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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9日 星期六
2008年11月9日 星期日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一道闪电
第一、征服期时的性质。
明和后金（以后的满洲）在明末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 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 然历史上女真人接受过中原政府的管辖，但是在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现在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但是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在满洲人的《天聪实录稿》中就有如下文字：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有相同的民族意识，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都想要“一统天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 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皇帝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 本 等东方人的看法（转）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 “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 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 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 本 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
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 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时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
马戛尔尼称满清皇帝是鞑靼皇帝。
马克思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
他说的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 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 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
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人、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所著《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300 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
在清代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
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也有的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承认祖宗也是美国人，爷爷是日本 人，孙子一定也是日 本人。
建国后由于政治的需要，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第二、执政期时的性质：满洲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满清是否认同中国人”是打开满清政治的钥匙，本来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关系到满清政权二百年来种种古怪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二百年落后、封闭、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是满清历次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事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民族认同”十八省建国的思想根源。
可是由于“版图中国论”等成为主流意识，这个问题变成了“伪问题”。
一、“黄帝祭祀与尊孔”说明了什么
满 清入关后不久，进行祭祀黄帝和尊孔，自诩为道统和学统的继承人。一个是祭祀黄帝，另一个是尊孔，是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以夏变夷”的里程碑。在晚清变革争论中，革命党和改良派还在以用 “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争论不休。可见其作为文化标志的影响之深。这类事件在今天更有独特的意义。使得学者得以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定义，确认满清统治中国是非“殖民地”统治，不适用“殖民地人民自决决议”，从而使得“反分裂”有了理论依据。这样看来明末人民抗清的血并没有白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真人征服中国人的手段的确很高明，详见《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灾难》。
满清入关前并不祭祀黄帝，满洲人自创了满语，文化也不同，俨然另立一个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们是到中国后才进行文化认同的，黄帝认同和孔子祭祀正是满清的统治的手段。满清皇帝一直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
同理，为了笼络蒙古、西藏，满清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用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摘录自《天葬》）
满清皇帝虽然在入关不 久进行“黄帝祭祀与尊孔” 完成向传统的“中国人身份”的转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这是利用了儒学理论的漏洞，从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柏杨说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爱做官的心理降服了中国，一笑。） 关于这点的深刻阐述，请参阅朱学勤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该文引发的争论。
雍正比较愚蠢，把父辈精心编织的光环一举戳穿。到乾隆时就把《大义觉迷录》统统查抄销毁。满清既然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或者说本来就是骗局，满清的中国人身份是无法细究的，任何理论的深入研究都会导致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是这种政权的必然特性。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从此再也不祭祀黄帝，也不再承认是炎黄子孙，改去祭祀日本天皇，身份转变如此容易。历史学家总是漠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参见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 治特权：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三、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非华夏政权统治都有两个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部族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2、满清对蒙古真把他们当亲兄弟吗？
“明修长城清修庙”，这似乎是赞颂满清民族政策的成果，那么咱们看看在满清政权良苦用心下，发生了什么？
在满清羁縻统治下，蒙古族差点绝种
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 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 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摘录自《冯玉祥自传》）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第三、末期时的性质：
满洲人向中国人的转化，这个时期最突出，民族压迫、歧视色彩这个时期最小，这时期的是否转变对今天最重要。究竟是否转化成中国王朝还有待研讨。
但是作为满清“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果影响深远。如今网上出现大量抨击孙中山卖国的文章。那么我们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革命党、孙中山十八省建国思想的由来,孙中山是真的卖 国 吗？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总是统治者居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不知历史学家鼓吹满清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来的？) 作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其他四区，基本处于不了解状态。陌生感甚至超过了欧美日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自然停留在明末时期。可以这么说十八省中国的概念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孙中山等人革命的初衷是恢复华夏，赶跑“殖民者”，学习美国建国就是其最高理想了。世界上还没有被殖民者把殖民者宗主国都推翻占领的先例，当时的革命党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看不到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其他区域统一的可能和必要。几乎一致主张“十八省建国 ”。十八省建国的主张还来自西方传来的“国民国家”的理论。也就是国民国家＝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孙中山恢复华夏就是恢复明末的中国，当然这是革命党的局限。同样由于满清政府的多元式统治，其他四区的统治者相当程度上也只知道有满清而不知有中国。
以下引用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zt)看看蒙古地区：这一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拒绝汉人进入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民族地域的传播。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 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 270年的重要原因。（“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脉源。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被迫逐渐放弃部族政权（“殖民色彩”）的性格，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过渡。
对此，保守的满清贵族对此并不甘心。他们昧于形势，幻想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部族政权，如何保住旗人身份地位。所有的改革改良都会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扼杀一切改革。戊戌变法失败、立宪骗局就是明例，“汉人强满人亡”是他们的警句。所以慈禧才会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同帝国主义共同分赃。也所以才有溥仪投靠日本人，分裂中国，并赢得了所有满族皇族的一致赞同。维新派、立宪党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身处高层，对于满清末期统治的客观形势（从部族政权（殖民政府）向中华政府转变）有所了解，对于实现大中国有所认识，纷纷主张五族联合组成新的大中国，但他们又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妥协性，常常沦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复杂性。
最近网上出现的批判孙中山卖 国的文章似乎有理，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了解真相，就能理解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的局限性了，这是局限性而绝非卖国 。
（完）
本文为 一道闪电 汇编整理而成。
关于什么是民族中国，请参考：《 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 “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诉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 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在举行伪满洲国登基大典时，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这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第一、征服期时的性质。
明和后金（以后的满洲）在明末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 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 然历史上女真人接受过中原政府的管辖，但是在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现在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但是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在满洲人的《天聪实录稿》中就有如下文字：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有相同的民族意识，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都想要“一统天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 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皇帝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 本 等东方人的看法（转）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 “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 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 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 本 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
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 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时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
马戛尔尼称满清皇帝是鞑靼皇帝。
马克思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
他说的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 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 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
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人、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所著《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300 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
在清代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
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也有的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承认祖宗也是美国人，爷爷是日本 人，孙子一定也是日 本人。
建国后由于政治的需要，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第二、执政期时的性质：满洲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满清是否认同中国人”是打开满清政治的钥匙，本来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关系到满清政权二百年来种种古怪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二百年落后、封闭、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是满清历次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事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民族认同”十八省建国的思想根源。
可是由于“版图中国论”等成为主流意识，这个问题变成了“伪问题”。
一、“黄帝祭祀与尊孔”说明了什么
满 清入关后不久，进行祭祀黄帝和尊孔，自诩为道统和学统的继承人。一个是祭祀黄帝，另一个是尊孔，是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以夏变夷”的里程碑。在晚清变革争论中，革命党和改良派还在以用 “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争论不休。可见其作为文化标志的影响之深。这类事件在今天更有独特的意义。使得学者得以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定义，确认满清统治中国是非“殖民地”统治，不适用“殖民地人民自决决议”，从而使得“反分裂”有了理论依据。这样看来明末人民抗清的血并没有白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真人征服中国人的手段的确很高明，详见《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灾难》。
满清入关前并不祭祀黄帝，满洲人自创了满语，文化也不同，俨然另立一个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们是到中国后才进行文化认同的，黄帝认同和孔子祭祀正是满清的统治的手段。满清皇帝一直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
同理，为了笼络蒙古、西藏，满清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用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摘录自《天葬》）
满清皇帝虽然在入关不 久进行“黄帝祭祀与尊孔” 完成向传统的“中国人身份”的转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这是利用了儒学理论的漏洞，从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柏杨说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爱做官的心理降服了中国，一笑。） 关于这点的深刻阐述，请参阅朱学勤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该文引发的争论。
雍正比较愚蠢，把父辈精心编织的光环一举戳穿。到乾隆时就把《大义觉迷录》统统查抄销毁。满清既然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或者说本来就是骗局，满清的中国人身份是无法细究的，任何理论的深入研究都会导致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是这种政权的必然特性。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从此再也不祭祀黄帝，也不再承认是炎黄子孙，改去祭祀日本天皇，身份转变如此容易。历史学家总是漠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参见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 治特权：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三、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非华夏政权统治都有两个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部族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2、满清对蒙古真把他们当亲兄弟吗？
“明修长城清修庙”，这似乎是赞颂满清民族政策的成果，那么咱们看看在满清政权良苦用心下，发生了什么？
在满清羁縻统治下，蒙古族差点绝种
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 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 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摘录自《冯玉祥自传》）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第三、末期时的性质：
满洲人向中国人的转化，这个时期最突出，民族压迫、歧视色彩这个时期最小，这时期的是否转变对今天最重要。究竟是否转化成中国王朝还有待研讨。
但是作为满清“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果影响深远。如今网上出现大量抨击孙中山卖国的文章。那么我们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革命党、孙中山十八省建国思想的由来,孙中山是真的卖 国 吗？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总是统治者居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不知历史学家鼓吹满清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来的？) 作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其他四区，基本处于不了解状态。陌生感甚至超过了欧美日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自然停留在明末时期。可以这么说十八省中国的概念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孙中山等人革命的初衷是恢复华夏，赶跑“殖民者”，学习美国建国就是其最高理想了。世界上还没有被殖民者把殖民者宗主国都推翻占领的先例，当时的革命党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看不到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其他区域统一的可能和必要。几乎一致主张“十八省建国 ”。十八省建国的主张还来自西方传来的“国民国家”的理论。也就是国民国家＝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孙中山恢复华夏就是恢复明末的中国，当然这是革命党的局限。同样由于满清政府的多元式统治，其他四区的统治者相当程度上也只知道有满清而不知有中国。
