托出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大公。”（“阎崇年被打是社会精神的悲哀，那农民工呢？”）
四、是不是“大汉族主义”？
现在某些媒体宣称这是“大汉族主义”，那么我来反问？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阎的言论是针对某一少数民族的会出现什么后果，毫无疑问，这肯定引起严重的民族冲突，政治风波，阎不被人打死也一定会被关进监狱，非只一耳光而已。所有的舆论都会纷纷指责他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行，哪里还会说这是学术问题，哪里还去管他是不是老人。
百家讲坛的制片就是满族人万卫，阎发表这些言论，也决非他一人所为，而且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这本来就是严重煽动民族仇恨行为。事发之后，主流舆论竟然还袒护阎，部分群众还支持阎。这是在民族关系已经不正常，汉族被频频侮辱却毫无知觉，麻木的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五、意义何在
1、人民需要正义，人民不仅需要今天的正义也需要过去的正义。
此事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歪曲性报道，专家、学者、舆论纷纷谴责。但是就网站民意调查来看，截至20日，人民网投表决，认为阎崇年该打占91.9%，而支持阎的只有4.8%（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174455.html）。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人民需要正义，不管你用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尊重知识”、“尊重老人”、“民族团结”、“以法治国”等等口号，这些理由全加起来都比不上老百姓认识的两个字－“正义”。再充分的理由没有正义作为支撑，所有的理由戳穿了无非是少部分人的“私利”，一条都站不住。
正义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尤其在强势集团霸占各种资源为所欲为的今天，老百姓需要正义，不光需要今天的正义，也要维护过去的正义。否定过去的正义，今天的公平正义也保不住，“掴掌事件”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正的舆论环境下的必然后果。最近发生的诸如三鹿事件等都是同一性质，捍卫正义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致要求。
2、 “学术自由”不能超过界限
一些人依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学术、专业地位，试图把道德、法律把一切问题都装进专业、学术保护圈去，妄图以“学术自由”为名霸占住话语权。胡作非为，这可能吗？以西方为例，英国右翼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地方法庭判3年徒刑。
3、历史的责任须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担当
现在“耳光”事件曝光后，阎的这些争议言论，名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但阎在央视传播其野蛮、丑恶的价值观长达四年之久，主流知识分子又在哪里？主流知识分子放弃了责任，维护正义的使命就不得不由民间来担当。这次事件至少告诉国人，阎崇年反复通过央视传播的东西，只是他个人的狭隘偏见，不是政府的声音也不是知识界的声音。
历史的责任只能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来担当。 掌嘴，是一个开始。醒悟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一个耳光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在《百家讲坛》实为一家讲坛的情况下，大汉之风及其同道的思想如要引起更大的关注，赢得更多的受众，不有非常之举怎么行？故大汉之风的行为完全在情理之中，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他的这一掌足以抵消一百次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灌输，而所付出的是2000元的罚款，这点代价大约只有在一家小报登个小广告的费用，所以完全值得。也有人说不应打耳光而应该仍臭鸡蛋或臭大粪，其实这与一个耳光性质相似，只不过后者的程度上更可控一些，技术是更先进一些而已。从结果看，大汉之风的这一掴是对央视话语霸权的精彩反击，从争取言论权平等的角度，从经济学费效比的角度，都是完全应该支持。其次阎在央视的宣讲其实并不全是简单的言论，而是有类戈培尔式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讲逻辑，不讲事实，只有经过精巧包装后的反复灌输，里面充满了谎言与诡辩，其实质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而这恰与言 论 自由的宗旨相背。所以，大汉之风这一掌的反击，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也是完全正义的，义之所在，当然值得，而且耳光的效果较好，因为奴才的吹捧者会认为是“主子打奴才”，非常具有威慑力！
以下是引用赵里昱在2008-10-21 9:14:00的发言：
[阎崇年]古今中外对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的反应
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老必掴！
孔子：有贼自远方来，不亦掴乎？
老子：掴，可掴，非常掴。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难阻我掴贼
李煜：问君能有几多痛，恰似一巴掌打下去火辣辣
阿基米德：给我一个巴掌，我能把阎崇年打趴下
欧阳修：大汉之风之意不在书，在乎巴掌之间
韩乔生：大汉之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掴了阎崇年一巴掌
韩乔生续：替补席上的大汉之风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读者严密的防守把巴掌精准的给了保安，对不起，是阎崇年！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看巴掌！
曹操：宁教我掴阎崇年，莫叫阎崇年掴我
裴多哀：法制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民族故，两者皆可抛（阎崇年，看巴掌！）
刘德华：大汉之风打吧打吧不是罪
但丁：打阎崇年俩巴掌，让别人去评价吧
朱熹：我们应该仔细观察掴掌的大汉之风，以得到天下至极之理
叶圣陶：多掴了三五掌
王朔：无知的阎崇年无畏
爱因斯坦：究竟是大汉之风掴阎崇年，或是阎崇年掴大汉之风，取决于你的参考坐标
施拉普纳：如果你不知道巴掌往哪里打，就往阎崇年的脸上打
莎士比亚：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奥斯特洛甫斯基：神掌是怎样炼成的
布什：大汉之风肯定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神掌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阎崇年的老脸，敢于伸出自己的神掌。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涛哥：以掌掴阎崇年为荣，以粉饰满清为耻
前Core：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巴掌才是硬道理
小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打到阎崇年的就是好人
毛主席：阎崇年挨一次巴掌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挨巴掌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阎老仍要被掴
谚语：巴掌是对话之母
谚语：万般皆下品，唯有巴掌高
耐克：Just 掴 it
肯德基：更多唾沫 更多巴掌 尽在阎崇年
波岛：大汉之风的巴掌，巴掌中的战斗机
新飞冰箱：阎崇年讲学讲得好，不如挨一巴掌名气响
脑白金：(阎崇年)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俩巴掌
欧莱雅：(巴掌)你值得拥有
摩托罗拉：掴掌无极限
中国移动(葛优版)：这一掌，我看行
阎崇年的价值观已经跌破了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极限，阎崇年借着央视的这个渠道将野蛮、反/动的价值观散布出去，已经四年之久，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人愤怒于阎崇年丧失人性，更不能任其毒害国人。
例一，阎崇年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的讲座哪一集不站在满清统治者角度讲话，他吹嘘努尔哈赤的十大功绩，他亲切的称康熙、乾隆老儿为老爷子，一提到这些人就饱含深情，激动澎湃。但是他绝口不提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在辽东屠杀300万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
阎崇年一提到女真人被杀表情就特别激动,而当满洲人杀汉人时则兴高采烈。阎崇年每当讲满清打了胜仗就得意洋洋，甚至大讲清兵把掳掠妇女载在马上，化装打扮。这时他面露喜色，露出八颗牙，简直毫无人性，是“喜剧”还是“悲剧”不言而喻。
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各国政府就连他们否认纳/粹罪行都被刑事追究。而阎崇年就敢，做人要有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人人得以诛之。
例二、他在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二讲“康熙帝的志与学”，把野蛮残/暴的“扬州十日”说成是文化融合，极其野蛮反/动。
他说：“文化融合发展。满洲是牧猎文化；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汉族中原的农耕文化。蒙古的草原文化和满洲的牧猎文化融合了，但是和汉族的农耕问题有冲突。扬州十日都是这些文化中的表现。”
“ 扬州十日”是反人类暴行，绝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是满清野蛮政权用屠/杀来解决反征服，反压迫、反奴役的抗争。这和文化融合和冲突完全是两码事。满清王朝在乾隆年间将准噶尔部落种族灭绝，难道这是满洲的牧猎文化和蒙古的草原文化成功融合？其次，既便是文化冲突，用屠杀来解决，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他嘴里竟然被吹嘘成“文化融合发展”，是文化问题。可见其世界观、价值观极其野蛮。
例三、为了袒护满清政权，阎崇年竟然肯定文字狱。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问：“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网上传阎肯定文字狱的由来。阎崇年甚至把清廷统治者没有强迫汉人说满语，称为清廷的德政，阎崇年始终以满清贵族的立场上讲清史，他宣扬的“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以及“清十二帝疑案”都是如此。称阎崇年为“清遗”，一点也不冤枉。
就这样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极为反/动的人，一直霸占着央视，他的节目反复重播，稍有正义感的人怎能容忍呢？中国人是有正义感的，中华民族是有人类自尊心的民族。
二、为什么不采用和平方式
1、阎把握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
我们曾经尝试与阎沟通，和百家讲坛沟通，但是从来没有被理睬过，不少人也有同样经历，阎本人的态度说明了问题：他说：“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
2、 去年5月在上海浦东图书馆，我质问阎崇年：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为何满清时期打的旗号却是反清复明？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均称自己非中国人，你如何解释？慈禧保满清不保中国，你如何解释？ ”
没想到，阎崇年竟然恼羞成怒，呼啦一下从讲台上站起来，说这不是学术问题。
之后，他还当面对我说，下来要与我辩论三个小时，我苦苦等待，却最终没有见到他半个人影半点消息。
毫无疑问，他是在拒绝交流，既然你在公共媒体上宣传你的学术，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百家讲坛实际就是一家讲坛，比如毛佩琦讲明史，稀稀拉拉三年讲不完，最后还是给关闭了，易中天远比阎崇年受欢迎，但是惟独阎崇年的《清十二帝揭密》能连播五遍，央视国际台也一再重播。只传播不被质疑，这就是媒体霸权，他们不屑理睬更是为了灌输而宣传。明明是一家之言，个人偏见，却在央视反复重复，很明显这是故意让人们误解，把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当作了正统历史观、政府行为。
谎言重复十八遍就成了真理，这实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强制，用媒体霸权强迫人们接受阎崇年的价值观、历史观。
而这几年来，一系列对阎不利的活动，质疑的声音，媒体从来不屑报导，同喜欢捕捉明星花边新闻的作风迥异。他本人更是决不会和异议者对话。必须采取行动唤醒人们注意，让国人猛醒，认识到阎崇年的错误和荒谬。
三、一些名人、媒体过激反应说明了什么？
某些文化界精英在这次事件表现过激，“暴徒”、“流氓”、“恶棍”、“毫无人性”、“纳/粹”，他们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词汇，简直是十恶不赦，他们要求法律严惩，巴不得处以极刑。一个耳光能激起如此大的仇恨，毫无理性和法律意识可言，同他们平常依法办事的调子完全两样。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有人用实际行动开始藐视“精英”了，从此限制了精英们的“自由”。从此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教师爷地位被颠/覆。这些人本来就是强霸媒体资源，公器私用，看护既得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当然不容许来自民间对他们的半点不恭。
有一篇评论说的好：“强盗!无耻!暴徒!保护学术研究!保护学者权益!”这是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之后，一群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怒吼。不过，现在，在阎崇年老先生这里，浓缩、提高成“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
打一个知识分子竟可以打成“社会的悲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吧，这种本领只有知识阶级才有，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工朋友，他们是不会有这样文雅的抗议，媒体上有关农民工讨薪被打死、打伤的报道，该不知有多少，可他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不幸升华到整个社会精神的悲哀，最多的只有一句“还我工钱”。这种表达或许有些自私、有些庸俗，但正是这自私庸俗才衬托出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大公。”（“阎崇年被打是社会精神的悲哀，那农民工呢？”）
四、是不是“大汉族主义”？
现在某些媒体宣称这是“大汉族主义”，那么我来反问？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阎的言论是针对某一少数民族的会出现什么后果，毫无疑问，这肯定引起严重的民族冲突，政治风波，阎不被人打死也一定会被关进监狱，非只一耳光而已。所有的舆论都会纷纷指责他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行，哪里还会说这是学术问题，哪里还去管他是不是老人。
百家讲坛的制片就是满族人万卫，阎发表这些言论，也决非他一人所为，而且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这本来就是严重煽动民族仇恨行为。事发之后，主流舆论竟然还袒护阎，部分群众还支持阎。这是在民族关系已经不正常，汉族被频频侮辱却毫无知觉，麻木的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五、意义何在
1、人民需要正义，人民不仅需要今天的正义也需要过去的正义。
此事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歪曲性报道，专家、学者、舆论纷纷谴责。但是就网站民意调查来看，截至20日，人民网投表决，认为阎崇年该打占91.9%，而支持阎的只有4.8%（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174455.html）。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人民需要正义，不管你用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尊重知识”、“尊重老人”、“民族团结”、“以法治国”等等口号，这些理由全加起来都比不上老百姓认识的两个字－“正义”。再充分的理由没有正义作为支撑，所有的理由戳穿了无非是少部分人的“私利”，一条都站不住。
正义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尤其在强势集团霸占各种资源为所欲为的今天，老百姓需要正义，不光需要今天的正义，也要维护过去的正义。否定过去的正义，今天的公平正义也保不住，“掴掌事件”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正的舆论环境下的必然后果。最近发生的诸如三鹿事件等都是同一性质，捍卫正义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致要求。
2、 “学术自由”不能超过界限
一些人依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学术、专业地位，试图把道德、法律把一切问题都装进专业、学术保护圈去，妄图以“学术自由”为名霸占住话语权。胡作非为，这可能吗？以西方为例，英国右翼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地方法庭判3年徒刑。
3、历史的责任须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担当
现在“耳光”事件曝光后，阎的这些争议言论，名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但阎在央视传播其野蛮、丑恶的价值观长达四年之久，主流知识分子又在哪里？主流知识分子放弃了责任，维护正义的使命就不得不由民间来担当。这次事件至少告诉国人，阎崇年反复通过央视传播的东西，只是他个人的狭隘偏见，不是政府的声音也不是知识界的声音。
历史的责任只能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来担当。 掌嘴，是一个开始。醒悟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一个耳光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在《百家讲坛》实为一家讲坛的情况下，大汉之风及其同道的思想如要引起更大的关注，赢得更多的受众，不有非常之举怎么行？故大汉之风的行为完全在情理之中，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他的这一掌足以抵消一百次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灌输，而所付出的是2000元的罚款，这点代价大约只有在一家小报登个小广告的费用，所以完全值得。也有人说不应打耳光而应该仍臭鸡蛋或臭大粪，其实这与一个耳光性质相似，只不过后者的程度上更可控一些，技术是更先进一些而已。从结果看，大汉之风的这一掴是对央视话语霸权的精彩反击，从争取言论权平等的角度，从经济学费效比的角度，都是完全应该支持。其次阎在央视的宣讲其实并不全是简单的言论，而是有类戈培尔式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讲逻辑，不讲事实，只有经过精巧包装后的反复灌输，里面充满了谎言与诡辩，其实质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而这恰与言 论 自由的宗旨相背。所以，大汉之风这一掌的反击，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也是完全正义的，义之所在，当然值得，而且耳光的效果较好，因为奴才的吹捧者会认为是“主子打奴才”，非常具有威慑力！
以下是引用赵里昱在2008-10-21 9:14:00的发言：
[阎崇年]古今中外对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的反应
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老必掴！
孔子：有贼自远方来，不亦掴乎？
老子：掴，可掴，非常掴。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难阻我掴贼
李煜：问君能有几多痛，恰似一巴掌打下去火辣辣
阿基米德：给我一个巴掌，我能把阎崇年打趴下
欧阳修：大汉之风之意不在书，在乎巴掌之间
韩乔生：大汉之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掴了阎崇年一巴掌
韩乔生续：替补席上的大汉之风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读者严密的防守把巴掌精准的给了保安，对不起，是阎崇年！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看巴掌！
曹操：宁教我掴阎崇年，莫叫阎崇年掴我
裴多哀：法制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民族故，两者皆可抛（阎崇年，看巴掌！）
刘德华：大汉之风打吧打吧不是罪
但丁：打阎崇年俩巴掌，让别人去评价吧
朱熹：我们应该仔细观察掴掌的大汉之风，以得到天下至极之理
叶圣陶：多掴了三五掌