以下引用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zt)看看蒙古地区：这一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拒绝汉人进入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民族地域的传播。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 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 270年的重要原因。（“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脉源。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被迫逐渐放弃部族政权（“殖民色彩”）的性格，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过渡。
对此，保守的满清贵族对此并不甘心。他们昧于形势，幻想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部族政权，如何保住旗人身份地位。所有的改革改良都会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扼杀一切改革。戊戌变法失败、立宪骗局就是明例，“汉人强满人亡”是他们的警句。所以慈禧才会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同帝国主义共同分赃。也所以才有溥仪投靠日本人，分裂中国，并赢得了所有满族皇族的一致赞同。维新派、立宪党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身处高层，对于满清末期统治的客观形势（从部族政权（殖民政府）向中华政府转变）有所了解，对于实现大中国有所认识，纷纷主张五族联合组成新的大中国，但他们又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妥协性，常常沦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复杂性。
最近网上出现的批判孙中山卖 国的文章似乎有理，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了解真相，就能理解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的局限性了，这是局限性而绝非卖国 。
（完）
本文为 一道闪电 汇编整理而成。
关于什么是民族中国，请参考：《 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 “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诉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 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在举行伪满洲国登基大典时，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这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2008年11月4日 星期二
我为什么掌掴阎贼崇年 大汉之风
一、为什么要采取行动？
阎崇年的价值观已经跌破了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极限，阎崇年借着央视的这个渠道将野蛮、反/动的价值观散布出去，已经四年之久，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人愤怒于阎崇年丧失人性，更不能任其毒害国人。
例一，阎崇年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的讲座哪一集不站在满清统治者角度讲话，他吹嘘努尔哈赤的十大功绩，他亲切的称康熙、乾隆老儿为老爷子，一提到这些人就饱含深情，激动澎湃。但是他绝口不提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在辽东屠杀300万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
阎崇年一提到女真人被杀表情就特别激动,而当满洲人杀汉人时则兴高采烈。阎崇年每当讲满清打了胜仗就得意洋洋，甚至大讲清兵把掳掠妇女载在马上，化装打扮。这时他面露喜色，露出八颗牙，简直毫无人性，是“喜剧”还是“悲剧”不言而喻。
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各国政府就连他们否认纳/粹罪行都被刑事追究。而阎崇年就敢，做人要有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人人得以诛之。
例二、他在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二讲“康熙帝的志与学”，把野蛮残/暴的“扬州十日”说成是文化融合，极其野蛮反/动。
他说：“文化融合发展。满洲是牧猎文化；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汉族中原的农耕文化。蒙古的草原文化和满洲的牧猎文化融合了，但是和汉族的农耕问题有冲突。扬州十日都是这些文化中的表现。”
“ 扬州十日”是反人类暴行，绝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是满清野蛮政权用屠/杀来解决反征服，反压迫、反奴役的抗争。这和文化融合和冲突完全是两码事。满清王朝在乾隆年间将准噶尔部落种族灭绝，难道这是满洲的牧猎文化和蒙古的草原文化成功融合？其次，既便是文化冲突，用屠杀来解决，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他嘴里竟然被吹嘘成“文化融合发展”，是文化问题。可见其世界观、价值观极其野蛮。
例三、为了袒护满清政权，阎崇年竟然肯定文字狱。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问：“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网上传阎肯定文字狱的由来。阎崇年甚至把清廷统治者没有强迫汉人说满语，称为清廷的德政，阎崇年始终以满清贵族的立场上讲清史，他宣扬的“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以及“清十二帝疑案”都是如此。称阎崇年为“清遗”，一点也不冤枉。
就这样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极为反/动的人，一直霸占着央视，他的节目反复重播，稍有正义感的人怎能容忍呢？中国人是有正义感的，中华民族是有人类自尊心的民族。
二、为什么不采用和平方式
1、阎把握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
我们曾经尝试与阎沟通，和百家讲坛沟通，但是从来没有被理睬过，不少人也有同样经历，阎本人的态度说明了问题：他说：“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
2、 去年5月在上海浦东图书馆，我质问阎崇年：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为何满清时期打的旗号却是反清复明？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均称自己非中国人，你如何解释？慈禧保满清不保中国，你如何解释？ ”
没想到，阎崇年竟然恼羞成怒，呼啦一下从讲台上站起来，说这不是学术问题。
之后，他还当面对我说，下来要与我辩论三个小时，我苦苦等待，却最终没有见到他半个人影半点消息。
毫无疑问，他是在拒绝交流，既然你在公共媒体上宣传你的学术，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百家讲坛实际就是一家讲坛，比如毛佩琦讲明史，稀稀拉拉三年讲不完，最后还是给关闭了，易中天远比阎崇年受欢迎，但是惟独阎崇年的《清十二帝揭密》能连播五遍，央视国际台也一再重播。只传播不被质疑，这就是媒体霸权，他们不屑理睬更是为了灌输而宣传。明明是一家之言，个人偏见，却在央视反复重复，很明显这是故意让人们误解，把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当作了正统历史观、政府行为。
谎言重复十八遍就成了真理，这实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强制，用媒体霸权强迫人们接受阎崇年的价值观、历史观。
而这几年来，一系列对阎不利的活动，质疑的声音，媒体从来不屑报导，同喜欢捕捉明星花边新闻的作风迥异。他本人更是决不会和异议者对话。必须采取行动唤醒人们注意，让国人猛醒，认识到阎崇年的错误和荒谬。
三、一些名人、媒体过激反应说明了什么？
某些文化界精英在这次事件表现过激，“暴徒”、“流氓”、“恶棍”、“毫无人性”、“纳/粹”，他们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词汇，简直是十恶不赦，他们要求法律严惩，巴不得处以极刑。一个耳光能激起如此大的仇恨，毫无理性和法律意识可言，同他们平常依法办事的调子完全两样。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有人用实际行动开始藐视“精英”了，从此限制了精英们的“自由”。从此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教师爷地位被颠/覆。这些人本来就是强霸媒体资源，公器私用，看护既得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当然不容许来自民间对他们的半点不恭。
有一篇评论说的好：“强盗!无耻!暴徒!保护学术研究!保护学者权益!”这是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之后，一群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怒吼。不过，现在，在阎崇年老先生这里，浓缩、提高成“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
打一个知识分子竟可以打成“社会的悲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吧，这种本领只有知识阶级才有，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工朋友，他们是不会有这样文雅的抗议，媒体上有关农民工讨薪被打死、打伤的报道，该不知有多少，可他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不幸升华到整个社会精神的悲哀，最多的只有一句“还我工钱”。这种表达或许有些自私、有些庸俗，但正是这自私庸俗才衬托出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大公。”（“阎崇年被打是社会精神的悲哀，那农民工呢？”）
四、是不是“大汉族主义”？
现在某些媒体宣称这是“大汉族主义”，那么我来反问？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阎的言论是针对某一少数民族的会出现什么后果，毫无疑问，这肯定引起严重的民族冲突，政治风波，阎不被人打死也一定会被关进监狱，非只一耳光而已。所有的舆论都会纷纷指责他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行，哪里还会说这是学术问题，哪里还去管他是不是老人。
百家讲坛的制片就是满族人万卫，阎发表这些言论，也决非他一人所为，而且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这本来就是严重煽动民族仇恨行为。事发之后，主流舆论竟然还袒护阎，部分群众还支持阎。这是在民族关系已经不正常，汉族被频频侮辱却毫无知觉，麻木的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五、意义何在
1、人民需要正义，人民不仅需要今天的正义也需要过去的正义。
此事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歪曲性报道，专家、学者、舆论纷纷谴责。但是就网站民意调查来看，截至20日，人民网投表决，认为阎崇年该打占91.9%，而支持阎的只有4.8%（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174455.html）。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人民需要正义，不管你用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尊重知识”、“尊重老人”、“民族团结”、“以法治国”等等口号，这些理由全加起来都比不上老百姓认识的两个字－“正义”。再充分的理由没有正义作为支撑，所有的理由戳穿了无非是少部分人的“私利”，一条都站不住。
正义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尤其在强势集团霸占各种资源为所欲为的今天，老百姓需要正义，不光需要今天的正义，也要维护过去的正义。否定过去的正义，今天的公平正义也保不住，“掴掌事件”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正的舆论环境下的必然后果。最近发生的诸如三鹿事件等都是同一性质，捍卫正义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致要求。
2、 “学术自由”不能超过界限
一些人依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学术、专业地位，试图把道德、法律把一切问题都装进专业、学术保护圈去，妄图以“学术自由”为名霸占住话语权。胡作非为，这可能吗？以西方为例，英国右翼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地方法庭判3年徒刑。
3、历史的责任须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担当
现在“耳光”事件曝光后，阎的这些争议言论，名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但阎在央视传播其野蛮、丑恶的价值观长达四年之久，主流知识分子又在哪里？主流知识分子放弃了责任，维护正义的使命就不得不由民间来担当。这次事件至少告诉国人，阎崇年反复通过央视传播的东西，只是他个人的狭隘偏见，不是政府的声音也不是知识界的声音。
历史的责任只能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来担当。 掌嘴，是一个开始。醒悟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一个耳光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在《百家讲坛》实为一家讲坛的情况下，大汉之风及其同道的思想如要引起更大的关注，赢得更多的受众，不有非常之举怎么行？故大汉之风的行为完全在情理之中，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他的这一掌足以抵消一百次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灌输，而所付出的是2000元的罚款，这点代价大约只有在一家小报登个小广告的费用，所以完全值得。也有人说不应打耳光而应该仍臭鸡蛋或臭大粪，其实这与一个耳光性质相似，只不过后者的程度上更可控一些，技术是更先进一些而已。从结果看，大汉之风的这一掴是对央视话语霸权的精彩反击，从争取言论权平等的角度，从经济学费效比的角度，都是完全应该支持。其次阎在央视的宣讲其实并不全是简单的言论，而是有类戈培尔式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讲逻辑，不讲事实，只有经过精巧包装后的反复灌输，里面充满了谎言与诡辩，其实质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而这恰与言 论 自由的宗旨相背。所以，大汉之风这一掌的反击，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也是完全正义的，义之所在，当然值得，而且耳光的效果较好，因为奴才的吹捧者会认为是“主子打奴才”，非常具有威慑力！
以下是引用赵里昱在2008-10-21 9:14:00的发言：
[阎崇年]古今中外对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的反应
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老必掴！
孔子：有贼自远方来，不亦掴乎？
老子：掴，可掴，非常掴。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难阻我掴贼
李煜：问君能有几多痛，恰似一巴掌打下去火辣辣
阿基米德：给我一个巴掌，我能把阎崇年打趴下
欧阳修：大汉之风之意不在书，在乎巴掌之间
韩乔生：大汉之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掴了阎崇年一巴掌
韩乔生续：替补席上的大汉之风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读者严密的防守把巴掌精准的给了保安，对不起，是阎崇年！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看巴掌！
曹操：宁教我掴阎崇年，莫叫阎崇年掴我
裴多哀：法制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民族故，两者皆可抛（阎崇年，看巴掌！）
刘德华：大汉之风打吧打吧不是罪
但丁：打阎崇年俩巴掌，让别人去评价吧
朱熹：我们应该仔细观察掴掌的大汉之风，以得到天下至极之理
叶圣陶：多掴了三五掌
王朔：无知的阎崇年无畏
爱因斯坦：究竟是大汉之风掴阎崇年，或是阎崇年掴大汉之风，取决于你的参考坐标
施拉普纳：如果你不知道巴掌往哪里打，就往阎崇年的脸上打
莎士比亚：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奥斯特洛甫斯基：神掌是怎样炼成的
布什：大汉之风肯定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神掌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阎崇年的老脸，敢于伸出自己的神掌。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涛哥：以掌掴阎崇年为荣，以粉饰满清为耻
前Core：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巴掌才是硬道理
小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打到阎崇年的就是好人
毛主席：阎崇年挨一次巴掌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挨巴掌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阎老仍要被掴
谚语：巴掌是对话之母
谚语：万般皆下品，唯有巴掌高
耐克：Just 掴 it
肯德基：更多唾沫 更多巴掌 尽在阎崇年
波岛：大汉之风的巴掌，巴掌中的战斗机
新飞冰箱：阎崇年讲学讲得好，不如挨一巴掌名气响
脑白金：(阎崇年)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俩巴掌
欧莱雅：(巴掌)你值得拥有
摩托罗拉：掴掌无极限
中国移动(葛优版)：这一掌，我看行
阎崇年的价值观已经跌破了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极限，阎崇年借着央视的这个渠道将野蛮、反/动的价值观散布出去，已经四年之久，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人愤怒于阎崇年丧失人性，更不能任其毒害国人。
例一，阎崇年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的讲座哪一集不站在满清统治者角度讲话，他吹嘘努尔哈赤的十大功绩，他亲切的称康熙、乾隆老儿为老爷子，一提到这些人就饱含深情，激动澎湃。但是他绝口不提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在辽东屠杀300万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
阎崇年一提到女真人被杀表情就特别激动,而当满洲人杀汉人时则兴高采烈。阎崇年每当讲满清打了胜仗就得意洋洋，甚至大讲清兵把掳掠妇女载在马上，化装打扮。这时他面露喜色，露出八颗牙，简直毫无人性，是“喜剧”还是“悲剧”不言而喻。
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各国政府就连他们否认纳/粹罪行都被刑事追究。而阎崇年就敢，做人要有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人人得以诛之。
例二、他在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二讲“康熙帝的志与学”，把野蛮残/暴的“扬州十日”说成是文化融合，极其野蛮反/动。
他说：“文化融合发展。满洲是牧猎文化；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汉族中原的农耕文化。蒙古的草原文化和满洲的牧猎文化融合了，但是和汉族的农耕问题有冲突。扬州十日都是这些文化中的表现。”
“ 扬州十日”是反人类暴行，绝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是满清野蛮政权用屠/杀来解决反征服，反压迫、反奴役的抗争。这和文化融合和冲突完全是两码事。满清王朝在乾隆年间将准噶尔部落种族灭绝，难道这是满洲的牧猎文化和蒙古的草原文化成功融合？其次，既便是文化冲突，用屠杀来解决，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他嘴里竟然被吹嘘成“文化融合发展”，是文化问题。可见其世界观、价值观极其野蛮。
例三、为了袒护满清政权，阎崇年竟然肯定文字狱。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问：“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网上传阎肯定文字狱的由来。阎崇年甚至把清廷统治者没有强迫汉人说满语，称为清廷的德政，阎崇年始终以满清贵族的立场上讲清史，他宣扬的“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以及“清十二帝疑案”都是如此。称阎崇年为“清遗”，一点也不冤枉。
就这样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极为反/动的人，一直霸占着央视，他的节目反复重播，稍有正义感的人怎能容忍呢？中国人是有正义感的，中华民族是有人类自尊心的民族。
二、为什么不采用和平方式
1、阎把握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
我们曾经尝试与阎沟通，和百家讲坛沟通，但是从来没有被理睬过，不少人也有同样经历，阎本人的态度说明了问题：他说：“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
2、 去年5月在上海浦东图书馆，我质问阎崇年：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为何满清时期打的旗号却是反清复明？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均称自己非中国人，你如何解释？慈禧保满清不保中国，你如何解释？ ”
没想到，阎崇年竟然恼羞成怒，呼啦一下从讲台上站起来，说这不是学术问题。
之后，他还当面对我说，下来要与我辩论三个小时，我苦苦等待，却最终没有见到他半个人影半点消息。
毫无疑问，他是在拒绝交流，既然你在公共媒体上宣传你的学术，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百家讲坛实际就是一家讲坛，比如毛佩琦讲明史，稀稀拉拉三年讲不完，最后还是给关闭了，易中天远比阎崇年受欢迎，但是惟独阎崇年的《清十二帝揭密》能连播五遍，央视国际台也一再重播。只传播不被质疑，这就是媒体霸权，他们不屑理睬更是为了灌输而宣传。明明是一家之言，个人偏见，却在央视反复重复，很明显这是故意让人们误解，把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当作了正统历史观、政府行为。
谎言重复十八遍就成了真理，这实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强制，用媒体霸权强迫人们接受阎崇年的价值观、历史观。
而这几年来，一系列对阎不利的活动，质疑的声音，媒体从来不屑报导，同喜欢捕捉明星花边新闻的作风迥异。他本人更是决不会和异议者对话。必须采取行动唤醒人们注意，让国人猛醒，认识到阎崇年的错误和荒谬。
三、一些名人、媒体过激反应说明了什么？
某些文化界精英在这次事件表现过激，“暴徒”、“流氓”、“恶棍”、“毫无人性”、“纳/粹”，他们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词汇，简直是十恶不赦，他们要求法律严惩，巴不得处以极刑。一个耳光能激起如此大的仇恨，毫无理性和法律意识可言，同他们平常依法办事的调子完全两样。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有人用实际行动开始藐视“精英”了，从此限制了精英们的“自由”。从此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教师爷地位被颠/覆。这些人本来就是强霸媒体资源，公器私用，看护既得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当然不容许来自民间对他们的半点不恭。
有一篇评论说的好：“强盗!无耻!暴徒!保护学术研究!保护学者权益!”这是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之后，一群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怒吼。不过，现在，在阎崇年老先生这里，浓缩、提高成“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
打一个知识分子竟可以打成“社会的悲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吧，这种本领只有知识阶级才有，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工朋友，他们是不会有这样文雅的抗议，媒体上有关农民工讨薪被打死、打伤的报道，该不知有多少，可他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不幸升华到整个社会精神的悲哀，最多的只有一句“还我工钱”。这种表达或许有些自私、有些庸俗，但正是这自私庸俗才衬托出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大公。”（“阎崇年被打是社会精神的悲哀，那农民工呢？”）
四、是不是“大汉族主义”？
现在某些媒体宣称这是“大汉族主义”，那么我来反问？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阎的言论是针对某一少数民族的会出现什么后果，毫无疑问，这肯定引起严重的民族冲突，政治风波，阎不被人打死也一定会被关进监狱，非只一耳光而已。所有的舆论都会纷纷指责他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行，哪里还会说这是学术问题，哪里还去管他是不是老人。
百家讲坛的制片就是满族人万卫，阎发表这些言论，也决非他一人所为，而且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这本来就是严重煽动民族仇恨行为。事发之后，主流舆论竟然还袒护阎，部分群众还支持阎。这是在民族关系已经不正常，汉族被频频侮辱却毫无知觉，麻木的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五、意义何在
1、人民需要正义，人民不仅需要今天的正义也需要过去的正义。
此事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歪曲性报道，专家、学者、舆论纷纷谴责。但是就网站民意调查来看，截至20日，人民网投表决，认为阎崇年该打占91.9%，而支持阎的只有4.8%（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174455.html）。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人民需要正义，不管你用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尊重知识”、“尊重老人”、“民族团结”、“以法治国”等等口号，这些理由全加起来都比不上老百姓认识的两个字－“正义”。再充分的理由没有正义作为支撑，所有的理由戳穿了无非是少部分人的“私利”，一条都站不住。
正义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尤其在强势集团霸占各种资源为所欲为的今天，老百姓需要正义，不光需要今天的正义，也要维护过去的正义。否定过去的正义，今天的公平正义也保不住，“掴掌事件”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正的舆论环境下的必然后果。最近发生的诸如三鹿事件等都是同一性质，捍卫正义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致要求。
2、 “学术自由”不能超过界限
一些人依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学术、专业地位，试图把道德、法律把一切问题都装进专业、学术保护圈去，妄图以“学术自由”为名霸占住话语权。胡作非为，这可能吗？以西方为例，英国右翼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地方法庭判3年徒刑。
3、历史的责任须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担当
现在“耳光”事件曝光后，阎的这些争议言论，名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但阎在央视传播其野蛮、丑恶的价值观长达四年之久，主流知识分子又在哪里？主流知识分子放弃了责任，维护正义的使命就不得不由民间来担当。这次事件至少告诉国人，阎崇年反复通过央视传播的东西，只是他个人的狭隘偏见，不是政府的声音也不是知识界的声音。
历史的责任只能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来担当。 掌嘴，是一个开始。醒悟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一个耳光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在《百家讲坛》实为一家讲坛的情况下，大汉之风及其同道的思想如要引起更大的关注，赢得更多的受众，不有非常之举怎么行？故大汉之风的行为完全在情理之中，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他的这一掌足以抵消一百次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灌输，而所付出的是2000元的罚款，这点代价大约只有在一家小报登个小广告的费用，所以完全值得。也有人说不应打耳光而应该仍臭鸡蛋或臭大粪，其实这与一个耳光性质相似，只不过后者的程度上更可控一些，技术是更先进一些而已。从结果看，大汉之风的这一掴是对央视话语霸权的精彩反击，从争取言论权平等的角度，从经济学费效比的角度，都是完全应该支持。其次阎在央视的宣讲其实并不全是简单的言论，而是有类戈培尔式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讲逻辑，不讲事实，只有经过精巧包装后的反复灌输，里面充满了谎言与诡辩，其实质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而这恰与言 论 自由的宗旨相背。所以，大汉之风这一掌的反击，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也是完全正义的，义之所在，当然值得，而且耳光的效果较好，因为奴才的吹捧者会认为是“主子打奴才”，非常具有威慑力！
以下是引用赵里昱在2008-10-21 9:14:00的发言：
[阎崇年]古今中外对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的反应
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老必掴！
孔子：有贼自远方来，不亦掴乎？
老子：掴，可掴，非常掴。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难阻我掴贼
李煜：问君能有几多痛，恰似一巴掌打下去火辣辣
阿基米德：给我一个巴掌，我能把阎崇年打趴下
欧阳修：大汉之风之意不在书，在乎巴掌之间
韩乔生：大汉之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掴了阎崇年一巴掌
韩乔生续：替补席上的大汉之风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读者严密的防守把巴掌精准的给了保安，对不起，是阎崇年！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看巴掌！
曹操：宁教我掴阎崇年，莫叫阎崇年掴我
裴多哀：法制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民族故，两者皆可抛（阎崇年，看巴掌！）
刘德华：大汉之风打吧打吧不是罪
但丁：打阎崇年俩巴掌，让别人去评价吧
朱熹：我们应该仔细观察掴掌的大汉之风，以得到天下至极之理
叶圣陶：多掴了三五掌
王朔：无知的阎崇年无畏
爱因斯坦：究竟是大汉之风掴阎崇年，或是阎崇年掴大汉之风，取决于你的参考坐标
施拉普纳：如果你不知道巴掌往哪里打，就往阎崇年的脸上打
莎士比亚：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奥斯特洛甫斯基：神掌是怎样炼成的
布什：大汉之风肯定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神掌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阎崇年的老脸，敢于伸出自己的神掌。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涛哥：以掌掴阎崇年为荣，以粉饰满清为耻
前Core：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巴掌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巴掌才是硬道理
小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打到阎崇年的就是好人
毛主席：阎崇年挨一次巴掌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挨巴掌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阎老仍要被掴
谚语：巴掌是对话之母
谚语：万般皆下品，唯有巴掌高
耐克：Just 掴 it
肯德基：更多唾沫 更多巴掌 尽在阎崇年
波岛：大汉之风的巴掌，巴掌中的战斗机
新飞冰箱：阎崇年讲学讲得好，不如挨一巴掌名气响
脑白金：(阎崇年)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俩巴掌
欧莱雅：(巴掌)你值得拥有
摩托罗拉：掴掌无极限
中国移动(葛优版)：这一掌，我看行
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中华民族刍议 (2006-01-09 22:26:36)
中华民族刍议
一道闪电
一、“中华民族”的困境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革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革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石单）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革命时期。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内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梁启超提倡，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 “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这个定义起到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统一建国，抵抗外辱的作用。但是从此“中华民族”丧失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定义被频繁修改，不得不不断打补丁。建国后，中华民族的定义改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学者不满意，陈连开教授在《中国华夷番汉中华中华民族》中提出新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海外华侨呢？有许多海外华侨早就坚定的把自己归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在抗战期间，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能抹杀他们作为具有高度民族意识所做出的贡献呢？如何能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呢？（《中华民族研究》第一辑 史式 ）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哪个民族，比如澳门还有葡京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那么能拒绝他们吗？
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种族历史与汉族等主体民族相差太远，差异太大又很难认同“中华民族”。 如此“中华民族”内涵越来越复杂，越来无法概括实际情况。
按梁启超的说法，当初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则是与国家等身大的、以领土为范围的“民族”，即nation。“中华民族”更重视的是领土性的属性，因此，提倡“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是按照国民国家的理论实践国家整合。通过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整合国民，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正是为近代以来各代中国领导人所认同的以国民国家理论实现近代国家的方法。然而，让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所有人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的意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致使藏、维、蒙等民族没有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同时还因为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理论导致了 “民族”概念的高度政治化。就内涵而言，“民族”不啻为一道城壕，强迫城内的人们进行万民一致的政治认同；从外延来看，“民族”又象是一条鸿沟，阻隔人与人、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进行自然的融和同化。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强调“民族”，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提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时，就会招来“实行民族同化”的攻击；而同意中国具有多数的民族时，又必然有人以“民族自决”为招牌，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摘录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二、民族认同感分析
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来自于 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宗教、生活习惯等）、政治认同。凝聚力和排他性成正比。二战时期，德、日民族强悍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认同感的高度统一。
血缘不可变，血缘认同的凝聚力很强，从论坛“满遗”的表现更证明了血缘认同往往高于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民族意识高于国民意识。但是血缘认同会干扰组织整体的政治利益，出现离散现象。文化认同有持久力和生命力。但是迫于环境有可变性、可塑性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更突出。人周围的环境在变，文化认同也就可变。其中宗教认同有专一性，排他性。政治认同（利益是最根本的认同）是最高级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有时认同感极强，能压制其他认同，但是政治认同有阶段性、易变性。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某些少数民族其血缘、文化差异很大， 其认同感更多来自政治认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政治认同更多来自利益，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享受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优待。
但是作为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由于国不强，民不富，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特别在海外的某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远没有西方人享受到的利益和尊严。其政治认同的认同感不会太强。对于某些少数民族而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得到海外母国的认同感、自豪感，得到的利益要比作为中国人还要大，而有些国家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情绪。
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他们当中某些人对于原有的优惠已经不满足了，这种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更不起作用了。
历史上，满族上层整体还有新疆某些少数民族的集体叛国就是明证。 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认同感不会持久，这是政治认同本身具有的弱点。
再者一般而言，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要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现在的政策是在加强这种本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却变得模糊。（可能他们只记得几条优惠政策和他们认为该得的的实惠，就这点而言很难激发民族认同的。只会加深和激发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而一旦其他认同远强于政治认同，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弱化，而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带来新的政治愿景又强化了叛离意愿。
三、文化民族主义
世界是在进行文化的竞争，文化的淘汰赛。很明显英语文化一支独秀，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地区的语言文化却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是用暴力，而是自然的选择，显然如果这些弱小民族语言要保持自己语言文字，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与外界沟通，跟不上世界急剧发展的步伐，民族就会成为活标本，自生自灭。如果用主流语言和外界交流，则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难以使用，渐渐消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会消失，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民族消失却难以避免。历史证明华夏文明具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很少具有的优势，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最突出的，其生命力是强盛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来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复同化。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成一种语言，统一一种文化。要不要把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如何把和汉语和汉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如此岂不是又走到当今民族政策的反面。如果不是，离心的倾向越发强烈了。这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理论，又造成有些和汉族关系紧密，基本同化的民族又被人为分开，造成离心排斥倾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又造成某些汉族的不满，造成自身的认同感很差，某些人改民族很随便。
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仍然侧重于血缘，族群，实际上现在的某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 “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如果认为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甚至种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不知道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对于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其民族认同感怎么会比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中华民族”来得差？现在的民族政策是在鼓励人们区分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种族。于是就有人要求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称呼。还有人要求恢复匈奴民族。这样搞下去，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现在的民族政策只会让汉族越来越小，民族越分越细，和世界民族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离心势力越来越大，动摇汉族主体地位，继而动摇中华民族的基础。