王朔：无知的阎崇年无畏
爱因斯坦：究竟是大汉之风掴阎崇年，或是阎崇年掴大汉之风，取决于你的参考坐标
施拉普纳：如果你不知道巴掌往哪里打，就往阎崇年的脸上打
莎士比亚：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奥斯特洛甫斯基：神掌是怎样炼成的
布什：大汉之风肯定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神掌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阎崇年的老脸，敢于伸出自己的神掌。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涛哥：以掌掴阎崇年为荣，以粉饰满清为耻
前Core：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巴掌才是硬道理
小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打到阎崇年的就是好人
毛主席：阎崇年挨一次巴掌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挨巴掌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阎老仍要被掴
谚语：巴掌是对话之母
谚语：万般皆下品，唯有巴掌高
耐克：Just 掴 it
肯德基：更多唾沫 更多巴掌 尽在阎崇年
波岛：大汉之风的巴掌，巴掌中的战斗机
新飞冰箱：阎崇年讲学讲得好，不如挨一巴掌名气响
脑白金：(阎崇年)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俩巴掌
欧莱雅：(巴掌)你值得拥有
摩托罗拉：掴掌无极限
中国移动(葛优版)：这一掌，我看行
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中华民族刍议 (2006-01-09 22:26:36)
中华民族刍议
一道闪电
一、“中华民族”的困境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革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革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石单）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革命时期。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内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梁启超提倡，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 “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这个定义起到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统一建国，抵抗外辱的作用。但是从此“中华民族”丧失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定义被频繁修改，不得不不断打补丁。建国后，中华民族的定义改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学者不满意，陈连开教授在《中国华夷番汉中华中华民族》中提出新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海外华侨呢？有许多海外华侨早就坚定的把自己归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在抗战期间，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能抹杀他们作为具有高度民族意识所做出的贡献呢？如何能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呢？（《中华民族研究》第一辑 史式 ）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哪个民族，比如澳门还有葡京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那么能拒绝他们吗？
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种族历史与汉族等主体民族相差太远，差异太大又很难认同“中华民族”。 如此“中华民族”内涵越来越复杂，越来无法概括实际情况。
按梁启超的说法，当初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则是与国家等身大的、以领土为范围的“民族”，即nation。“中华民族”更重视的是领土性的属性，因此，提倡“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是按照国民国家的理论实践国家整合。通过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整合国民，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正是为近代以来各代中国领导人所认同的以国民国家理论实现近代国家的方法。然而，让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所有人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的意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致使藏、维、蒙等民族没有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同时还因为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理论导致了 “民族”概念的高度政治化。就内涵而言，“民族”不啻为一道城壕，强迫城内的人们进行万民一致的政治认同；从外延来看，“民族”又象是一条鸿沟，阻隔人与人、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进行自然的融和同化。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强调“民族”，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提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时，就会招来“实行民族同化”的攻击；而同意中国具有多数的民族时，又必然有人以“民族自决”为招牌，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摘录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二、民族认同感分析
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来自于 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宗教、生活习惯等）、政治认同。凝聚力和排他性成正比。二战时期，德、日民族强悍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认同感的高度统一。
血缘不可变，血缘认同的凝聚力很强，从论坛“满遗”的表现更证明了血缘认同往往高于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民族意识高于国民意识。但是血缘认同会干扰组织整体的政治利益，出现离散现象。文化认同有持久力和生命力。但是迫于环境有可变性、可塑性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更突出。人周围的环境在变，文化认同也就可变。其中宗教认同有专一性，排他性。政治认同（利益是最根本的认同）是最高级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有时认同感极强，能压制其他认同，但是政治认同有阶段性、易变性。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某些少数民族其血缘、文化差异很大， 其认同感更多来自政治认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政治认同更多来自利益，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享受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优待。
但是作为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由于国不强，民不富，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特别在海外的某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远没有西方人享受到的利益和尊严。其政治认同的认同感不会太强。对于某些少数民族而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得到海外母国的认同感、自豪感，得到的利益要比作为中国人还要大，而有些国家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情绪。
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他们当中某些人对于原有的优惠已经不满足了，这种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更不起作用了。
历史上，满族上层整体还有新疆某些少数民族的集体叛国就是明证。 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认同感不会持久，这是政治认同本身具有的弱点。
再者一般而言，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要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现在的政策是在加强这种本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却变得模糊。（可能他们只记得几条优惠政策和他们认为该得的的实惠，就这点而言很难激发民族认同的。只会加深和激发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而一旦其他认同远强于政治认同，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弱化，而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带来新的政治愿景又强化了叛离意愿。
三、文化民族主义
世界是在进行文化的竞争，文化的淘汰赛。很明显英语文化一支独秀，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地区的语言文化却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是用暴力，而是自然的选择，显然如果这些弱小民族语言要保持自己语言文字，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与外界沟通，跟不上世界急剧发展的步伐，民族就会成为活标本，自生自灭。如果用主流语言和外界交流，则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难以使用，渐渐消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会消失，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民族消失却难以避免。历史证明华夏文明具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很少具有的优势，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最突出的，其生命力是强盛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来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复同化。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成一种语言，统一一种文化。要不要把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如何把和汉语和汉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如此岂不是又走到当今民族政策的反面。如果不是，离心的倾向越发强烈了。这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理论，又造成有些和汉族关系紧密，基本同化的民族又被人为分开，造成离心排斥倾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又造成某些汉族的不满，造成自身的认同感很差，某些人改民族很随便。
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仍然侧重于血缘，族群，实际上现在的某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 “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如果认为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甚至种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不知道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对于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其民族认同感怎么会比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中华民族”来得差？现在的民族政策是在鼓励人们区分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种族。于是就有人要求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称呼。还有人要求恢复匈奴民族。这样搞下去，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现在的民族政策只会让汉族越来越小，民族越分越细，和世界民族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离心势力越来越大，动摇汉族主体地位，继而动摇中华民族的基础。
我们天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民族隔阂的心理却始终存在，只有当我们不再有民族意识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从上述“中华民族”的困境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初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共有的族名是被各个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这正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华夏文明被广泛接受性。“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当时的少数民族公认汉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具有的正统地位。而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如同历史上融入汉族一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的民族。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到了同化、融合的作用是现今的民族政策远远不及的。
华夏文明自古就没有种族歧视这种陋习，很难被融合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亡了，犹太人在中国消亡的事实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消除民族差别，同化各民族的能力，能融合和吸收新的民族成员。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文化民族主义”，按文化认同重新划分民族。取消汉族，建立中华族，也容许人们不再填写民族。
我们应该称赞古人的“夷夏之辨”，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文明遗产，由此汉族才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同化力最强的民族，生命力最强的民族，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不亡。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的扩张。近代以来，以人权、自由为口号的西方价值观统治了世界，并以此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国在这种“ 舆论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道德、伦理为世界敬仰。 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民族主义”，应看到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中国两度沦亡，历史上汉奸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对“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适用当代中国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四、民族英雄论
爱国主义思想大量涌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大量的抗敌英雄传奇，以及大量的诗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好素材。这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和外族压迫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关于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疑问：
一、没有女真、蒙古族的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必定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古代有没有民族英雄？
从前文论述“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是勿庸置疑的。（见《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二 民族英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还是“政权国家”的英雄？
民族英雄不应该是“政权国家”的英雄，比如三国英雄就不是，民族英雄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三、民族英雄是跨历史时空的吗？
民族英雄等词汇是不能排除其历史背景的，一旦排除其历史背景，自然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同近代不同，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民族英雄”的标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出现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其问题在于三点，其一用当代中国的“ 中华民族观”套用到古代，漠视其概念中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二不适当的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标准强加到古代。漠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三、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海内外华人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几个官方“专家”为了 “现实政治”的需要，漠视其存在，轻易地否定，显得既无知又无识。由于他们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海内外华人心中的地位茫然无知，导致官方和民众对“民族英雄” 的理解出现巨大落差。
四、如何理解“民族英雄”
从前述得知，“中国”、“中华民族”都是有历史感的名词，不同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含义是不同的。而“英雄”这个称呼不光有历史性还有时代感，社会在进步，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20世纪前不知道有“航天英雄”。现代社会不会把“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再称为“英雄”。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没有道理的，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又是不确切的。所以当问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时，应该这样回答：岳飞是宋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样道理，抗战时期的英雄也要加入时间定语称他们是抗 日 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虽然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跨时代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原因。
一道闪电