我们天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民族隔阂的心理却始终存在，只有当我们不再有民族意识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从上述“中华民族”的困境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初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共有的族名是被各个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这正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华夏文明被广泛接受性。“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当时的少数民族公认汉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具有的正统地位。而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如同历史上融入汉族一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的民族。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到了同化、融合的作用是现今的民族政策远远不及的。
华夏文明自古就没有种族歧视这种陋习，很难被融合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亡了，犹太人在中国消亡的事实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消除民族差别，同化各民族的能力，能融合和吸收新的民族成员。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文化民族主义”，按文化认同重新划分民族。取消汉族，建立中华族，也容许人们不再填写民族。
我们应该称赞古人的“夷夏之辨”，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文明遗产，由此汉族才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同化力最强的民族，生命力最强的民族，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不亡。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的扩张。近代以来，以人权、自由为口号的西方价值观统治了世界，并以此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国在这种“ 舆论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道德、伦理为世界敬仰。 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民族主义”，应看到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中国两度沦亡，历史上汉奸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对“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适用当代中国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四、民族英雄论
爱国主义思想大量涌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大量的抗敌英雄传奇，以及大量的诗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好素材。这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和外族压迫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关于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疑问：
一、没有女真、蒙古族的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必定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古代有没有民族英雄？
从前文论述“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是勿庸置疑的。（见《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二 民族英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还是“政权国家”的英雄？
民族英雄不应该是“政权国家”的英雄，比如三国英雄就不是，民族英雄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三、民族英雄是跨历史时空的吗？
民族英雄等词汇是不能排除其历史背景的，一旦排除其历史背景，自然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同近代不同，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民族英雄”的标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出现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其问题在于三点，其一用当代中国的“ 中华民族观”套用到古代，漠视其概念中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二不适当的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标准强加到古代。漠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三、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海内外华人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几个官方“专家”为了 “现实政治”的需要，漠视其存在，轻易地否定，显得既无知又无识。由于他们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海内外华人心中的地位茫然无知，导致官方和民众对“民族英雄” 的理解出现巨大落差。
四、如何理解“民族英雄”
从前述得知，“中国”、“中华民族”都是有历史感的名词，不同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含义是不同的。而“英雄”这个称呼不光有历史性还有时代感，社会在进步，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20世纪前不知道有“航天英雄”。现代社会不会把“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再称为“英雄”。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没有道理的，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又是不确切的。所以当问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时，应该这样回答：岳飞是宋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样道理，抗战时期的英雄也要加入时间定语称他们是抗 日 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虽然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跨时代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原因。
一道闪电
一、“中华民族”的困境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革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革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石单）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革命时期。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内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梁启超提倡，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 “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这个定义起到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统一建国，抵抗外辱的作用。但是从此“中华民族”丧失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定义被频繁修改，不得不不断打补丁。建国后，中华民族的定义改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学者不满意，陈连开教授在《中国华夷番汉中华中华民族》中提出新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海外华侨呢？有许多海外华侨早就坚定的把自己归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在抗战期间，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能抹杀他们作为具有高度民族意识所做出的贡献呢？如何能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呢？（《中华民族研究》第一辑 史式 ）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哪个民族，比如澳门还有葡京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那么能拒绝他们吗？
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种族历史与汉族等主体民族相差太远，差异太大又很难认同“中华民族”。 如此“中华民族”内涵越来越复杂，越来无法概括实际情况。
按梁启超的说法，当初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则是与国家等身大的、以领土为范围的“民族”，即nation。“中华民族”更重视的是领土性的属性，因此，提倡“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是按照国民国家的理论实践国家整合。通过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整合国民，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正是为近代以来各代中国领导人所认同的以国民国家理论实现近代国家的方法。然而，让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所有人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的意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致使藏、维、蒙等民族没有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同时还因为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理论导致了 “民族”概念的高度政治化。就内涵而言，“民族”不啻为一道城壕，强迫城内的人们进行万民一致的政治认同；从外延来看，“民族”又象是一条鸿沟，阻隔人与人、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进行自然的融和同化。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强调“民族”，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提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时，就会招来“实行民族同化”的攻击；而同意中国具有多数的民族时，又必然有人以“民族自决”为招牌，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摘录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二、民族认同感分析
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来自于 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宗教、生活习惯等）、政治认同。凝聚力和排他性成正比。二战时期，德、日民族强悍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认同感的高度统一。
血缘不可变，血缘认同的凝聚力很强，从论坛“满遗”的表现更证明了血缘认同往往高于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民族意识高于国民意识。但是血缘认同会干扰组织整体的政治利益，出现离散现象。文化认同有持久力和生命力。但是迫于环境有可变性、可塑性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更突出。人周围的环境在变，文化认同也就可变。其中宗教认同有专一性，排他性。政治认同（利益是最根本的认同）是最高级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有时认同感极强，能压制其他认同，但是政治认同有阶段性、易变性。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某些少数民族其血缘、文化差异很大， 其认同感更多来自政治认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政治认同更多来自利益，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享受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优待。
但是作为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由于国不强，民不富，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特别在海外的某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远没有西方人享受到的利益和尊严。其政治认同的认同感不会太强。对于某些少数民族而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得到海外母国的认同感、自豪感，得到的利益要比作为中国人还要大，而有些国家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情绪。
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他们当中某些人对于原有的优惠已经不满足了，这种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更不起作用了。
历史上，满族上层整体还有新疆某些少数民族的集体叛国就是明证。 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认同感不会持久，这是政治认同本身具有的弱点。
再者一般而言，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要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现在的政策是在加强这种本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却变得模糊。（可能他们只记得几条优惠政策和他们认为该得的的实惠，就这点而言很难激发民族认同的。只会加深和激发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而一旦其他认同远强于政治认同，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弱化，而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带来新的政治愿景又强化了叛离意愿。
三、文化民族主义
世界是在进行文化的竞争，文化的淘汰赛。很明显英语文化一支独秀，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地区的语言文化却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是用暴力，而是自然的选择，显然如果这些弱小民族语言要保持自己语言文字，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与外界沟通，跟不上世界急剧发展的步伐，民族就会成为活标本，自生自灭。如果用主流语言和外界交流，则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难以使用，渐渐消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会消失，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民族消失却难以避免。历史证明华夏文明具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很少具有的优势，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最突出的，其生命力是强盛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来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复同化。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成一种语言，统一一种文化。要不要把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如何把和汉语和汉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如此岂不是又走到当今民族政策的反面。如果不是，离心的倾向越发强烈了。这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理论，又造成有些和汉族关系紧密，基本同化的民族又被人为分开，造成离心排斥倾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又造成某些汉族的不满，造成自身的认同感很差，某些人改民族很随便。
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仍然侧重于血缘，族群，实际上现在的某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 “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如果认为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甚至种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不知道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对于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其民族认同感怎么会比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中华民族”来得差？现在的民族政策是在鼓励人们区分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种族。于是就有人要求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称呼。还有人要求恢复匈奴民族。这样搞下去，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现在的民族政策只会让汉族越来越小，民族越分越细，和世界民族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离心势力越来越大，动摇汉族主体地位，继而动摇中华民族的基础。
我们天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民族隔阂的心理却始终存在，只有当我们不再有民族意识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从上述“中华民族”的困境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初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共有的族名是被各个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这正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华夏文明被广泛接受性。“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当时的少数民族公认汉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具有的正统地位。而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如同历史上融入汉族一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的民族。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到了同化、融合的作用是现今的民族政策远远不及的。
华夏文明自古就没有种族歧视这种陋习，很难被融合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亡了，犹太人在中国消亡的事实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消除民族差别，同化各民族的能力，能融合和吸收新的民族成员。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文化民族主义”，按文化认同重新划分民族。取消汉族，建立中华族，也容许人们不再填写民族。
我们应该称赞古人的“夷夏之辨”，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文明遗产，由此汉族才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同化力最强的民族，生命力最强的民族，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不亡。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的扩张。近代以来，以人权、自由为口号的西方价值观统治了世界，并以此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国在这种“ 舆论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道德、伦理为世界敬仰。 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民族主义”，应看到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中国两度沦亡，历史上汉奸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对“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适用当代中国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四、民族英雄论
爱国主义思想大量涌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大量的抗敌英雄传奇，以及大量的诗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好素材。这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和外族压迫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关于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疑问：
一、没有女真、蒙古族的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必定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古代有没有民族英雄？
从前文论述“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是勿庸置疑的。（见《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二 民族英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还是“政权国家”的英雄？
民族英雄不应该是“政权国家”的英雄，比如三国英雄就不是，民族英雄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三、民族英雄是跨历史时空的吗？
民族英雄等词汇是不能排除其历史背景的，一旦排除其历史背景，自然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同近代不同，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民族英雄”的标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出现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其问题在于三点，其一用当代中国的“ 中华民族观”套用到古代，漠视其概念中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二不适当的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标准强加到古代。漠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三、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海内外华人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几个官方“专家”为了 “现实政治”的需要，漠视其存在，轻易地否定，显得既无知又无识。由于他们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海内外华人心中的地位茫然无知，导致官方和民众对“民族英雄” 的理解出现巨大落差。
四、如何理解“民族英雄”
从前述得知，“中国”、“中华民族”都是有历史感的名词，不同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含义是不同的。而“英雄”这个称呼不光有历史性还有时代感，社会在进步，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20世纪前不知道有“航天英雄”。现代社会不会把“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再称为“英雄”。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没有道理的，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又是不确切的。所以当问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时，应该这样回答：岳飞是宋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样道理，抗战时期的英雄也要加入时间定语称他们是抗 日 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虽然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跨时代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原因。
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 (2006-01-09 22:28:30)
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
一道闪电
一年前，马大正说重修“清史”要重新评价“清兵入关”，引起轩然大波，一年后他们又怎样呢？读了“清史研究所”的核心刊物《史苑》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点也没变，其偏执程度比当年的“遗老”、“遗少”毫不逊色。
一、极度崇拜满清王朝，陷入偏执狂。
第一、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矛盾
在统一和分裂的观点上他们是持双重标准的，对于满清虽然他们也承认满清初起没有统一的野心，李治亭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注1]那么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但他们仍然认为是正义的，是因为要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么南明军民、特别是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反抗满清残酷民族压迫为什么就是非正义的呢？
对于农民起义，他们为洪承畴辩诬时称：
“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注1]
那么比农民起义危害更大的满清血腥屠城，颁布野蛮的“薙发令”、“逃人法”的又该置于何地呢？那么，明对满清就不是维护统一了？洪承畴对农民起义镇压就是维护统一，就不因为腐败而不反动了？
满清分裂有理，满清屠杀有理，农民军水淹就是无道。满清反抗“民族压迫”有理，汉人反抗则是抗拒统一就是无理。
在统一的问题、在战争破坏问题、在反抗民族压迫问题上，他们总选取最有利于满清的观点，哪怕其观点取舍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也毫不介意。
第二、夸大其辞，吹嘘是满清统治者树立起“中国人”意识。
《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郭成康写到：“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按郭的说法是满清皇帝树立起“中国人”的意识。首先在满清在辽东时期，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谓的“中国”意识根本就不存在。汉人在辽东原有三百万，经努尔哈赤父子大肆屠杀汉人后，几乎殆尽。到满清入关时，收罗所有八旗以及汉人包衣还不到四十万。可知其屠杀之惨烈。既然说他们有“中国意识”，人们就要奇怪了，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如此对待自己国民的，要赶尽杀绝？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注2]。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明确否认满清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乾隆钦定的《满洲源流考》里，强调满洲人和华夏民族不是一个脉源，从没有被其他政权管辖过，自成一支， 提醒满洲人不要忘了根本。到清末满清统治者还指责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李治亭等人一再吹嘘满清皇帝的“满汉一家”思想，“顺治时期强调“满汉无别”、“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时期又提出“天下一家”，都继续发展了“满汉一体”的思想”[注3]。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人对此是否认的。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他说：“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的文明国家象征，积累了极大的声望，对“四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满清取代明朝后，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本不足为奇，但是对内，其“中国人”意识则迟迟不能树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殖民者身份－满洲人统治中国人，以征服民族自居，准确的说满清树立的是“大清国意识”，“大中国意识”的真正确立还是中华民国完成的。
第二、郭选择性忘记了，满清皇帝并非一定要这个统一，把这个统一看得多神圣。满清一直保护柳条边就是给自己留下后路。满清多元式部族式统治，全国分为满、蒙、汉、维、藏五区，互相隔离，满清规定各区人员不能自由往来。以至于蒙、藏、新疆各地迟迟没有树立中国人意识。满清被推翻，马上出现蒙独、藏独、疆独。[注4]这种史实郭成康又为什么不讲讲呢？
溥仪等满族贵族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蒙满独立”的阴谋活动，溥仪分裂祖国时即便是当儿皇帝也愿意。还不惜甘当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在苏联关押期间，表示要“同苏联人一样为苏联工作”，并拿出国宝文物行贿想永久留在苏联，[注5]他最不愿意当的就是中国人。在溥仪分裂祖国的过程中，满族贵族出人出钱出力，纷纷投靠满洲国，没有人同溥仪决裂投向中国人民。溥仪及满清贵族受满清皇家近三百年文化熏陶，溥仪是满清皇室教育的结晶。他们哪里来的“中国意识”？哪里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呢？（详见《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平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夸大其辞，明显美化满清。
何谓“民族平等”,这些满清鼓吹者都对“华夷之辨”恨之入骨，称其为“大汉族主义”。（详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那么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 ”。古人讲："变夷为夏"，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 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郭文说：“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那么“华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讲的需要彻底颠覆吗？
那么“华夷之辨”到底是什么东西？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文化主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 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注6]
“华夷之辨”防碍了国家认同吗？
“华夷之辨”本来讲的是“文化认同”，那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决“华夷之辨”是在汉族一边，还是在“夷”这边?从清朝的最后实践来看，不是汉族认同了满族（夷）文化，而是满族（夷）认同了华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华”把更外面的“洋人”当成了新的“夷”。所以其关键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华夷之辨”说成是儒家的罪过，实在是本末倒置。第二“华夷之辨”的确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认同，但是这个不认同是不认同满清政府而不是中国。满清为了其政权合法性，打压“华夷之辨”，以形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仅仅是针对“大清国”而非“中国 ”，一旦满清垮台，这个政治认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现“满独”、“蒙独”、“疆独”、“藏独”。这个“政治认同”的价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阴暗的暗示，他把“华夷之辨”假设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说：“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按这个逻辑，要打破“华夷之辨”，哪怕死几千万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发不留头”，“逃人法”、“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等等搞极端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也值得。这样据说就争取了“民族平等。难道这都是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付出的代价。如此追求平等，还是少来为好。
那么“华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吗？明清之时的“华夷之辨”主要内容是“野蛮人不能当皇帝”，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极大的愤怒。
就这个问题，即便是现代人也应该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领袖当然要先文明起来，守文明世界的规则。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了吗？古代中国人也一样，郭文不是也举例唐太宗有鲜卑血统，那么没见有人用“华夷之辨”来反对啊？利玛窦是西方人，种族相差更远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称他为圣人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视民族隔离的色彩呢？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满清实行彻底的种族主义是极端黑暗，野蛮、落后的。郭文诡辩的基础是多么无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方面认为 “华夷之辨”极端黑暗，无论多大代价非打破不可，满清实现了，所以伟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华夷之辨”。可郭成康对这时的“华夷之辨”显然没有太大的仇恨，他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对外来“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从明末的“华夷之辨”再对比满清统治者修改后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义和团式”的拒绝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从“欢迎文明，拒绝野蛮”的“华夷之辨”到“保护野蛮，拒绝文明”的“华夷之辨”， 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这里郭文又隐含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是中国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国人。就好像说 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当了你家主人，那么强盗就是伟大的。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却没当成你家的主人，强盗还是强盗。
二、治史的学风上，歪曲古人，戏说历史。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反对主观臆测。而戴逸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不讲客观公正， 而是把未经严格考据的传说加入其中。 在面对争议时，却只知道反唇相讥[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认定又会加入多少主观因素？
诡辩术例一：
比如洪承畴最后投降过程，有多种说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说法，并且说其“颇为可信”。[注1]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满清遗老所写，竭尽歪曲、篡改、编造之能事，在没有原始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就“颇为可信”了？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要怀疑了，以这种人重编“清史”，只不过是给《清史稿》作补充佐证而已。
李治亭接着激愤地说：“人们指责他（洪承畴）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搞历史的都明白满洲族是满洲族，满族是满族，满族是民国后才有的族名，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满洲族就不同了，这点区分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明白孙子是美国人，祖父是不是美国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连这点区分都不管了呢？这是不是故意搞的诡辩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说：“他（袁崇焕）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诗，把“室戈方操几时休”，改成了“室戈长操几时休”？“方操”，对应“久开”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实。即便是按李改动后如此理解袁诗，也真让人吃惊，诗歌都讲对仗，内容对称。这两句含义明明是边关和内地都不安定，边衅和室戈明明是指两桩事情。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不会连“边”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农民起义，而是指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民变。金庸先生的解释是：“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注8]。读过这段之后，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论诡辩术。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注9]。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满清破了“华夷之辨”，从此有了新的“大中国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说成是传统儒家观念，是很不确切的，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这个观念，都把明朝当成了中国。怎么仅仅说成是儒家观念中的“中国”呢？第二、文中故意列举长城还把长城和柳条边并列，给人的印象是长城和柳条边界是儒家“华夷之辨”不当，自己树立起的观念。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柳条边”是满清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前去开垦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观念也是满清皇帝强加于中国人的。另一方面，长城在古代也从没有看成是国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对而言“柳条边”到是真有“边界”的含义了。这类诡辩在他们的文章中数不胜数，就如此颠倒性的立论，岂不是很可耻吗？大家应该对戴先生主持编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例四“价值判断”下的曲解事实的“事实判断”
郭文把《大义觉迷录》和《清实录》里满清皇帝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语义环境下的话，罗列在一起用于歌颂满清皇帝争取民族平等，辩驳“华夷之辨”，大有断章取义的味道。
郭成康写道：“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实际上“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摘录自《清实录》，原文如下：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一年》雍正说：“满汉蒙古无歧视此心，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但是雍正紧跟着就说：“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别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适于文艺，记载间册，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犹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导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变换着，照大不敬治罪。”
雍正说此言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不许出现“夷狄”之类的避讳文字，连空白都不许有。如果有了，就以大不敬治罪。雍正是在要求“平等”，他要求的是在文化上的满汉平等，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持民族高压。这才是满清统治者口称的“满汉一家”真正的实质。 这种争取平等，和今天我们议论的“各民族平等"是一会事吗？
很明显，李治亭、郭成康等人是先有了“价值判断”，然后再收罗证据，于是就有满清皇帝如何主张“民族平等”的一系列言论。他们以“价值判断”进行史料的取舍，用“价值判断”后得来的史料罗列，得到“事实判断”。加之于读者达到其所期望的“价值判断”。
满清皇帝对这个问题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本不值得过分称颂。但是郭成康、李治亭等人以歪曲的““价值判断””用来曲解事实，再以这种“事实判断”给读者以扭曲的“价值判断”。
对于事实，如果人为割裂开因果和时序链条，那么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这种“事实判断”就是扭曲的“事实判断”。
又比如“五族共和”明明是梁启超先提倡的，经民国政府成立时候的首倡，孙中山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孙中山选集》），到清帝2月12日退位诏书时再次“确认”中华民国的民族组成，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郭却称：“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郭成康是真不懂历史呢？还是在有意误导读者呢？
三、藐视传统和民意，自成小团体，面对争议和批评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满清王朝的建立时间，他们藐视史家成例，按对满清最有利的时间算，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成了“正统”的英雄皇帝。明清战争就不是平叛战争，“满清入关”自然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他王朝的长度就要重新修订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贬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伪满洲国该怎么算？
按这种治史逻辑，满洲国历史当然也算成满清的。可是他们敢吗？“辛亥革命”是他们跨不过的坎，但是近来流传甚多的关于孙中山“卖国”的文章，是不是为他们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号？
李治亭编写的《清史》只用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李编《清史》明确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续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国社会在康熙中期以后，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仍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上述学术观点是不少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学者所认同，甚至力持的。而该书主编面对清史学界众多学术分歧，为了使全书具有统一的意志，大胆决定“一律起用东北地区的学者””[注10]