一、“中华民族”的困境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革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革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石单）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革命时期。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内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梁启超提倡，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 “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这个定义起到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统一建国，抵抗外辱的作用。但是从此“中华民族”丧失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定义被频繁修改，不得不不断打补丁。建国后，中华民族的定义改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学者不满意，陈连开教授在《中国华夷番汉中华中华民族》中提出新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海外华侨呢？有许多海外华侨早就坚定的把自己归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在抗战期间，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能抹杀他们作为具有高度民族意识所做出的贡献呢？如何能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呢？（《中华民族研究》第一辑 史式 ）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哪个民族，比如澳门还有葡京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那么能拒绝他们吗？
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种族历史与汉族等主体民族相差太远，差异太大又很难认同“中华民族”。 如此“中华民族”内涵越来越复杂，越来无法概括实际情况。
按梁启超的说法，当初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则是与国家等身大的、以领土为范围的“民族”，即nation。“中华民族”更重视的是领土性的属性，因此，提倡“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是按照国民国家的理论实践国家整合。通过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整合国民，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正是为近代以来各代中国领导人所认同的以国民国家理论实现近代国家的方法。然而，让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所有人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的意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致使藏、维、蒙等民族没有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同时还因为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理论导致了 “民族”概念的高度政治化。就内涵而言，“民族”不啻为一道城壕，强迫城内的人们进行万民一致的政治认同；从外延来看，“民族”又象是一条鸿沟，阻隔人与人、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进行自然的融和同化。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强调“民族”，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提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时，就会招来“实行民族同化”的攻击；而同意中国具有多数的民族时，又必然有人以“民族自决”为招牌，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摘录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二、民族认同感分析
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来自于 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宗教、生活习惯等）、政治认同。凝聚力和排他性成正比。二战时期，德、日民族强悍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认同感的高度统一。
血缘不可变，血缘认同的凝聚力很强，从论坛“满遗”的表现更证明了血缘认同往往高于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民族意识高于国民意识。但是血缘认同会干扰组织整体的政治利益，出现离散现象。文化认同有持久力和生命力。但是迫于环境有可变性、可塑性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更突出。人周围的环境在变，文化认同也就可变。其中宗教认同有专一性，排他性。政治认同（利益是最根本的认同）是最高级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有时认同感极强，能压制其他认同，但是政治认同有阶段性、易变性。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某些少数民族其血缘、文化差异很大， 其认同感更多来自政治认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政治认同更多来自利益，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享受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优待。
但是作为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由于国不强，民不富，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特别在海外的某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远没有西方人享受到的利益和尊严。其政治认同的认同感不会太强。对于某些少数民族而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得到海外母国的认同感、自豪感，得到的利益要比作为中国人还要大，而有些国家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情绪。
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他们当中某些人对于原有的优惠已经不满足了，这种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更不起作用了。
历史上，满族上层整体还有新疆某些少数民族的集体叛国就是明证。 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认同感不会持久，这是政治认同本身具有的弱点。
再者一般而言，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要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现在的政策是在加强这种本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却变得模糊。（可能他们只记得几条优惠政策和他们认为该得的的实惠，就这点而言很难激发民族认同的。只会加深和激发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而一旦其他认同远强于政治认同，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弱化，而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带来新的政治愿景又强化了叛离意愿。
三、文化民族主义
世界是在进行文化的竞争，文化的淘汰赛。很明显英语文化一支独秀，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地区的语言文化却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是用暴力，而是自然的选择，显然如果这些弱小民族语言要保持自己语言文字，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与外界沟通，跟不上世界急剧发展的步伐，民族就会成为活标本，自生自灭。如果用主流语言和外界交流，则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难以使用，渐渐消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会消失，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民族消失却难以避免。历史证明华夏文明具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很少具有的优势，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最突出的，其生命力是强盛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来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复同化。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成一种语言，统一一种文化。要不要把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如何把和汉语和汉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如此岂不是又走到当今民族政策的反面。如果不是，离心的倾向越发强烈了。这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理论，又造成有些和汉族关系紧密，基本同化的民族又被人为分开，造成离心排斥倾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又造成某些汉族的不满，造成自身的认同感很差，某些人改民族很随便。
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仍然侧重于血缘，族群，实际上现在的某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 “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如果认为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甚至种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不知道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对于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其民族认同感怎么会比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中华民族”来得差？现在的民族政策是在鼓励人们区分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种族。于是就有人要求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称呼。还有人要求恢复匈奴民族。这样搞下去，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现在的民族政策只会让汉族越来越小，民族越分越细，和世界民族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离心势力越来越大，动摇汉族主体地位，继而动摇中华民族的基础。
我们天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民族隔阂的心理却始终存在，只有当我们不再有民族意识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从上述“中华民族”的困境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初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共有的族名是被各个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这正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华夏文明被广泛接受性。“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当时的少数民族公认汉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具有的正统地位。而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如同历史上融入汉族一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的民族。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到了同化、融合的作用是现今的民族政策远远不及的。
华夏文明自古就没有种族歧视这种陋习，很难被融合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亡了，犹太人在中国消亡的事实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消除民族差别，同化各民族的能力，能融合和吸收新的民族成员。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文化民族主义”，按文化认同重新划分民族。取消汉族，建立中华族，也容许人们不再填写民族。
我们应该称赞古人的“夷夏之辨”，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文明遗产，由此汉族才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同化力最强的民族，生命力最强的民族，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不亡。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的扩张。近代以来，以人权、自由为口号的西方价值观统治了世界，并以此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国在这种“ 舆论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道德、伦理为世界敬仰。 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民族主义”，应看到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中国两度沦亡，历史上汉奸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对“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适用当代中国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四、民族英雄论
爱国主义思想大量涌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大量的抗敌英雄传奇，以及大量的诗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好素材。这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和外族压迫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关于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疑问：
一、没有女真、蒙古族的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必定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古代有没有民族英雄？
从前文论述“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是勿庸置疑的。（见《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二 民族英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还是“政权国家”的英雄？
民族英雄不应该是“政权国家”的英雄，比如三国英雄就不是，民族英雄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三、民族英雄是跨历史时空的吗？
民族英雄等词汇是不能排除其历史背景的，一旦排除其历史背景，自然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同近代不同，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民族英雄”的标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出现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其问题在于三点，其一用当代中国的“ 中华民族观”套用到古代，漠视其概念中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二不适当的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标准强加到古代。漠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三、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海内外华人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几个官方“专家”为了 “现实政治”的需要，漠视其存在，轻易地否定，显得既无知又无识。由于他们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海内外华人心中的地位茫然无知，导致官方和民众对“民族英雄” 的理解出现巨大落差。
四、如何理解“民族英雄”
从前述得知，“中国”、“中华民族”都是有历史感的名词，不同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含义是不同的。而“英雄”这个称呼不光有历史性还有时代感，社会在进步，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20世纪前不知道有“航天英雄”。现代社会不会把“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再称为“英雄”。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没有道理的，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又是不确切的。所以当问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时，应该这样回答：岳飞是宋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样道理，抗战时期的英雄也要加入时间定语称他们是抗 日 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虽然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跨时代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原因。
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 (2006-01-09 22:28:30)
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
一道闪电
一年前，马大正说重修“清史”要重新评价“清兵入关”，引起轩然大波，一年后他们又怎样呢？读了“清史研究所”的核心刊物《史苑》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点也没变，其偏执程度比当年的“遗老”、“遗少”毫不逊色。
一、极度崇拜满清王朝，陷入偏执狂。
第一、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矛盾
在统一和分裂的观点上他们是持双重标准的，对于满清虽然他们也承认满清初起没有统一的野心，李治亭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注1]那么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但他们仍然认为是正义的，是因为要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么南明军民、特别是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反抗满清残酷民族压迫为什么就是非正义的呢？
对于农民起义，他们为洪承畴辩诬时称：
“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注1]
那么比农民起义危害更大的满清血腥屠城，颁布野蛮的“薙发令”、“逃人法”的又该置于何地呢？那么，明对满清就不是维护统一了？洪承畴对农民起义镇压就是维护统一，就不因为腐败而不反动了？
满清分裂有理，满清屠杀有理，农民军水淹就是无道。满清反抗“民族压迫”有理，汉人反抗则是抗拒统一就是无理。
在统一的问题、在战争破坏问题、在反抗民族压迫问题上，他们总选取最有利于满清的观点，哪怕其观点取舍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也毫不介意。
第二、夸大其辞，吹嘘是满清统治者树立起“中国人”意识。
《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郭成康写到：“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按郭的说法是满清皇帝树立起“中国人”的意识。首先在满清在辽东时期，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谓的“中国”意识根本就不存在。汉人在辽东原有三百万，经努尔哈赤父子大肆屠杀汉人后，几乎殆尽。到满清入关时，收罗所有八旗以及汉人包衣还不到四十万。可知其屠杀之惨烈。既然说他们有“中国意识”，人们就要奇怪了，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如此对待自己国民的，要赶尽杀绝？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注2]。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明确否认满清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乾隆钦定的《满洲源流考》里，强调满洲人和华夏民族不是一个脉源，从没有被其他政权管辖过，自成一支， 提醒满洲人不要忘了根本。到清末满清统治者还指责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李治亭等人一再吹嘘满清皇帝的“满汉一家”思想，“顺治时期强调“满汉无别”、“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时期又提出“天下一家”，都继续发展了“满汉一体”的思想”[注3]。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人对此是否认的。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他说：“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的文明国家象征，积累了极大的声望，对“四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满清取代明朝后，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本不足为奇，但是对内，其“中国人”意识则迟迟不能树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殖民者身份－满洲人统治中国人，以征服民族自居，准确的说满清树立的是“大清国意识”，“大中国意识”的真正确立还是中华民国完成的。
第二、郭选择性忘记了，满清皇帝并非一定要这个统一，把这个统一看得多神圣。满清一直保护柳条边就是给自己留下后路。满清多元式部族式统治，全国分为满、蒙、汉、维、藏五区，互相隔离，满清规定各区人员不能自由往来。以至于蒙、藏、新疆各地迟迟没有树立中国人意识。满清被推翻，马上出现蒙独、藏独、疆独。[注4]这种史实郭成康又为什么不讲讲呢？
溥仪等满族贵族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蒙满独立”的阴谋活动，溥仪分裂祖国时即便是当儿皇帝也愿意。还不惜甘当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在苏联关押期间，表示要“同苏联人一样为苏联工作”，并拿出国宝文物行贿想永久留在苏联，[注5]他最不愿意当的就是中国人。在溥仪分裂祖国的过程中，满族贵族出人出钱出力，纷纷投靠满洲国，没有人同溥仪决裂投向中国人民。溥仪及满清贵族受满清皇家近三百年文化熏陶，溥仪是满清皇室教育的结晶。他们哪里来的“中国意识”？哪里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呢？（详见《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平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夸大其辞，明显美化满清。
何谓“民族平等”,这些满清鼓吹者都对“华夷之辨”恨之入骨，称其为“大汉族主义”。（详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那么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 ”。古人讲："变夷为夏"，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 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郭文说：“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那么“华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讲的需要彻底颠覆吗？
那么“华夷之辨”到底是什么东西？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文化主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 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注6]
“华夷之辨”防碍了国家认同吗？
“华夷之辨”本来讲的是“文化认同”，那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决“华夷之辨”是在汉族一边，还是在“夷”这边?从清朝的最后实践来看，不是汉族认同了满族（夷）文化，而是满族（夷）认同了华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华”把更外面的“洋人”当成了新的“夷”。所以其关键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华夷之辨”说成是儒家的罪过，实在是本末倒置。第二“华夷之辨”的确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认同，但是这个不认同是不认同满清政府而不是中国。满清为了其政权合法性，打压“华夷之辨”，以形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仅仅是针对“大清国”而非“中国 ”，一旦满清垮台，这个政治认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现“满独”、“蒙独”、“疆独”、“藏独”。这个“政治认同”的价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阴暗的暗示，他把“华夷之辨”假设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说：“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按这个逻辑，要打破“华夷之辨”，哪怕死几千万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发不留头”，“逃人法”、“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等等搞极端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也值得。这样据说就争取了“民族平等。难道这都是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付出的代价。如此追求平等，还是少来为好。
那么“华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吗？明清之时的“华夷之辨”主要内容是“野蛮人不能当皇帝”，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极大的愤怒。
就这个问题，即便是现代人也应该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领袖当然要先文明起来，守文明世界的规则。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了吗？古代中国人也一样，郭文不是也举例唐太宗有鲜卑血统，那么没见有人用“华夷之辨”来反对啊？利玛窦是西方人，种族相差更远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称他为圣人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视民族隔离的色彩呢？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满清实行彻底的种族主义是极端黑暗，野蛮、落后的。郭文诡辩的基础是多么无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方面认为 “华夷之辨”极端黑暗，无论多大代价非打破不可，满清实现了，所以伟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华夷之辨”。可郭成康对这时的“华夷之辨”显然没有太大的仇恨，他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对外来“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从明末的“华夷之辨”再对比满清统治者修改后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义和团式”的拒绝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从“欢迎文明，拒绝野蛮”的“华夷之辨”到“保护野蛮，拒绝文明”的“华夷之辨”， 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这里郭文又隐含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是中国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国人。就好像说 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当了你家主人，那么强盗就是伟大的。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却没当成你家的主人，强盗还是强盗。
二、治史的学风上，歪曲古人，戏说历史。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反对主观臆测。而戴逸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不讲客观公正， 而是把未经严格考据的传说加入其中。 在面对争议时，却只知道反唇相讥[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认定又会加入多少主观因素？
诡辩术例一：
比如洪承畴最后投降过程，有多种说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说法，并且说其“颇为可信”。[注1]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满清遗老所写，竭尽歪曲、篡改、编造之能事，在没有原始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就“颇为可信”了？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要怀疑了，以这种人重编“清史”，只不过是给《清史稿》作补充佐证而已。
李治亭接着激愤地说：“人们指责他（洪承畴）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搞历史的都明白满洲族是满洲族，满族是满族，满族是民国后才有的族名，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满洲族就不同了，这点区分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明白孙子是美国人，祖父是不是美国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连这点区分都不管了呢？这是不是故意搞的诡辩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说：“他（袁崇焕）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诗，把“室戈方操几时休”，改成了“室戈长操几时休”？“方操”，对应“久开”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实。即便是按李改动后如此理解袁诗，也真让人吃惊，诗歌都讲对仗，内容对称。这两句含义明明是边关和内地都不安定，边衅和室戈明明是指两桩事情。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不会连“边”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农民起义，而是指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民变。金庸先生的解释是：“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注8]。读过这段之后，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论诡辩术。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注9]。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满清破了“华夷之辨”，从此有了新的“大中国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说成是传统儒家观念，是很不确切的，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这个观念，都把明朝当成了中国。怎么仅仅说成是儒家观念中的“中国”呢？第二、文中故意列举长城还把长城和柳条边并列，给人的印象是长城和柳条边界是儒家“华夷之辨”不当，自己树立起的观念。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柳条边”是满清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前去开垦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观念也是满清皇帝强加于中国人的。另一方面，长城在古代也从没有看成是国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对而言“柳条边”到是真有“边界”的含义了。这类诡辩在他们的文章中数不胜数，就如此颠倒性的立论，岂不是很可耻吗？大家应该对戴先生主持编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例四“价值判断”下的曲解事实的“事实判断”
郭文把《大义觉迷录》和《清实录》里满清皇帝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语义环境下的话，罗列在一起用于歌颂满清皇帝争取民族平等，辩驳“华夷之辨”，大有断章取义的味道。
郭成康写道：“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实际上“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摘录自《清实录》，原文如下：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一年》雍正说：“满汉蒙古无歧视此心，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但是雍正紧跟着就说：“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别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适于文艺，记载间册，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犹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导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变换着，照大不敬治罪。”
雍正说此言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不许出现“夷狄”之类的避讳文字，连空白都不许有。如果有了，就以大不敬治罪。雍正是在要求“平等”，他要求的是在文化上的满汉平等，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持民族高压。这才是满清统治者口称的“满汉一家”真正的实质。 这种争取平等，和今天我们议论的“各民族平等"是一会事吗？
很明显，李治亭、郭成康等人是先有了“价值判断”，然后再收罗证据，于是就有满清皇帝如何主张“民族平等”的一系列言论。他们以“价值判断”进行史料的取舍，用“价值判断”后得来的史料罗列，得到“事实判断”。加之于读者达到其所期望的“价值判断”。
满清皇帝对这个问题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本不值得过分称颂。但是郭成康、李治亭等人以歪曲的““价值判断””用来曲解事实，再以这种“事实判断”给读者以扭曲的“价值判断”。
对于事实，如果人为割裂开因果和时序链条，那么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这种“事实判断”就是扭曲的“事实判断”。
又比如“五族共和”明明是梁启超先提倡的，经民国政府成立时候的首倡，孙中山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孙中山选集》），到清帝2月12日退位诏书时再次“确认”中华民国的民族组成，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郭却称：“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郭成康是真不懂历史呢？还是在有意误导读者呢？
三、藐视传统和民意，自成小团体，面对争议和批评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满清王朝的建立时间，他们藐视史家成例，按对满清最有利的时间算，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成了“正统”的英雄皇帝。明清战争就不是平叛战争，“满清入关”自然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他王朝的长度就要重新修订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贬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伪满洲国该怎么算？
按这种治史逻辑，满洲国历史当然也算成满清的。可是他们敢吗？“辛亥革命”是他们跨不过的坎，但是近来流传甚多的关于孙中山“卖国”的文章，是不是为他们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号？
李治亭编写的《清史》只用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李编《清史》明确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续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国社会在康熙中期以后，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仍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上述学术观点是不少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学者所认同，甚至力持的。而该书主编面对清史学界众多学术分歧，为了使全书具有统一的意志，大胆决定“一律起用东北地区的学者””[注10]
所以靠这些人来修“清史”如何能解决争议问题？如何能取各家之长？毫无疑问的是必然形成一个以几个“遗老”为核心的小团体，“顺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个性化”“清史”。
四、立论基础错误，对马克思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最喜欢鼓吹的“统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出发点？
第一 为什么说“统一神圣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不符合当前政治的实际情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判断历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则。详细论证请看《再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和《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第二、宣扬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原本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危害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以此为历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则，显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嘘“康乾盛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片面理解成“经济繁荣”。反驳请看《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时代的“遗老”、“遗少”。
看他们的治史：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评价上是双重标准的；对史料的选用是草率、歪曲和主观的；治史态度上是藐视传统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论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见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实证，虚构代替真相是偏颇的；在指导思想上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
重修“清史”不过是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下，组织起一群“遗老”“遗少”编写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罢了。[注11]