所以靠这些人来修“清史”如何能解决争议问题？如何能取各家之长？毫无疑问的是必然形成一个以几个“遗老”为核心的小团体，“顺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个性化”“清史”。
四、立论基础错误，对马克思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最喜欢鼓吹的“统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出发点？
第一 为什么说“统一神圣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不符合当前政治的实际情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判断历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则。详细论证请看《再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和《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第二、宣扬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原本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危害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以此为历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则，显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嘘“康乾盛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片面理解成“经济繁荣”。反驳请看《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时代的“遗老”、“遗少”。
看他们的治史：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评价上是双重标准的；对史料的选用是草率、歪曲和主观的；治史态度上是藐视传统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论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见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实证，虚构代替真相是偏颇的；在指导思想上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
重修“清史”不过是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下，组织起一群“遗老”“遗少”编写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罢了。[注11]
一道闪电 于2005年 12月20日
[注1]：《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史苑》第一期。 李治亭 清史委员会委员。
[注2]：《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注3]：《清代大一统与边疆问题》，李治亭 。
[注4]：《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柯。
[注5]：溥仪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详见《前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注6]：摘自《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说”，恢复“文化中国”史观》。
[注7]：关于这场风波，请参考王曾瑜发表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以及反驳。
[注8]：《袁崇焕评传》，金庸。
[注9]：《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史苑》第十二期 郭成康 清史委员会委员 。
[注10]：《清史编撰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读李治亭主编《清史》有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3-2” 高翔。
一道闪电
一年前，马大正说重修“清史”要重新评价“清兵入关”，引起轩然大波，一年后他们又怎样呢？读了“清史研究所”的核心刊物《史苑》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点也没变，其偏执程度比当年的“遗老”、“遗少”毫不逊色。
一、极度崇拜满清王朝，陷入偏执狂。
第一、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矛盾
在统一和分裂的观点上他们是持双重标准的，对于满清虽然他们也承认满清初起没有统一的野心，李治亭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注1]那么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但他们仍然认为是正义的，是因为要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么南明军民、特别是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反抗满清残酷民族压迫为什么就是非正义的呢？
对于农民起义，他们为洪承畴辩诬时称：
“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注1]
那么比农民起义危害更大的满清血腥屠城，颁布野蛮的“薙发令”、“逃人法”的又该置于何地呢？那么，明对满清就不是维护统一了？洪承畴对农民起义镇压就是维护统一，就不因为腐败而不反动了？
满清分裂有理，满清屠杀有理，农民军水淹就是无道。满清反抗“民族压迫”有理，汉人反抗则是抗拒统一就是无理。
在统一的问题、在战争破坏问题、在反抗民族压迫问题上，他们总选取最有利于满清的观点，哪怕其观点取舍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也毫不介意。
第二、夸大其辞，吹嘘是满清统治者树立起“中国人”意识。
《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郭成康写到：“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按郭的说法是满清皇帝树立起“中国人”的意识。首先在满清在辽东时期，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谓的“中国”意识根本就不存在。汉人在辽东原有三百万，经努尔哈赤父子大肆屠杀汉人后，几乎殆尽。到满清入关时，收罗所有八旗以及汉人包衣还不到四十万。可知其屠杀之惨烈。既然说他们有“中国意识”，人们就要奇怪了，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如此对待自己国民的，要赶尽杀绝？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注2]。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明确否认满清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乾隆钦定的《满洲源流考》里，强调满洲人和华夏民族不是一个脉源，从没有被其他政权管辖过，自成一支， 提醒满洲人不要忘了根本。到清末满清统治者还指责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李治亭等人一再吹嘘满清皇帝的“满汉一家”思想，“顺治时期强调“满汉无别”、“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时期又提出“天下一家”，都继续发展了“满汉一体”的思想”[注3]。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人对此是否认的。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他说：“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的文明国家象征，积累了极大的声望，对“四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满清取代明朝后，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本不足为奇，但是对内，其“中国人”意识则迟迟不能树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殖民者身份－满洲人统治中国人，以征服民族自居，准确的说满清树立的是“大清国意识”，“大中国意识”的真正确立还是中华民国完成的。
第二、郭选择性忘记了，满清皇帝并非一定要这个统一，把这个统一看得多神圣。满清一直保护柳条边就是给自己留下后路。满清多元式部族式统治，全国分为满、蒙、汉、维、藏五区，互相隔离，满清规定各区人员不能自由往来。以至于蒙、藏、新疆各地迟迟没有树立中国人意识。满清被推翻，马上出现蒙独、藏独、疆独。[注4]这种史实郭成康又为什么不讲讲呢？
溥仪等满族贵族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蒙满独立”的阴谋活动，溥仪分裂祖国时即便是当儿皇帝也愿意。还不惜甘当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在苏联关押期间，表示要“同苏联人一样为苏联工作”，并拿出国宝文物行贿想永久留在苏联，[注5]他最不愿意当的就是中国人。在溥仪分裂祖国的过程中，满族贵族出人出钱出力，纷纷投靠满洲国，没有人同溥仪决裂投向中国人民。溥仪及满清贵族受满清皇家近三百年文化熏陶，溥仪是满清皇室教育的结晶。他们哪里来的“中国意识”？哪里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呢？（详见《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平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夸大其辞，明显美化满清。
何谓“民族平等”,这些满清鼓吹者都对“华夷之辨”恨之入骨，称其为“大汉族主义”。（详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那么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 ”。古人讲："变夷为夏"，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 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郭文说：“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那么“华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讲的需要彻底颠覆吗？
那么“华夷之辨”到底是什么东西？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文化主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 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注6]
“华夷之辨”防碍了国家认同吗？
“华夷之辨”本来讲的是“文化认同”，那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决“华夷之辨”是在汉族一边，还是在“夷”这边?从清朝的最后实践来看，不是汉族认同了满族（夷）文化，而是满族（夷）认同了华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华”把更外面的“洋人”当成了新的“夷”。所以其关键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华夷之辨”说成是儒家的罪过，实在是本末倒置。第二“华夷之辨”的确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认同，但是这个不认同是不认同满清政府而不是中国。满清为了其政权合法性，打压“华夷之辨”，以形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仅仅是针对“大清国”而非“中国 ”，一旦满清垮台，这个政治认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现“满独”、“蒙独”、“疆独”、“藏独”。这个“政治认同”的价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阴暗的暗示，他把“华夷之辨”假设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说：“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按这个逻辑，要打破“华夷之辨”，哪怕死几千万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发不留头”，“逃人法”、“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等等搞极端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也值得。这样据说就争取了“民族平等。难道这都是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付出的代价。如此追求平等，还是少来为好。
那么“华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吗？明清之时的“华夷之辨”主要内容是“野蛮人不能当皇帝”，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极大的愤怒。
就这个问题，即便是现代人也应该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领袖当然要先文明起来，守文明世界的规则。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了吗？古代中国人也一样，郭文不是也举例唐太宗有鲜卑血统，那么没见有人用“华夷之辨”来反对啊？利玛窦是西方人，种族相差更远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称他为圣人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视民族隔离的色彩呢？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满清实行彻底的种族主义是极端黑暗，野蛮、落后的。郭文诡辩的基础是多么无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方面认为 “华夷之辨”极端黑暗，无论多大代价非打破不可，满清实现了，所以伟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华夷之辨”。可郭成康对这时的“华夷之辨”显然没有太大的仇恨，他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对外来“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从明末的“华夷之辨”再对比满清统治者修改后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义和团式”的拒绝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从“欢迎文明，拒绝野蛮”的“华夷之辨”到“保护野蛮，拒绝文明”的“华夷之辨”， 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这里郭文又隐含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是中国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国人。就好像说 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当了你家主人，那么强盗就是伟大的。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却没当成你家的主人，强盗还是强盗。
二、治史的学风上，歪曲古人，戏说历史。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反对主观臆测。而戴逸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不讲客观公正， 而是把未经严格考据的传说加入其中。 在面对争议时，却只知道反唇相讥[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认定又会加入多少主观因素？
诡辩术例一：
比如洪承畴最后投降过程，有多种说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说法，并且说其“颇为可信”。[注1]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满清遗老所写，竭尽歪曲、篡改、编造之能事，在没有原始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就“颇为可信”了？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要怀疑了，以这种人重编“清史”，只不过是给《清史稿》作补充佐证而已。
李治亭接着激愤地说：“人们指责他（洪承畴）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搞历史的都明白满洲族是满洲族，满族是满族，满族是民国后才有的族名，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满洲族就不同了，这点区分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明白孙子是美国人，祖父是不是美国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连这点区分都不管了呢？这是不是故意搞的诡辩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说：“他（袁崇焕）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诗，把“室戈方操几时休”，改成了“室戈长操几时休”？“方操”，对应“久开”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实。即便是按李改动后如此理解袁诗，也真让人吃惊，诗歌都讲对仗，内容对称。这两句含义明明是边关和内地都不安定，边衅和室戈明明是指两桩事情。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不会连“边”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农民起义，而是指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民变。金庸先生的解释是：“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注8]。读过这段之后，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论诡辩术。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注9]。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满清破了“华夷之辨”，从此有了新的“大中国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说成是传统儒家观念，是很不确切的，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这个观念，都把明朝当成了中国。怎么仅仅说成是儒家观念中的“中国”呢？第二、文中故意列举长城还把长城和柳条边并列，给人的印象是长城和柳条边界是儒家“华夷之辨”不当，自己树立起的观念。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柳条边”是满清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前去开垦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观念也是满清皇帝强加于中国人的。另一方面，长城在古代也从没有看成是国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对而言“柳条边”到是真有“边界”的含义了。这类诡辩在他们的文章中数不胜数，就如此颠倒性的立论，岂不是很可耻吗？大家应该对戴先生主持编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例四“价值判断”下的曲解事实的“事实判断”
郭文把《大义觉迷录》和《清实录》里满清皇帝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语义环境下的话，罗列在一起用于歌颂满清皇帝争取民族平等，辩驳“华夷之辨”，大有断章取义的味道。
郭成康写道：“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实际上“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摘录自《清实录》，原文如下：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一年》雍正说：“满汉蒙古无歧视此心，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但是雍正紧跟着就说：“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别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适于文艺，记载间册，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犹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导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变换着，照大不敬治罪。”
雍正说此言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不许出现“夷狄”之类的避讳文字，连空白都不许有。如果有了，就以大不敬治罪。雍正是在要求“平等”，他要求的是在文化上的满汉平等，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持民族高压。这才是满清统治者口称的“满汉一家”真正的实质。 这种争取平等，和今天我们议论的“各民族平等"是一会事吗？
很明显，李治亭、郭成康等人是先有了“价值判断”，然后再收罗证据，于是就有满清皇帝如何主张“民族平等”的一系列言论。他们以“价值判断”进行史料的取舍，用“价值判断”后得来的史料罗列，得到“事实判断”。加之于读者达到其所期望的“价值判断”。
满清皇帝对这个问题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本不值得过分称颂。但是郭成康、李治亭等人以歪曲的““价值判断””用来曲解事实，再以这种“事实判断”给读者以扭曲的“价值判断”。
对于事实，如果人为割裂开因果和时序链条，那么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这种“事实判断”就是扭曲的“事实判断”。
又比如“五族共和”明明是梁启超先提倡的，经民国政府成立时候的首倡，孙中山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孙中山选集》），到清帝2月12日退位诏书时再次“确认”中华民国的民族组成，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郭却称：“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郭成康是真不懂历史呢？还是在有意误导读者呢？