一道闪电 于2005年 12月20日
[注1]：《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史苑》第一期。 李治亭 清史委员会委员。
[注2]：《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注3]：《清代大一统与边疆问题》，李治亭 。
[注4]：《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柯。
[注5]：溥仪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详见《前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注6]：摘自《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说”，恢复“文化中国”史观》。
[注7]：关于这场风波，请参考王曾瑜发表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以及反驳。
[注8]：《袁崇焕评传》，金庸。
[注9]：《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史苑》第十二期 郭成康 清史委员会委员 。
[注10]：《清史编撰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读李治亭主编《清史》有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3-2” 高翔。
一道闪电
一年前，马大正说重修“清史”要重新评价“清兵入关”，引起轩然大波，一年后他们又怎样呢？读了“清史研究所”的核心刊物《史苑》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点也没变，其偏执程度比当年的“遗老”、“遗少”毫不逊色。
一、极度崇拜满清王朝，陷入偏执狂。
第一、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矛盾
在统一和分裂的观点上他们是持双重标准的，对于满清虽然他们也承认满清初起没有统一的野心，李治亭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注1]那么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但他们仍然认为是正义的，是因为要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么南明军民、特别是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反抗满清残酷民族压迫为什么就是非正义的呢？
对于农民起义，他们为洪承畴辩诬时称：
“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注1]
那么比农民起义危害更大的满清血腥屠城，颁布野蛮的“薙发令”、“逃人法”的又该置于何地呢？那么，明对满清就不是维护统一了？洪承畴对农民起义镇压就是维护统一，就不因为腐败而不反动了？
满清分裂有理，满清屠杀有理，农民军水淹就是无道。满清反抗“民族压迫”有理，汉人反抗则是抗拒统一就是无理。
在统一的问题、在战争破坏问题、在反抗民族压迫问题上，他们总选取最有利于满清的观点，哪怕其观点取舍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也毫不介意。
第二、夸大其辞，吹嘘是满清统治者树立起“中国人”意识。
《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郭成康写到：“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按郭的说法是满清皇帝树立起“中国人”的意识。首先在满清在辽东时期，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谓的“中国”意识根本就不存在。汉人在辽东原有三百万，经努尔哈赤父子大肆屠杀汉人后，几乎殆尽。到满清入关时，收罗所有八旗以及汉人包衣还不到四十万。可知其屠杀之惨烈。既然说他们有“中国意识”，人们就要奇怪了，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如此对待自己国民的，要赶尽杀绝？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注2]。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明确否认满清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乾隆钦定的《满洲源流考》里，强调满洲人和华夏民族不是一个脉源，从没有被其他政权管辖过，自成一支， 提醒满洲人不要忘了根本。到清末满清统治者还指责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李治亭等人一再吹嘘满清皇帝的“满汉一家”思想，“顺治时期强调“满汉无别”、“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时期又提出“天下一家”，都继续发展了“满汉一体”的思想”[注3]。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人对此是否认的。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他说：“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的文明国家象征，积累了极大的声望，对“四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满清取代明朝后，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本不足为奇，但是对内，其“中国人”意识则迟迟不能树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殖民者身份－满洲人统治中国人，以征服民族自居，准确的说满清树立的是“大清国意识”，“大中国意识”的真正确立还是中华民国完成的。
第二、郭选择性忘记了，满清皇帝并非一定要这个统一，把这个统一看得多神圣。满清一直保护柳条边就是给自己留下后路。满清多元式部族式统治，全国分为满、蒙、汉、维、藏五区，互相隔离，满清规定各区人员不能自由往来。以至于蒙、藏、新疆各地迟迟没有树立中国人意识。满清被推翻，马上出现蒙独、藏独、疆独。[注4]这种史实郭成康又为什么不讲讲呢？
溥仪等满族贵族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蒙满独立”的阴谋活动，溥仪分裂祖国时即便是当儿皇帝也愿意。还不惜甘当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在苏联关押期间，表示要“同苏联人一样为苏联工作”，并拿出国宝文物行贿想永久留在苏联，[注5]他最不愿意当的就是中国人。在溥仪分裂祖国的过程中，满族贵族出人出钱出力，纷纷投靠满洲国，没有人同溥仪决裂投向中国人民。溥仪及满清贵族受满清皇家近三百年文化熏陶，溥仪是满清皇室教育的结晶。他们哪里来的“中国意识”？哪里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呢？（详见《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平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夸大其辞，明显美化满清。
何谓“民族平等”,这些满清鼓吹者都对“华夷之辨”恨之入骨，称其为“大汉族主义”。（详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那么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 ”。古人讲："变夷为夏"，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 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郭文说：“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那么“华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讲的需要彻底颠覆吗？
那么“华夷之辨”到底是什么东西？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文化主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 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注6]
“华夷之辨”防碍了国家认同吗？
“华夷之辨”本来讲的是“文化认同”，那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决“华夷之辨”是在汉族一边，还是在“夷”这边?从清朝的最后实践来看，不是汉族认同了满族（夷）文化，而是满族（夷）认同了华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华”把更外面的“洋人”当成了新的“夷”。所以其关键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华夷之辨”说成是儒家的罪过，实在是本末倒置。第二“华夷之辨”的确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认同，但是这个不认同是不认同满清政府而不是中国。满清为了其政权合法性，打压“华夷之辨”，以形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仅仅是针对“大清国”而非“中国 ”，一旦满清垮台，这个政治认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现“满独”、“蒙独”、“疆独”、“藏独”。这个“政治认同”的价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阴暗的暗示，他把“华夷之辨”假设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说：“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按这个逻辑，要打破“华夷之辨”，哪怕死几千万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发不留头”，“逃人法”、“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等等搞极端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也值得。这样据说就争取了“民族平等。难道这都是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付出的代价。如此追求平等，还是少来为好。
那么“华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吗？明清之时的“华夷之辨”主要内容是“野蛮人不能当皇帝”，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极大的愤怒。
就这个问题，即便是现代人也应该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领袖当然要先文明起来，守文明世界的规则。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了吗？古代中国人也一样，郭文不是也举例唐太宗有鲜卑血统，那么没见有人用“华夷之辨”来反对啊？利玛窦是西方人，种族相差更远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称他为圣人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视民族隔离的色彩呢？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满清实行彻底的种族主义是极端黑暗，野蛮、落后的。郭文诡辩的基础是多么无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方面认为 “华夷之辨”极端黑暗，无论多大代价非打破不可，满清实现了，所以伟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华夷之辨”。可郭成康对这时的“华夷之辨”显然没有太大的仇恨，他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对外来“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从明末的“华夷之辨”再对比满清统治者修改后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义和团式”的拒绝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从“欢迎文明，拒绝野蛮”的“华夷之辨”到“保护野蛮，拒绝文明”的“华夷之辨”， 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这里郭文又隐含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是中国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国人。就好像说 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当了你家主人，那么强盗就是伟大的。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却没当成你家的主人，强盗还是强盗。
二、治史的学风上，歪曲古人，戏说历史。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反对主观臆测。而戴逸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不讲客观公正， 而是把未经严格考据的传说加入其中。 在面对争议时，却只知道反唇相讥[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认定又会加入多少主观因素？
诡辩术例一：
比如洪承畴最后投降过程，有多种说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说法，并且说其“颇为可信”。[注1]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满清遗老所写，竭尽歪曲、篡改、编造之能事，在没有原始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就“颇为可信”了？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要怀疑了，以这种人重编“清史”，只不过是给《清史稿》作补充佐证而已。
李治亭接着激愤地说：“人们指责他（洪承畴）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搞历史的都明白满洲族是满洲族，满族是满族，满族是民国后才有的族名，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满洲族就不同了，这点区分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明白孙子是美国人，祖父是不是美国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连这点区分都不管了呢？这是不是故意搞的诡辩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说：“他（袁崇焕）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诗，把“室戈方操几时休”，改成了“室戈长操几时休”？“方操”，对应“久开”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实。即便是按李改动后如此理解袁诗，也真让人吃惊，诗歌都讲对仗，内容对称。这两句含义明明是边关和内地都不安定，边衅和室戈明明是指两桩事情。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不会连“边”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农民起义，而是指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民变。金庸先生的解释是：“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注8]。读过这段之后，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论诡辩术。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注9]。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满清破了“华夷之辨”，从此有了新的“大中国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说成是传统儒家观念，是很不确切的，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这个观念，都把明朝当成了中国。怎么仅仅说成是儒家观念中的“中国”呢？第二、文中故意列举长城还把长城和柳条边并列，给人的印象是长城和柳条边界是儒家“华夷之辨”不当，自己树立起的观念。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柳条边”是满清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前去开垦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观念也是满清皇帝强加于中国人的。另一方面，长城在古代也从没有看成是国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对而言“柳条边”到是真有“边界”的含义了。这类诡辩在他们的文章中数不胜数，就如此颠倒性的立论，岂不是很可耻吗？大家应该对戴先生主持编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例四“价值判断”下的曲解事实的“事实判断”
郭文把《大义觉迷录》和《清实录》里满清皇帝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语义环境下的话，罗列在一起用于歌颂满清皇帝争取民族平等，辩驳“华夷之辨”，大有断章取义的味道。
郭成康写道：“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实际上“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摘录自《清实录》，原文如下：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一年》雍正说：“满汉蒙古无歧视此心，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但是雍正紧跟着就说：“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别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适于文艺，记载间册，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犹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导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变换着，照大不敬治罪。”
雍正说此言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不许出现“夷狄”之类的避讳文字，连空白都不许有。如果有了，就以大不敬治罪。雍正是在要求“平等”，他要求的是在文化上的满汉平等，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持民族高压。这才是满清统治者口称的“满汉一家”真正的实质。 这种争取平等，和今天我们议论的“各民族平等"是一会事吗？
很明显，李治亭、郭成康等人是先有了“价值判断”，然后再收罗证据，于是就有满清皇帝如何主张“民族平等”的一系列言论。他们以“价值判断”进行史料的取舍，用“价值判断”后得来的史料罗列，得到“事实判断”。加之于读者达到其所期望的“价值判断”。
满清皇帝对这个问题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本不值得过分称颂。但是郭成康、李治亭等人以歪曲的““价值判断””用来曲解事实，再以这种“事实判断”给读者以扭曲的“价值判断”。
对于事实，如果人为割裂开因果和时序链条，那么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这种“事实判断”就是扭曲的“事实判断”。
又比如“五族共和”明明是梁启超先提倡的，经民国政府成立时候的首倡，孙中山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孙中山选集》），到清帝2月12日退位诏书时再次“确认”中华民国的民族组成，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郭却称：“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郭成康是真不懂历史呢？还是在有意误导读者呢？
三、藐视传统和民意，自成小团体，面对争议和批评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满清王朝的建立时间，他们藐视史家成例，按对满清最有利的时间算，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成了“正统”的英雄皇帝。明清战争就不是平叛战争，“满清入关”自然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他王朝的长度就要重新修订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贬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伪满洲国该怎么算？
按这种治史逻辑，满洲国历史当然也算成满清的。可是他们敢吗？“辛亥革命”是他们跨不过的坎，但是近来流传甚多的关于孙中山“卖国”的文章，是不是为他们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号？
李治亭编写的《清史》只用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李编《清史》明确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续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国社会在康熙中期以后，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仍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上述学术观点是不少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学者所认同，甚至力持的。而该书主编面对清史学界众多学术分歧，为了使全书具有统一的意志，大胆决定“一律起用东北地区的学者””[注10]
所以靠这些人来修“清史”如何能解决争议问题？如何能取各家之长？毫无疑问的是必然形成一个以几个“遗老”为核心的小团体，“顺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个性化”“清史”。
四、立论基础错误，对马克思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最喜欢鼓吹的“统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出发点？
第一 为什么说“统一神圣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不符合当前政治的实际情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判断历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则。详细论证请看《再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和《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第二、宣扬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原本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危害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以此为历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则，显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嘘“康乾盛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片面理解成“经济繁荣”。反驳请看《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时代的“遗老”、“遗少”。
看他们的治史：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评价上是双重标准的；对史料的选用是草率、歪曲和主观的；治史态度上是藐视传统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论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见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实证，虚构代替真相是偏颇的；在指导思想上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
重修“清史”不过是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下，组织起一群“遗老”“遗少”编写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罢了。[注11]
一道闪电 于2005年 12月20日
[注1]：《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史苑》第一期。 李治亭 清史委员会委员。
[注2]：《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注3]：《清代大一统与边疆问题》，李治亭 。
[注4]：《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柯。
[注5]：溥仪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详见《前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注6]：摘自《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说”，恢复“文化中国”史观》。
[注7]：关于这场风波，请参考王曾瑜发表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以及反驳。
[注8]：《袁崇焕评传》，金庸。
[注9]：《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史苑》第十二期 郭成康 清史委员会委员 。
[注10]：《清史编撰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读李治亭主编《清史》有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3-2” 高翔。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3) (2006-02-09 22:26:40)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 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 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 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 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 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对自己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 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 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 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 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 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对自己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2008年10月23日 星期四
阎崇年讨论袁崇焕问题时的三个双重标准 (2008-10-09 12:21:00)
第二节、崇祯部分
一、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问题，牵涉甚广，内容很多，包括了对袁崇焕本人能力作用评价问题，袁崇焕杀毛文龙对错的问题，连带的还有对毛文龙评价的问题，还有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进犯北京袁崇焕功过问题，以及崇祯杀袁崇焕评价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就争议性很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争吵长篇累牍，不计其数。而阎崇年教授在袁崇焕问题上又用力很多，不仅在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用了最大的篇幅谈论和袁崇焕有关的一些事件和评价，用他自己的话说“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而且他本身也出版编写过多本有关袁崇焕的书籍，也是他自己说“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
如果对阎教授发表过的有关袁崇焕的观点，做一一分析解剖辨正，则既非这里的讨论篇幅所能容纳，也非我能力所及。
所以我这里主要对袁崇焕问题中的三个双重标准向阎教授提出一点商榷意见，另外阎教授观点中一些明显有疑问的事实也附带简略的谈一下。
1、三个双重标准
纵观阎教授的著作，对袁崇焕的崇敬热爱之情，洋溢于纸上，许多地方慷慨激昂地表达赞美歌颂，不遗余力地抨击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对立面。
应该声明，我尊敬袁崇焕高尚的品德，也尊重阎教授敬佩热爱袁崇焕的真切情感。但承认袁崇焕品德高尚，就是否一定意味着否认袁崇焕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呢？是否就应该对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人一概严厉苛责呢？对此，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以我个人所见，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对袁崇焕相关人与事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三个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一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与他自己对待毛文龙的态度的评价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二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给予的信任和他自己给崇祯的信任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第三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件与明朝政府杀袁崇焕的事件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首先来说第一个双重标准，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还有“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1]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许多人都对袁崇焕这些话赞赏不已，认为这是袁崇焕的先见之明，并对后来崇祯抓袁崇焕入狱，乃至最后处死他，痛恨不已，认为是他当初的预见不幸变成现实。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袁崇焕认为自己是一个边臣，要求崇祯“驭边臣与廷臣异”，来充分信任对待他。然而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为什么袁崇焕就不能做到以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毛文龙呢？
他说的这些话几乎可以一个字不改的使用在毛文龙身上！“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然而包括阎教授在内的许多人似乎认为，袁崇焕说的这些驭边臣的道理只适合用在他本人身上，就是不适合用在毛文龙自己身上。所以对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的行为认可宽谅甚至赞誉有加，但实际上看看袁崇焕给毛文龙按上的十二条罪名大部分都属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的性质，还有一些罪名则是“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的结果。这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标准。
如果袁崇焕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又拿什么来要求崇祯这么一个才十八岁的少年呢？可以说袁崇焕在这件事情上是给了崇祯一个坏榜样，而非好榜样。
再来看第二个双重标准。
袁崇焕在上疏里非常强调崇祯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而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也确实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袁崇焕要什么就给什么，袁崇焕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崇祯给予袁崇焕充分信任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崇祯如果表现出对袁崇焕一丝的不信任，那就是昏聩。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了，信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只有单方面的信任，那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袁崇焕要求崇祯信任他，而他自己恰恰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崇祯！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的告诉崇祯吧，如果说的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如果实在不同意，也可以商量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袁崇焕不，他觉得，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种做法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我们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会信任一个对你基本信任都没有，做事情都是瞒着你进行，等到定局来事后再来告诉你并胁迫你认可的人么？
既然袁崇焕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不信任崇祯，那么他又凭什么来让崇祯信任他？？崇祯当时只是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在信任坦诚方面需要做出更多表率和引导的是袁崇焕，而不是崇祯。论年龄论阅历袁崇焕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而崇祯还是一个需要一定引导的小伙子，现在十八岁的人还是出于青春期逆反心理正旺盛的时候，对崇祯苛责，甚至说他病态多疑残暴，这是不公道的评价。
遗憾的是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在评价的时候，似乎认为袁崇焕对崇祯的不信任，又是理所当然的，瞒着崇祯私自决定杀毛文龙是合理的，因为告诉了崇祯，就可能杀不成了！但问题是杀毛文龙就真的这么要紧吗？难道为了杀毛文龙破坏君臣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都在所不惜么？可事实恰恰是有毛文龙的时候，后金没有绕远路侵入关内，一杀毛文龙，后金马上不顾老巢，长途绕道侵入关内，你还拿什么来证明杀毛文龙的正确性？
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双重标准。在破坏彼此信任关系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恰恰是袁崇焕，而非崇祯，但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却只谴责后来崇祯不信任袁崇焕，对袁崇焕自己的责任却轻描淡写。
再看第三个双重标准。
对袁崇焕杀毛文龙，阎教授说
“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袁崇焕是条汉子，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
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皇太极见关宁锦防线坚固，宁远城不可攻，袁崇焕不可胜，于是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入内，”
而对袁崇焕被处死，阎教授说“而对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同样是一条人命，阎教授的评价相差为何如此之大？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袁崇焕自己被处死就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毛文龙被杀了，是死有余辜；而袁崇焕被处死，那就成了崇祯帝的昏暴？这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从处死的决策过程与合法性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鲁莽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许可，没有经过司法机构的审判，凭借自己个人意志与个人好恶给毛文龙定了那么多罪，一杀了之，生米煮成熟饭后，再胁迫皇帝认可；而明政府处死袁崇焕，从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一直到崇祯三年的八月十六日，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其中反复审讯，来回讨论，仔细斟酌，无论结果是否合理，但手续过程本身是合法的，最后的结果也不是某一个人比如崇祯皇帝自己的意志所决定，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和皇帝共同权衡后的产物。
从被杀者的功过与作用来看，你可以认为毛文龙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死了有利无害，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为民除害。但一切总是应该凭事实来说话，
即便是偏袒袁崇焕的《明史》也是明确承认毛文龙的功绩“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你可以把毛文龙说得一文不值，死有余辜，但问题是除了毛文龙，并没有第二个人在后金后方开辟了这样一个根据地。按照《明史》记载这个岛本不过是个荒芜不毛之地，明廷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毛文龙上岛后，逐渐招揽收拢集百姓，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百姓训练成军队士兵，同时吸引商贾，发展贸易，使之经济上活跃繁荣起来。可以说皮岛完全是毛文龙白手起家，一手开发出来的。
你可以说毛文龙是空冒钱粮，观望养寇，毫无作用，但问题是即便《明史》的记载也表明毛文龙绝非仅仅是坐在岛上悠闲度日，而是对后金不断进行袭扰，让后金很头疼
“（天启）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如果说毛文龙真象袁崇焕说的，以及其他一些人说的那样，只是“观望养寇”，那明史中的这句话“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作何理解？扪心自问一下，你如果是后金统治者，你会对一个对自己不构成任何妨害的对象感到憎恶么？
即便是阎崇年教授自己也承认“作为明朝在后金后方惟一的一支力量，毛文龙骚扰后金，连战连败，连败连扰，起到一定牵制作用。毛文龙的存在就好像后金身上的 ‘一只跳蚤’，使之倍感不快。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后金以朝鲜帮助毛文龙蹑后为由，出兵朝鲜，就是一证。”
可见，在这些事实上是没有争议的。当时明朝内部一部分官员对毛文龙的作用也有清醒的认识，《晚明史》一书中说“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这个估计相当符合实际。工科给事中杨所修则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酉肘腋间撩动而牵制’；‘奴位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2]。应该说，这些都是对当时真实的情况的描述。
同样阎崇年教授可以认为“如果按照毛文龙原来路子经营东江，则起不到它的战略作用。”，但问题在于，事实恰恰是，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后金从来没有尝试长途绕道从蓟门入关，而毛文龙一死，就立刻动身，毫无忌惮。恰恰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使得东江的战略作用消失。正如当时明朝官员王在晋说“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3]
《明史》中的一句话，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清朝统治者自己承认了这里的内中关系“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4]。
对于袁崇焕被杀，阎教授痛心疾首的说“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可对于杀毛文龙，阎教授的说法却是“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原来不是袁崇焕自作聪明，其实作了蠢事，而是后金方面太高明了。这样的评价，对比之下，双重标准是否太明显了一点？
可以说从功与作用来，毛文龙不应该杀，也不能杀，确实毛文龙有桀骜不驯的毛病，甚至有一定的野心，可你袁崇焕如果只能驾驭那些听话的人，惟命是从的人，以及本身道德高尚的人，那你当什么总揽全局的蓟辽督师？既然当了负责全局的蓟辽督师，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容人之量，就应该能够管理不同类型的人才。不要说毛文龙本来就是明朝一边的人，就算他本来是敌对方面的，能够争取也应该争取，能够利用也应该尽量利用，能够笼络也尽量笼络，而不是简单的一杀了之。而从过错来看，毛文龙当时也不存在直接危害战局的过错，根本不到可杀的程度。