三、藐视传统和民意，自成小团体，面对争议和批评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满清王朝的建立时间，他们藐视史家成例，按对满清最有利的时间算，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成了“正统”的英雄皇帝。明清战争就不是平叛战争，“满清入关”自然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他王朝的长度就要重新修订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贬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伪满洲国该怎么算？
按这种治史逻辑，满洲国历史当然也算成满清的。可是他们敢吗？“辛亥革命”是他们跨不过的坎，但是近来流传甚多的关于孙中山“卖国”的文章，是不是为他们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号？
李治亭编写的《清史》只用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李编《清史》明确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续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国社会在康熙中期以后，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仍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上述学术观点是不少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学者所认同，甚至力持的。而该书主编面对清史学界众多学术分歧，为了使全书具有统一的意志，大胆决定“一律起用东北地区的学者””[注10]
所以靠这些人来修“清史”如何能解决争议问题？如何能取各家之长？毫无疑问的是必然形成一个以几个“遗老”为核心的小团体，“顺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个性化”“清史”。
四、立论基础错误，对马克思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最喜欢鼓吹的“统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出发点？
第一 为什么说“统一神圣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不符合当前政治的实际情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判断历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则。详细论证请看《再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和《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第二、宣扬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原本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危害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以此为历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则，显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嘘“康乾盛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片面理解成“经济繁荣”。反驳请看《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时代的“遗老”、“遗少”。
看他们的治史：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评价上是双重标准的；对史料的选用是草率、歪曲和主观的；治史态度上是藐视传统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论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见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实证，虚构代替真相是偏颇的；在指导思想上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
重修“清史”不过是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下，组织起一群“遗老”“遗少”编写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罢了。[注11]
一道闪电 于2005年 12月20日
[注1]：《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史苑》第一期。 李治亭 清史委员会委员。
[注2]：《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注3]：《清代大一统与边疆问题》，李治亭 。
[注4]：《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柯。
[注5]：溥仪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详见《前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注6]：摘自《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说”，恢复“文化中国”史观》。
[注7]：关于这场风波，请参考王曾瑜发表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以及反驳。
[注8]：《袁崇焕评传》，金庸。
[注9]：《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史苑》第十二期 郭成康 清史委员会委员 。
[注10]：《清史编撰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读李治亭主编《清史》有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3-2” 高翔。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3) (2006-02-09 22:26:40)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 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 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 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 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 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对自己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 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 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 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 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 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对自己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2008年10月23日 星期四
阎崇年讨论袁崇焕问题时的三个双重标准 (2008-10-09 12:21:00)
第二节、崇祯部分
一、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问题，牵涉甚广，内容很多，包括了对袁崇焕本人能力作用评价问题，袁崇焕杀毛文龙对错的问题，连带的还有对毛文龙评价的问题，还有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进犯北京袁崇焕功过问题，以及崇祯杀袁崇焕评价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就争议性很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争吵长篇累牍，不计其数。而阎崇年教授在袁崇焕问题上又用力很多，不仅在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用了最大的篇幅谈论和袁崇焕有关的一些事件和评价，用他自己的话说“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而且他本身也出版编写过多本有关袁崇焕的书籍，也是他自己说“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
如果对阎教授发表过的有关袁崇焕的观点，做一一分析解剖辨正，则既非这里的讨论篇幅所能容纳，也非我能力所及。
所以我这里主要对袁崇焕问题中的三个双重标准向阎教授提出一点商榷意见，另外阎教授观点中一些明显有疑问的事实也附带简略的谈一下。
1、三个双重标准
纵观阎教授的著作，对袁崇焕的崇敬热爱之情，洋溢于纸上，许多地方慷慨激昂地表达赞美歌颂，不遗余力地抨击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对立面。
应该声明，我尊敬袁崇焕高尚的品德，也尊重阎教授敬佩热爱袁崇焕的真切情感。但承认袁崇焕品德高尚，就是否一定意味着否认袁崇焕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呢？是否就应该对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人一概严厉苛责呢？对此，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以我个人所见，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对袁崇焕相关人与事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三个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一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与他自己对待毛文龙的态度的评价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二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给予的信任和他自己给崇祯的信任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第三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件与明朝政府杀袁崇焕的事件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首先来说第一个双重标准，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还有“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1]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许多人都对袁崇焕这些话赞赏不已，认为这是袁崇焕的先见之明，并对后来崇祯抓袁崇焕入狱，乃至最后处死他，痛恨不已，认为是他当初的预见不幸变成现实。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袁崇焕认为自己是一个边臣，要求崇祯“驭边臣与廷臣异”，来充分信任对待他。然而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为什么袁崇焕就不能做到以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毛文龙呢？
他说的这些话几乎可以一个字不改的使用在毛文龙身上！“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然而包括阎教授在内的许多人似乎认为，袁崇焕说的这些驭边臣的道理只适合用在他本人身上，就是不适合用在毛文龙自己身上。所以对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的行为认可宽谅甚至赞誉有加，但实际上看看袁崇焕给毛文龙按上的十二条罪名大部分都属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的性质，还有一些罪名则是“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的结果。这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标准。
如果袁崇焕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又拿什么来要求崇祯这么一个才十八岁的少年呢？可以说袁崇焕在这件事情上是给了崇祯一个坏榜样，而非好榜样。
再来看第二个双重标准。
袁崇焕在上疏里非常强调崇祯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而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也确实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袁崇焕要什么就给什么，袁崇焕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崇祯给予袁崇焕充分信任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崇祯如果表现出对袁崇焕一丝的不信任，那就是昏聩。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了，信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只有单方面的信任，那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袁崇焕要求崇祯信任他，而他自己恰恰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崇祯！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的告诉崇祯吧，如果说的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如果实在不同意，也可以商量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袁崇焕不，他觉得，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种做法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我们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会信任一个对你基本信任都没有，做事情都是瞒着你进行，等到定局来事后再来告诉你并胁迫你认可的人么？
既然袁崇焕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不信任崇祯，那么他又凭什么来让崇祯信任他？？崇祯当时只是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在信任坦诚方面需要做出更多表率和引导的是袁崇焕，而不是崇祯。论年龄论阅历袁崇焕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而崇祯还是一个需要一定引导的小伙子，现在十八岁的人还是出于青春期逆反心理正旺盛的时候，对崇祯苛责，甚至说他病态多疑残暴，这是不公道的评价。
遗憾的是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在评价的时候，似乎认为袁崇焕对崇祯的不信任，又是理所当然的，瞒着崇祯私自决定杀毛文龙是合理的，因为告诉了崇祯，就可能杀不成了！但问题是杀毛文龙就真的这么要紧吗？难道为了杀毛文龙破坏君臣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都在所不惜么？可事实恰恰是有毛文龙的时候，后金没有绕远路侵入关内，一杀毛文龙，后金马上不顾老巢，长途绕道侵入关内，你还拿什么来证明杀毛文龙的正确性？
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双重标准。在破坏彼此信任关系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恰恰是袁崇焕，而非崇祯，但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却只谴责后来崇祯不信任袁崇焕，对袁崇焕自己的责任却轻描淡写。
再看第三个双重标准。
对袁崇焕杀毛文龙，阎教授说
“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袁崇焕是条汉子，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
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皇太极见关宁锦防线坚固，宁远城不可攻，袁崇焕不可胜，于是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入内，”
而对袁崇焕被处死，阎教授说“而对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同样是一条人命，阎教授的评价相差为何如此之大？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袁崇焕自己被处死就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毛文龙被杀了，是死有余辜；而袁崇焕被处死，那就成了崇祯帝的昏暴？这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从处死的决策过程与合法性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鲁莽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许可，没有经过司法机构的审判，凭借自己个人意志与个人好恶给毛文龙定了那么多罪，一杀了之，生米煮成熟饭后，再胁迫皇帝认可；而明政府处死袁崇焕，从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一直到崇祯三年的八月十六日，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其中反复审讯，来回讨论，仔细斟酌，无论结果是否合理，但手续过程本身是合法的，最后的结果也不是某一个人比如崇祯皇帝自己的意志所决定，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和皇帝共同权衡后的产物。
从被杀者的功过与作用来看，你可以认为毛文龙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死了有利无害，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为民除害。但一切总是应该凭事实来说话，
即便是偏袒袁崇焕的《明史》也是明确承认毛文龙的功绩“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你可以把毛文龙说得一文不值，死有余辜，但问题是除了毛文龙，并没有第二个人在后金后方开辟了这样一个根据地。按照《明史》记载这个岛本不过是个荒芜不毛之地，明廷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毛文龙上岛后，逐渐招揽收拢集百姓，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百姓训练成军队士兵，同时吸引商贾，发展贸易，使之经济上活跃繁荣起来。可以说皮岛完全是毛文龙白手起家，一手开发出来的。
你可以说毛文龙是空冒钱粮，观望养寇，毫无作用，但问题是即便《明史》的记载也表明毛文龙绝非仅仅是坐在岛上悠闲度日，而是对后金不断进行袭扰，让后金很头疼
“（天启）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如果说毛文龙真象袁崇焕说的，以及其他一些人说的那样，只是“观望养寇”，那明史中的这句话“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作何理解？扪心自问一下，你如果是后金统治者，你会对一个对自己不构成任何妨害的对象感到憎恶么？
即便是阎崇年教授自己也承认“作为明朝在后金后方惟一的一支力量，毛文龙骚扰后金，连战连败，连败连扰，起到一定牵制作用。毛文龙的存在就好像后金身上的 ‘一只跳蚤’，使之倍感不快。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后金以朝鲜帮助毛文龙蹑后为由，出兵朝鲜，就是一证。”
可见，在这些事实上是没有争议的。当时明朝内部一部分官员对毛文龙的作用也有清醒的认识，《晚明史》一书中说“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这个估计相当符合实际。工科给事中杨所修则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酉肘腋间撩动而牵制’；‘奴位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2]。应该说，这些都是对当时真实的情况的描述。
同样阎崇年教授可以认为“如果按照毛文龙原来路子经营东江，则起不到它的战略作用。”，但问题在于，事实恰恰是，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后金从来没有尝试长途绕道从蓟门入关，而毛文龙一死，就立刻动身，毫无忌惮。恰恰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使得东江的战略作用消失。正如当时明朝官员王在晋说“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3]
《明史》中的一句话，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清朝统治者自己承认了这里的内中关系“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4]。
对于袁崇焕被杀，阎教授痛心疾首的说“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可对于杀毛文龙，阎教授的说法却是“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原来不是袁崇焕自作聪明，其实作了蠢事，而是后金方面太高明了。这样的评价，对比之下，双重标准是否太明显了一点？
可以说从功与作用来，毛文龙不应该杀，也不能杀，确实毛文龙有桀骜不驯的毛病，甚至有一定的野心，可你袁崇焕如果只能驾驭那些听话的人，惟命是从的人，以及本身道德高尚的人，那你当什么总揽全局的蓟辽督师？既然当了负责全局的蓟辽督师，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容人之量，就应该能够管理不同类型的人才。不要说毛文龙本来就是明朝一边的人，就算他本来是敌对方面的，能够争取也应该争取，能够利用也应该尽量利用，能够笼络也尽量笼络，而不是简单的一杀了之。而从过错来看，毛文龙当时也不存在直接危害战局的过错，根本不到可杀的程度。
反观袁崇焕自己，作为蓟辽督师，他对后金部队绕道蓟镇入关是负有最直接的责任。首先他杀毛文龙是导致后金这一行动成为可能的直接原因。其次他过去也曾经多次上疏提到过后金从蓟门入关的可能，可见至少在理论上，他是知道后金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当这一事件具体发生的时候，他的鼻子却完全被后金牵得团团转。后金调动大军，长途绕道经过蒙古从蓟镇入关，这是相当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可是这么大的行动，在后金入关前，袁崇焕居然一无所知，直到后金已经打到关内了，这才如梦初醒，调兵回援，这如果不算严重失职，那就没有什么算失职的了。仅此也可见，他在情报间谍工作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