反观袁崇焕自己，作为蓟辽督师，他对后金部队绕道蓟镇入关是负有最直接的责任。首先他杀毛文龙是导致后金这一行动成为可能的直接原因。其次他过去也曾经多次上疏提到过后金从蓟门入关的可能，可见至少在理论上，他是知道后金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当这一事件具体发生的时候，他的鼻子却完全被后金牵得团团转。后金调动大军，长途绕道经过蒙古从蓟镇入关，这是相当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可是这么大的行动，在后金入关前，袁崇焕居然一无所知，直到后金已经打到关内了，这才如梦初醒，调兵回援，这如果不算严重失职，那就没有什么算失职的了。仅此也可见，他在情报间谍工作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
相反在毛文龙幕僚汪汝淳撰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中却对毛文龙善于用间谍奸细刺探情报离间后金方面作了生动的描写“兵行诡道，故战必用间。自用兵以来，每将败衄，奴必蛰伏肆其诡传，谓奴畏我而哭矣，粮饷将尽矣，父子相戕矣，叛将思内应矣；且多用奸细，勾引我之辽民为奴间谍矣，而我辄信之以为实。若线索全在奴手，是奴惯用间而我专落其间，致屡战屡败，而我终不能一用间，以得奴之真耗矣。独将军自取镇江则用间，以离养真之爱妾；除阿骨则用间，使奴立斩其大帅”“奴始不得将军之虚实。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并杀戮辽民，而归附将军者日众矣”[5]
两相对照，可见，不仅袁崇焕在这方面有严重过失，而且本身也加重了他杀毛文龙的过错。
从最直接的失职渎职来说，袁崇焕入狱乃至被处死也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他是不能说自己冤枉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对后金入关并没有直接责任而只有间接领导责任的兵部尚书王洽也已在袁崇焕之前因为渎职而下狱，后来死在袁崇焕前面。责任比王恰大得多，也直接得多得袁崇焕反而无事，那确实说不过去，也交代不过去的。
可见从功过分析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受到指责应该更大，而明政府杀袁崇焕则显得更合法根据也更充分一些，受到的指责应该小。但从阎崇年教授的评价来看，却完全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他杀毛文龙，极尽体谅之能事，甚至赞扬说“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对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却说成是“崇祯帝的昏暴”“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这样的评价有些太不公道，也太感情用事了。
当然话说回来，我说阎教授的观点有些双重标准，并不是我认为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尤其是凌迟处死袁崇焕是正确的。毛文龙不应该杀，袁崇焕也同样不应该杀。我认为处死袁崇焕合法但在当时情势下还是不妥当的。从明代的法律来说，袁崇焕确实够得上死罪了。但从情来说，袁崇焕确实是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他所作所为包括杀毛文龙在内，从他自己的角度确实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公心，他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利国家的。从理来说，当时是属于战争时期特殊时期，袁崇焕在训练军队以及坚守城池方面确实有出色的能力，这样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仍旧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杀一个少一个，从爱惜人才的角度，也不应该杀，而应该让他戴罪立功。战争状态下不能同和平时期一样，太过拘泥于法律，或者太过受制于舆论呼声，有些情况是必须要破格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处死袁崇焕确实是错误的决策，但其错误程度并不比袁崇焕杀毛文龙更甚。而这个决策的责任也不是崇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所能担负，最后的决定是和文官们一起商量后作出的。袁崇焕本人对他自己的死也负有责任，他擅自杀毛文龙就开了一个滥杀，不宽容的恶例，起了一个坏的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明政府不处死袁崇焕，那确实从心理上也觉得对不起枉死的毛文龙。恐怕袁崇焕自己也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文龙了。袁崇焕率军回援北京，崇祯平台第二次召见他，劈头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6]。按照史书记载，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这一质问，做出的反应是“并不能对”。也就是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应该注意袁并非是反应迟钝，不善言辞的人。从他平定缺饷乱兵，以及赴双岛杀毛文龙的过程来看，说他反应敏捷，言辞利落，善于应对紧急情况，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然而此时面对崇祯的质问，他竟然一句象样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口。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3、袁崇焕什么时候恢复名誉的问题？
阎教授说“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
这种说法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明朝政府方面来说，处死他的罪名，更多的是在他渎职这一面，并非如阎教授刻意强调的那样是中了什么反间计。明朝政府方面，只认为袁崇焕有误国之罪名，并不认为袁崇焕就是投靠后金卖国。比如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可见袁崇焕谋反通敌是民间误传，明官方并不这么认为。
其次从一些记载来看，南明时期就已经给袁崇焕一定程度上恢复名誉了。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一书介绍邝露的时候说“等到甲申之变后，南明政权建立，他跑到南京，‘入史馆’，与梁非馨上疏陈述袁崇焕的冤枉，因此袁崇焕得以‘复爵赐葬’”[8]
另王贵忱（其笔名为“可居”）写的《袁崇焕画像及轶事纪闻》[9]中有这么一段话
“画首用纸签加题《督师袁襄愍公遗像》覆贴其上。襄愍乃谥号。邝露《峤雅》集所收《留都赠梁非馨》五律一诗原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按：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则崇祯后期，朝廷已为之辩白，而史册失略，亦未见有赐谥号事。《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八中记载，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可知襄愍为南明永历时所颁谥号。是则崇祯十四年及永历间，先后已为崇焕辩诬。于乾隆间为之辩白说，一则出于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只能附会清政府的说法，官修《明史》之于袁崇焕忌讳滋多，不会尽录其实的。”
只是上面这些记载中也有矛盾可疑处，这里的“后十二年”是否如王贵忱所按的那样“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是有问题，一来崇祯期间，如果是给袁崇焕复爵赐葬，不会众多崇祯期间的史料完全没有记载。二来《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说邝露在史馆与梁非馨上疏一齐为袁崇焕辩白是在甲申之后的南明南京时期，以情理而断，也是这种说法更可信。再者“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这里说的“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这也和《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也有人认为全祖望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仅凭一个北来者的说法不足以推翻定案，此外当初给袁崇焕定罪就和反间计无干，又怎么会根据什么“以（清）太宗档子所言”来雪冤？
我个人的看法全祖望的说法本身就是从别人那里辗转看来的，他自己说了“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肯定有错谬失实处，但其中内容也未必全是凭空而来，捏造虚构，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必要。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明政府官方虽然给袁崇焕定罪并没有通敌卖国这一条，只认为他误国，但民间的说法流传却是袁崇焕和后金勾结卖国，所以才被凌迟处死。这从当时一些反映时事的小说直接说袁崇焕与后金勾结也可见一斑
而南明建立以后，从北方逃来的许多了解实情的明代政府官员，一方面觉得袁崇焕虽然确实有严重过错，但也有功绩，也有一定能力，当时杀了可惜，而民间误传的袁崇焕谋反通敌更属冤枉，再加上了解袁崇焕为人的一些原幕僚好友的辩白，这才有南明政府给袁崇焕复爵赐葬赐谥襄愍的情况出现，这些应该不是凭空能编造出来的。至于所谓“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本身就可能是事实在流传中，以讹传讹，走形变样后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北来者，可能恰恰根据的不是什么“（清）太宗档子所言”，而正是明政府当初审理得到的结果试图澄清民间的一些误传，就如上面引用过的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所谓的平反雪冤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当然我说的也仅仅是一种事实的可能，但本身从这些记载来看，确实表明南明时期，官方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袁崇焕恢复名誉。阎教授所说的乾隆时期才给袁崇焕平反的说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关于袁崇焕问题就说到这里
二、关于崇祯时期一些其他问题
由于篇幅关系，对阎崇年教授涉及崇祯的观点里许多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详细辨析，就选两个比较简单的说吧。
1、迁都时无人说话的问题
阎教授在明亡清兴最后一讲里说到崇祯君臣分时候举了一个讨论迁都的例子“崇祯皇帝不行了，讨论要不要迁都啊，要不要迁移南京啊，没有一个人发言，不敢发言啊，没有人敢说话么，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说不应该迁都，他自己想迁都，把你杀了，你说应该迁都，他不想迁都，他也把你杀了，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 ”（此处是根据网上下载的百家讲坛mp3录音整理的文字）
这里的说法不太符合事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当时主张迁都的人和反对迁都都人都发了言的，并不是阎教授所说的没有一个人发言，当然更不存在什么因为发言而被杀的例子。
比如主张迁都的李邦华，李明睿，他们在和崇祯私下会谈的时候主张迁都，在朝廷大会上公开讨论的时候，同样发言力主南迁。还有反对南迁的光时亨以很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反对南迁的观点。这些看一下樊树志教授的晚明史中的相关记载就一目了然。
阎教授说的“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虽然说的很痛快，但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2、崇祯个性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
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崇祯“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以及让自己的皇后妃子自杀，这不是性格残忍的问题，而是当时北京城破，农民军攻入城内，崇祯害怕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生不如死的侮辱，这种顾虑想法在古代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后来许多南明抗清的士大夫在眼看城破的时候，也往往都是同自己的妻女一起自杀，也都是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本身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将其归结为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是给古人上纲上线了。
[1] 《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2]樊树志《晚明史》，第785页
[3]《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晚明史》第797页
[4]《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 1990.2 李尚英点校
[6]王世德《崇祯遗录》这里所据是下载的电子书 具体书籍当是《明史资料从刊》中的一辑，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哪一辑不清楚。我在图书馆查到的只有《明史资料从刊》的第一、二、三辑，其中都无王世德《崇祯遗录》，所以估计是第四辑，出版时间在1983年六月以后，应该是1984年左右。《明史资料从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九页
[[8]《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9]见http://www.gzsdfz.org.cn/ycjg/shgc/shgc011.htm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一、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问题，牵涉甚广，内容很多，包括了对袁崇焕本人能力作用评价问题，袁崇焕杀毛文龙对错的问题，连带的还有对毛文龙评价的问题，还有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进犯北京袁崇焕功过问题，以及崇祯杀袁崇焕评价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就争议性很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争吵长篇累牍，不计其数。而阎崇年教授在袁崇焕问题上又用力很多，不仅在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用了最大的篇幅谈论和袁崇焕有关的一些事件和评价，用他自己的话说“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而且他本身也出版编写过多本有关袁崇焕的书籍，也是他自己说“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
如果对阎教授发表过的有关袁崇焕的观点，做一一分析解剖辨正，则既非这里的讨论篇幅所能容纳，也非我能力所及。
所以我这里主要对袁崇焕问题中的三个双重标准向阎教授提出一点商榷意见，另外阎教授观点中一些明显有疑问的事实也附带简略的谈一下。
1、三个双重标准
纵观阎教授的著作，对袁崇焕的崇敬热爱之情，洋溢于纸上，许多地方慷慨激昂地表达赞美歌颂，不遗余力地抨击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对立面。
应该声明，我尊敬袁崇焕高尚的品德，也尊重阎教授敬佩热爱袁崇焕的真切情感。但承认袁崇焕品德高尚，就是否一定意味着否认袁崇焕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呢？是否就应该对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人一概严厉苛责呢？对此，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以我个人所见，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对袁崇焕相关人与事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三个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一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与他自己对待毛文龙的态度的评价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二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给予的信任和他自己给崇祯的信任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第三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件与明朝政府杀袁崇焕的事件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首先来说第一个双重标准，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还有“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1]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许多人都对袁崇焕这些话赞赏不已，认为这是袁崇焕的先见之明，并对后来崇祯抓袁崇焕入狱，乃至最后处死他，痛恨不已，认为是他当初的预见不幸变成现实。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袁崇焕认为自己是一个边臣，要求崇祯“驭边臣与廷臣异”，来充分信任对待他。然而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为什么袁崇焕就不能做到以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毛文龙呢？
他说的这些话几乎可以一个字不改的使用在毛文龙身上！“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然而包括阎教授在内的许多人似乎认为，袁崇焕说的这些驭边臣的道理只适合用在他本人身上，就是不适合用在毛文龙自己身上。所以对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的行为认可宽谅甚至赞誉有加，但实际上看看袁崇焕给毛文龙按上的十二条罪名大部分都属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的性质，还有一些罪名则是“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的结果。这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标准。
如果袁崇焕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又拿什么来要求崇祯这么一个才十八岁的少年呢？可以说袁崇焕在这件事情上是给了崇祯一个坏榜样，而非好榜样。
再来看第二个双重标准。
袁崇焕在上疏里非常强调崇祯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而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也确实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袁崇焕要什么就给什么，袁崇焕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崇祯给予袁崇焕充分信任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崇祯如果表现出对袁崇焕一丝的不信任，那就是昏聩。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了，信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只有单方面的信任，那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袁崇焕要求崇祯信任他，而他自己恰恰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崇祯！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的告诉崇祯吧，如果说的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如果实在不同意，也可以商量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袁崇焕不，他觉得，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种做法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我们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会信任一个对你基本信任都没有，做事情都是瞒着你进行，等到定局来事后再来告诉你并胁迫你认可的人么？
既然袁崇焕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不信任崇祯，那么他又凭什么来让崇祯信任他？？崇祯当时只是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在信任坦诚方面需要做出更多表率和引导的是袁崇焕，而不是崇祯。论年龄论阅历袁崇焕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而崇祯还是一个需要一定引导的小伙子，现在十八岁的人还是出于青春期逆反心理正旺盛的时候，对崇祯苛责，甚至说他病态多疑残暴，这是不公道的评价。
遗憾的是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在评价的时候，似乎认为袁崇焕对崇祯的不信任，又是理所当然的，瞒着崇祯私自决定杀毛文龙是合理的，因为告诉了崇祯，就可能杀不成了！但问题是杀毛文龙就真的这么要紧吗？难道为了杀毛文龙破坏君臣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都在所不惜么？可事实恰恰是有毛文龙的时候，后金没有绕远路侵入关内，一杀毛文龙，后金马上不顾老巢，长途绕道侵入关内，你还拿什么来证明杀毛文龙的正确性？
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双重标准。在破坏彼此信任关系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恰恰是袁崇焕，而非崇祯，但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却只谴责后来崇祯不信任袁崇焕，对袁崇焕自己的责任却轻描淡写。
再看第三个双重标准。
对袁崇焕杀毛文龙，阎教授说
“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袁崇焕是条汉子，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
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皇太极见关宁锦防线坚固，宁远城不可攻，袁崇焕不可胜，于是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入内，”
而对袁崇焕被处死，阎教授说“而对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同样是一条人命，阎教授的评价相差为何如此之大？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袁崇焕自己被处死就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毛文龙被杀了，是死有余辜；而袁崇焕被处死，那就成了崇祯帝的昏暴？这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从处死的决策过程与合法性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鲁莽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许可，没有经过司法机构的审判，凭借自己个人意志与个人好恶给毛文龙定了那么多罪，一杀了之，生米煮成熟饭后，再胁迫皇帝认可；而明政府处死袁崇焕，从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一直到崇祯三年的八月十六日，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其中反复审讯，来回讨论，仔细斟酌，无论结果是否合理，但手续过程本身是合法的，最后的结果也不是某一个人比如崇祯皇帝自己的意志所决定，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和皇帝共同权衡后的产物。
从被杀者的功过与作用来看，你可以认为毛文龙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死了有利无害，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为民除害。但一切总是应该凭事实来说话，
即便是偏袒袁崇焕的《明史》也是明确承认毛文龙的功绩“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你可以把毛文龙说得一文不值，死有余辜，但问题是除了毛文龙，并没有第二个人在后金后方开辟了这样一个根据地。按照《明史》记载这个岛本不过是个荒芜不毛之地，明廷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毛文龙上岛后，逐渐招揽收拢集百姓，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百姓训练成军队士兵，同时吸引商贾，发展贸易，使之经济上活跃繁荣起来。可以说皮岛完全是毛文龙白手起家，一手开发出来的。
你可以说毛文龙是空冒钱粮，观望养寇，毫无作用，但问题是即便《明史》的记载也表明毛文龙绝非仅仅是坐在岛上悠闲度日，而是对后金不断进行袭扰，让后金很头疼
“（天启）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如果说毛文龙真象袁崇焕说的，以及其他一些人说的那样，只是“观望养寇”，那明史中的这句话“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作何理解？扪心自问一下，你如果是后金统治者，你会对一个对自己不构成任何妨害的对象感到憎恶么？
即便是阎崇年教授自己也承认“作为明朝在后金后方惟一的一支力量，毛文龙骚扰后金，连战连败，连败连扰，起到一定牵制作用。毛文龙的存在就好像后金身上的 ‘一只跳蚤’，使之倍感不快。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后金以朝鲜帮助毛文龙蹑后为由，出兵朝鲜，就是一证。”
可见，在这些事实上是没有争议的。当时明朝内部一部分官员对毛文龙的作用也有清醒的认识，《晚明史》一书中说“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这个估计相当符合实际。工科给事中杨所修则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酉肘腋间撩动而牵制’；‘奴位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2]。应该说，这些都是对当时真实的情况的描述。
同样阎崇年教授可以认为“如果按照毛文龙原来路子经营东江，则起不到它的战略作用。”，但问题在于，事实恰恰是，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后金从来没有尝试长途绕道从蓟门入关，而毛文龙一死，就立刻动身，毫无忌惮。恰恰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使得东江的战略作用消失。正如当时明朝官员王在晋说“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3]
《明史》中的一句话，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清朝统治者自己承认了这里的内中关系“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4]。
对于袁崇焕被杀，阎教授痛心疾首的说“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可对于杀毛文龙，阎教授的说法却是“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原来不是袁崇焕自作聪明，其实作了蠢事，而是后金方面太高明了。这样的评价，对比之下，双重标准是否太明显了一点？
可以说从功与作用来，毛文龙不应该杀，也不能杀，确实毛文龙有桀骜不驯的毛病，甚至有一定的野心，可你袁崇焕如果只能驾驭那些听话的人，惟命是从的人，以及本身道德高尚的人，那你当什么总揽全局的蓟辽督师？既然当了负责全局的蓟辽督师，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容人之量，就应该能够管理不同类型的人才。不要说毛文龙本来就是明朝一边的人，就算他本来是敌对方面的，能够争取也应该争取，能够利用也应该尽量利用，能够笼络也尽量笼络，而不是简单的一杀了之。而从过错来看，毛文龙当时也不存在直接危害战局的过错，根本不到可杀的程度。
反观袁崇焕自己，作为蓟辽督师，他对后金部队绕道蓟镇入关是负有最直接的责任。首先他杀毛文龙是导致后金这一行动成为可能的直接原因。其次他过去也曾经多次上疏提到过后金从蓟门入关的可能，可见至少在理论上，他是知道后金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当这一事件具体发生的时候，他的鼻子却完全被后金牵得团团转。后金调动大军，长途绕道经过蒙古从蓟镇入关，这是相当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可是这么大的行动，在后金入关前，袁崇焕居然一无所知，直到后金已经打到关内了，这才如梦初醒，调兵回援，这如果不算严重失职，那就没有什么算失职的了。仅此也可见，他在情报间谍工作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
相反在毛文龙幕僚汪汝淳撰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中却对毛文龙善于用间谍奸细刺探情报离间后金方面作了生动的描写“兵行诡道，故战必用间。自用兵以来，每将败衄，奴必蛰伏肆其诡传，谓奴畏我而哭矣，粮饷将尽矣，父子相戕矣，叛将思内应矣；且多用奸细，勾引我之辽民为奴间谍矣，而我辄信之以为实。若线索全在奴手，是奴惯用间而我专落其间，致屡战屡败，而我终不能一用间，以得奴之真耗矣。独将军自取镇江则用间，以离养真之爱妾；除阿骨则用间，使奴立斩其大帅”“奴始不得将军之虚实。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并杀戮辽民，而归附将军者日众矣”[5]
两相对照，可见，不仅袁崇焕在这方面有严重过失，而且本身也加重了他杀毛文龙的过错。
从最直接的失职渎职来说，袁崇焕入狱乃至被处死也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他是不能说自己冤枉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对后金入关并没有直接责任而只有间接领导责任的兵部尚书王洽也已在袁崇焕之前因为渎职而下狱，后来死在袁崇焕前面。责任比王恰大得多，也直接得多得袁崇焕反而无事，那确实说不过去，也交代不过去的。
可见从功过分析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受到指责应该更大，而明政府杀袁崇焕则显得更合法根据也更充分一些，受到的指责应该小。但从阎崇年教授的评价来看，却完全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他杀毛文龙，极尽体谅之能事，甚至赞扬说“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对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却说成是“崇祯帝的昏暴”“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这样的评价有些太不公道，也太感情用事了。
当然话说回来，我说阎教授的观点有些双重标准，并不是我认为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尤其是凌迟处死袁崇焕是正确的。毛文龙不应该杀，袁崇焕也同样不应该杀。我认为处死袁崇焕合法但在当时情势下还是不妥当的。从明代的法律来说，袁崇焕确实够得上死罪了。但从情来说，袁崇焕确实是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他所作所为包括杀毛文龙在内，从他自己的角度确实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公心，他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利国家的。从理来说，当时是属于战争时期特殊时期，袁崇焕在训练军队以及坚守城池方面确实有出色的能力，这样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仍旧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杀一个少一个，从爱惜人才的角度，也不应该杀，而应该让他戴罪立功。战争状态下不能同和平时期一样，太过拘泥于法律，或者太过受制于舆论呼声，有些情况是必须要破格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处死袁崇焕确实是错误的决策，但其错误程度并不比袁崇焕杀毛文龙更甚。而这个决策的责任也不是崇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所能担负，最后的决定是和文官们一起商量后作出的。袁崇焕本人对他自己的死也负有责任，他擅自杀毛文龙就开了一个滥杀，不宽容的恶例，起了一个坏的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明政府不处死袁崇焕，那确实从心理上也觉得对不起枉死的毛文龙。恐怕袁崇焕自己也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文龙了。袁崇焕率军回援北京，崇祯平台第二次召见他，劈头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6]。按照史书记载，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这一质问，做出的反应是“并不能对”。也就是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应该注意袁并非是反应迟钝，不善言辞的人。从他平定缺饷乱兵，以及赴双岛杀毛文龙的过程来看，说他反应敏捷，言辞利落，善于应对紧急情况，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然而此时面对崇祯的质问，他竟然一句象样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口。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3、袁崇焕什么时候恢复名誉的问题？
阎教授说“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
这种说法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明朝政府方面来说，处死他的罪名，更多的是在他渎职这一面，并非如阎教授刻意强调的那样是中了什么反间计。明朝政府方面，只认为袁崇焕有误国之罪名，并不认为袁崇焕就是投靠后金卖国。比如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可见袁崇焕谋反通敌是民间误传，明官方并不这么认为。
其次从一些记载来看，南明时期就已经给袁崇焕一定程度上恢复名誉了。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一书介绍邝露的时候说“等到甲申之变后，南明政权建立，他跑到南京，‘入史馆’，与梁非馨上疏陈述袁崇焕的冤枉，因此袁崇焕得以‘复爵赐葬’”[8]
另王贵忱（其笔名为“可居”）写的《袁崇焕画像及轶事纪闻》[9]中有这么一段话
“画首用纸签加题《督师袁襄愍公遗像》覆贴其上。襄愍乃谥号。邝露《峤雅》集所收《留都赠梁非馨》五律一诗原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按：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则崇祯后期，朝廷已为之辩白，而史册失略，亦未见有赐谥号事。《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八中记载，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可知襄愍为南明永历时所颁谥号。是则崇祯十四年及永历间，先后已为崇焕辩诬。于乾隆间为之辩白说，一则出于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只能附会清政府的说法，官修《明史》之于袁崇焕忌讳滋多，不会尽录其实的。”
只是上面这些记载中也有矛盾可疑处，这里的“后十二年”是否如王贵忱所按的那样“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是有问题，一来崇祯期间，如果是给袁崇焕复爵赐葬，不会众多崇祯期间的史料完全没有记载。二来《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说邝露在史馆与梁非馨上疏一齐为袁崇焕辩白是在甲申之后的南明南京时期，以情理而断，也是这种说法更可信。再者“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这里说的“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这也和《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也有人认为全祖望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仅凭一个北来者的说法不足以推翻定案，此外当初给袁崇焕定罪就和反间计无干，又怎么会根据什么“以（清）太宗档子所言”来雪冤？
我个人的看法全祖望的说法本身就是从别人那里辗转看来的，他自己说了“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肯定有错谬失实处，但其中内容也未必全是凭空而来，捏造虚构，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必要。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明政府官方虽然给袁崇焕定罪并没有通敌卖国这一条，只认为他误国，但民间的说法流传却是袁崇焕和后金勾结卖国，所以才被凌迟处死。这从当时一些反映时事的小说直接说袁崇焕与后金勾结也可见一斑
而南明建立以后，从北方逃来的许多了解实情的明代政府官员，一方面觉得袁崇焕虽然确实有严重过错，但也有功绩，也有一定能力，当时杀了可惜，而民间误传的袁崇焕谋反通敌更属冤枉，再加上了解袁崇焕为人的一些原幕僚好友的辩白，这才有南明政府给袁崇焕复爵赐葬赐谥襄愍的情况出现，这些应该不是凭空能编造出来的。至于所谓“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本身就可能是事实在流传中，以讹传讹，走形变样后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北来者，可能恰恰根据的不是什么“（清）太宗档子所言”，而正是明政府当初审理得到的结果试图澄清民间的一些误传，就如上面引用过的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所谓的平反雪冤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当然我说的也仅仅是一种事实的可能，但本身从这些记载来看，确实表明南明时期，官方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袁崇焕恢复名誉。阎教授所说的乾隆时期才给袁崇焕平反的说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关于袁崇焕问题就说到这里
二、关于崇祯时期一些其他问题
由于篇幅关系，对阎崇年教授涉及崇祯的观点里许多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详细辨析，就选两个比较简单的说吧。
1、迁都时无人说话的问题
阎教授在明亡清兴最后一讲里说到崇祯君臣分时候举了一个讨论迁都的例子“崇祯皇帝不行了，讨论要不要迁都啊，要不要迁移南京啊，没有一个人发言，不敢发言啊，没有人敢说话么，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说不应该迁都，他自己想迁都，把你杀了，你说应该迁都，他不想迁都，他也把你杀了，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 ”（此处是根据网上下载的百家讲坛mp3录音整理的文字）
这里的说法不太符合事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当时主张迁都的人和反对迁都都人都发了言的，并不是阎教授所说的没有一个人发言，当然更不存在什么因为发言而被杀的例子。
比如主张迁都的李邦华，李明睿，他们在和崇祯私下会谈的时候主张迁都，在朝廷大会上公开讨论的时候，同样发言力主南迁。还有反对南迁的光时亨以很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反对南迁的观点。这些看一下樊树志教授的晚明史中的相关记载就一目了然。
阎教授说的“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虽然说的很痛快，但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2、崇祯个性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
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崇祯“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以及让自己的皇后妃子自杀，这不是性格残忍的问题，而是当时北京城破，农民军攻入城内，崇祯害怕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生不如死的侮辱，这种顾虑想法在古代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后来许多南明抗清的士大夫在眼看城破的时候，也往往都是同自己的妻女一起自杀，也都是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本身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将其归结为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是给古人上纲上线了。
[1] 《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2]樊树志《晚明史》，第785页
[3]《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晚明史》第797页
[4]《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 1990.2 李尚英点校
[6]王世德《崇祯遗录》这里所据是下载的电子书 具体书籍当是《明史资料从刊》中的一辑，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哪一辑不清楚。我在图书馆查到的只有《明史资料从刊》的第一、二、三辑，其中都无王世德《崇祯遗录》，所以估计是第四辑，出版时间在1983年六月以后，应该是1984年左右。《明史资料从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九页
[[8]《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9]见http://www.gzsdfz.org.cn/ycjg/shgc/shgc011.htm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訂閱：
文章 (Atom)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