相反在毛文龙幕僚汪汝淳撰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中却对毛文龙善于用间谍奸细刺探情报离间后金方面作了生动的描写“兵行诡道，故战必用间。自用兵以来，每将败衄，奴必蛰伏肆其诡传，谓奴畏我而哭矣，粮饷将尽矣，父子相戕矣，叛将思内应矣；且多用奸细，勾引我之辽民为奴间谍矣，而我辄信之以为实。若线索全在奴手，是奴惯用间而我专落其间，致屡战屡败，而我终不能一用间，以得奴之真耗矣。独将军自取镇江则用间，以离养真之爱妾；除阿骨则用间，使奴立斩其大帅”“奴始不得将军之虚实。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并杀戮辽民，而归附将军者日众矣”[5]
两相对照，可见，不仅袁崇焕在这方面有严重过失，而且本身也加重了他杀毛文龙的过错。
从最直接的失职渎职来说，袁崇焕入狱乃至被处死也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他是不能说自己冤枉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对后金入关并没有直接责任而只有间接领导责任的兵部尚书王洽也已在袁崇焕之前因为渎职而下狱，后来死在袁崇焕前面。责任比王恰大得多，也直接得多得袁崇焕反而无事，那确实说不过去，也交代不过去的。
可见从功过分析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受到指责应该更大，而明政府杀袁崇焕则显得更合法根据也更充分一些，受到的指责应该小。但从阎崇年教授的评价来看，却完全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他杀毛文龙，极尽体谅之能事，甚至赞扬说“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对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却说成是“崇祯帝的昏暴”“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这样的评价有些太不公道，也太感情用事了。
当然话说回来，我说阎教授的观点有些双重标准，并不是我认为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尤其是凌迟处死袁崇焕是正确的。毛文龙不应该杀，袁崇焕也同样不应该杀。我认为处死袁崇焕合法但在当时情势下还是不妥当的。从明代的法律来说，袁崇焕确实够得上死罪了。但从情来说，袁崇焕确实是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他所作所为包括杀毛文龙在内，从他自己的角度确实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公心，他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利国家的。从理来说，当时是属于战争时期特殊时期，袁崇焕在训练军队以及坚守城池方面确实有出色的能力，这样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仍旧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杀一个少一个，从爱惜人才的角度，也不应该杀，而应该让他戴罪立功。战争状态下不能同和平时期一样，太过拘泥于法律，或者太过受制于舆论呼声，有些情况是必须要破格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处死袁崇焕确实是错误的决策，但其错误程度并不比袁崇焕杀毛文龙更甚。而这个决策的责任也不是崇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所能担负，最后的决定是和文官们一起商量后作出的。袁崇焕本人对他自己的死也负有责任，他擅自杀毛文龙就开了一个滥杀，不宽容的恶例，起了一个坏的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明政府不处死袁崇焕，那确实从心理上也觉得对不起枉死的毛文龙。恐怕袁崇焕自己也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文龙了。袁崇焕率军回援北京，崇祯平台第二次召见他，劈头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6]。按照史书记载，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这一质问，做出的反应是“并不能对”。也就是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应该注意袁并非是反应迟钝，不善言辞的人。从他平定缺饷乱兵，以及赴双岛杀毛文龙的过程来看，说他反应敏捷，言辞利落，善于应对紧急情况，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然而此时面对崇祯的质问，他竟然一句象样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口。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3、袁崇焕什么时候恢复名誉的问题？
阎教授说“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
这种说法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明朝政府方面来说，处死他的罪名，更多的是在他渎职这一面，并非如阎教授刻意强调的那样是中了什么反间计。明朝政府方面，只认为袁崇焕有误国之罪名，并不认为袁崇焕就是投靠后金卖国。比如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可见袁崇焕谋反通敌是民间误传，明官方并不这么认为。
其次从一些记载来看，南明时期就已经给袁崇焕一定程度上恢复名誉了。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一书介绍邝露的时候说“等到甲申之变后，南明政权建立，他跑到南京，‘入史馆’，与梁非馨上疏陈述袁崇焕的冤枉，因此袁崇焕得以‘复爵赐葬’”[8]
另王贵忱（其笔名为“可居”）写的《袁崇焕画像及轶事纪闻》[9]中有这么一段话
“画首用纸签加题《督师袁襄愍公遗像》覆贴其上。襄愍乃谥号。邝露《峤雅》集所收《留都赠梁非馨》五律一诗原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按：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则崇祯后期，朝廷已为之辩白，而史册失略，亦未见有赐谥号事。《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八中记载，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可知襄愍为南明永历时所颁谥号。是则崇祯十四年及永历间，先后已为崇焕辩诬。于乾隆间为之辩白说，一则出于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只能附会清政府的说法，官修《明史》之于袁崇焕忌讳滋多，不会尽录其实的。”
只是上面这些记载中也有矛盾可疑处，这里的“后十二年”是否如王贵忱所按的那样“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是有问题，一来崇祯期间，如果是给袁崇焕复爵赐葬，不会众多崇祯期间的史料完全没有记载。二来《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说邝露在史馆与梁非馨上疏一齐为袁崇焕辩白是在甲申之后的南明南京时期，以情理而断，也是这种说法更可信。再者“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这里说的“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这也和《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也有人认为全祖望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仅凭一个北来者的说法不足以推翻定案，此外当初给袁崇焕定罪就和反间计无干，又怎么会根据什么“以（清）太宗档子所言”来雪冤？
我个人的看法全祖望的说法本身就是从别人那里辗转看来的，他自己说了“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肯定有错谬失实处，但其中内容也未必全是凭空而来，捏造虚构，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必要。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明政府官方虽然给袁崇焕定罪并没有通敌卖国这一条，只认为他误国，但民间的说法流传却是袁崇焕和后金勾结卖国，所以才被凌迟处死。这从当时一些反映时事的小说直接说袁崇焕与后金勾结也可见一斑
而南明建立以后，从北方逃来的许多了解实情的明代政府官员，一方面觉得袁崇焕虽然确实有严重过错，但也有功绩，也有一定能力，当时杀了可惜，而民间误传的袁崇焕谋反通敌更属冤枉，再加上了解袁崇焕为人的一些原幕僚好友的辩白，这才有南明政府给袁崇焕复爵赐葬赐谥襄愍的情况出现，这些应该不是凭空能编造出来的。至于所谓“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本身就可能是事实在流传中，以讹传讹，走形变样后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北来者，可能恰恰根据的不是什么“（清）太宗档子所言”，而正是明政府当初审理得到的结果试图澄清民间的一些误传，就如上面引用过的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所谓的平反雪冤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当然我说的也仅仅是一种事实的可能，但本身从这些记载来看，确实表明南明时期，官方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袁崇焕恢复名誉。阎教授所说的乾隆时期才给袁崇焕平反的说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关于袁崇焕问题就说到这里
二、关于崇祯时期一些其他问题
由于篇幅关系，对阎崇年教授涉及崇祯的观点里许多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详细辨析，就选两个比较简单的说吧。
1、迁都时无人说话的问题
阎教授在明亡清兴最后一讲里说到崇祯君臣分时候举了一个讨论迁都的例子“崇祯皇帝不行了，讨论要不要迁都啊，要不要迁移南京啊，没有一个人发言，不敢发言啊，没有人敢说话么，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说不应该迁都，他自己想迁都，把你杀了，你说应该迁都，他不想迁都，他也把你杀了，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 ”（此处是根据网上下载的百家讲坛mp3录音整理的文字）
这里的说法不太符合事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当时主张迁都的人和反对迁都都人都发了言的，并不是阎教授所说的没有一个人发言，当然更不存在什么因为发言而被杀的例子。
比如主张迁都的李邦华，李明睿，他们在和崇祯私下会谈的时候主张迁都，在朝廷大会上公开讨论的时候，同样发言力主南迁。还有反对南迁的光时亨以很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反对南迁的观点。这些看一下樊树志教授的晚明史中的相关记载就一目了然。
阎教授说的“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虽然说的很痛快，但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2、崇祯个性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
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崇祯“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以及让自己的皇后妃子自杀，这不是性格残忍的问题，而是当时北京城破，农民军攻入城内，崇祯害怕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生不如死的侮辱，这种顾虑想法在古代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后来许多南明抗清的士大夫在眼看城破的时候，也往往都是同自己的妻女一起自杀，也都是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本身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将其归结为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是给古人上纲上线了。
[1] 《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2]樊树志《晚明史》，第785页
[3]《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晚明史》第797页
[4]《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 1990.2 李尚英点校
[6]王世德《崇祯遗录》这里所据是下载的电子书 具体书籍当是《明史资料从刊》中的一辑，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哪一辑不清楚。我在图书馆查到的只有《明史资料从刊》的第一、二、三辑，其中都无王世德《崇祯遗录》，所以估计是第四辑，出版时间在1983年六月以后，应该是1984年左右。《明史资料从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九页
[[8]《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9]见http://www.gzsdfz.org.cn/ycjg/shgc/shgc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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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问题，牵涉甚广，内容很多，包括了对袁崇焕本人能力作用评价问题，袁崇焕杀毛文龙对错的问题，连带的还有对毛文龙评价的问题，还有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进犯北京袁崇焕功过问题，以及崇祯杀袁崇焕评价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就争议性很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争吵长篇累牍，不计其数。而阎崇年教授在袁崇焕问题上又用力很多，不仅在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用了最大的篇幅谈论和袁崇焕有关的一些事件和评价，用他自己的话说“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而且他本身也出版编写过多本有关袁崇焕的书籍，也是他自己说“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
如果对阎教授发表过的有关袁崇焕的观点，做一一分析解剖辨正，则既非这里的讨论篇幅所能容纳，也非我能力所及。
所以我这里主要对袁崇焕问题中的三个双重标准向阎教授提出一点商榷意见，另外阎教授观点中一些明显有疑问的事实也附带简略的谈一下。
1、三个双重标准
纵观阎教授的著作，对袁崇焕的崇敬热爱之情，洋溢于纸上，许多地方慷慨激昂地表达赞美歌颂，不遗余力地抨击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对立面。
应该声明，我尊敬袁崇焕高尚的品德，也尊重阎教授敬佩热爱袁崇焕的真切情感。但承认袁崇焕品德高尚，就是否一定意味着否认袁崇焕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呢？是否就应该对明朝内部与袁崇焕有矛盾的人一概严厉苛责呢？对此，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以我个人所见，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对袁崇焕相关人与事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三个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一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与他自己对待毛文龙的态度的评价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二是，在袁崇焕要求崇祯给予的信任和他自己给崇祯的信任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第三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件与明朝政府杀袁崇焕的事件的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首先来说第一个双重标准，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还有“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1]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许多人都对袁崇焕这些话赞赏不已，认为这是袁崇焕的先见之明，并对后来崇祯抓袁崇焕入狱，乃至最后处死他，痛恨不已，认为是他当初的预见不幸变成现实。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袁崇焕认为自己是一个边臣，要求崇祯“驭边臣与廷臣异”，来充分信任对待他。然而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为什么袁崇焕就不能做到以要求崇祯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毛文龙呢？
他说的这些话几乎可以一个字不改的使用在毛文龙身上！“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然而包括阎教授在内的许多人似乎认为，袁崇焕说的这些驭边臣的道理只适合用在他本人身上，就是不适合用在毛文龙自己身上。所以对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的行为认可宽谅甚至赞誉有加，但实际上看看袁崇焕给毛文龙按上的十二条罪名大部分都属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的性质，还有一些罪名则是“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的结果。这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标准。
如果袁崇焕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又拿什么来要求崇祯这么一个才十八岁的少年呢？可以说袁崇焕在这件事情上是给了崇祯一个坏榜样，而非好榜样。
再来看第二个双重标准。
袁崇焕在上疏里非常强调崇祯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而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也确实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袁崇焕要什么就给什么，袁崇焕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崇祯给予袁崇焕充分信任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崇祯如果表现出对袁崇焕一丝的不信任，那就是昏聩。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了，信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只有单方面的信任，那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袁崇焕要求崇祯信任他，而他自己恰恰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崇祯！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的告诉崇祯吧，如果说的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如果实在不同意，也可以商量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袁崇焕不，他觉得，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种做法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我们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会信任一个对你基本信任都没有，做事情都是瞒着你进行，等到定局来事后再来告诉你并胁迫你认可的人么？
既然袁崇焕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不信任崇祯，那么他又凭什么来让崇祯信任他？？崇祯当时只是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在信任坦诚方面需要做出更多表率和引导的是袁崇焕，而不是崇祯。论年龄论阅历袁崇焕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而崇祯还是一个需要一定引导的小伙子，现在十八岁的人还是出于青春期逆反心理正旺盛的时候，对崇祯苛责，甚至说他病态多疑残暴，这是不公道的评价。
遗憾的是包括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在评价的时候，似乎认为袁崇焕对崇祯的不信任，又是理所当然的，瞒着崇祯私自决定杀毛文龙是合理的，因为告诉了崇祯，就可能杀不成了！但问题是杀毛文龙就真的这么要紧吗？难道为了杀毛文龙破坏君臣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都在所不惜么？可事实恰恰是有毛文龙的时候，后金没有绕远路侵入关内，一杀毛文龙，后金马上不顾老巢，长途绕道侵入关内，你还拿什么来证明杀毛文龙的正确性？
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双重标准。在破坏彼此信任关系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恰恰是袁崇焕，而非崇祯，但阎崇年教授在内的许多人却只谴责后来崇祯不信任袁崇焕，对袁崇焕自己的责任却轻描淡写。
再看第三个双重标准。
对袁崇焕杀毛文龙，阎教授说
“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袁崇焕是条汉子，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
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皇太极见关宁锦防线坚固，宁远城不可攻，袁崇焕不可胜，于是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入内，”
而对袁崇焕被处死，阎教授说“而对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同样是一条人命，阎教授的评价相差为何如此之大？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袁崇焕自己被处死就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毛文龙被杀了，是死有余辜；而袁崇焕被处死，那就成了崇祯帝的昏暴？这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从处死的决策过程与合法性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鲁莽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许可，没有经过司法机构的审判，凭借自己个人意志与个人好恶给毛文龙定了那么多罪，一杀了之，生米煮成熟饭后，再胁迫皇帝认可；而明政府处死袁崇焕，从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一直到崇祯三年的八月十六日，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其中反复审讯，来回讨论，仔细斟酌，无论结果是否合理，但手续过程本身是合法的，最后的结果也不是某一个人比如崇祯皇帝自己的意志所决定，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和皇帝共同权衡后的产物。
从被杀者的功过与作用来看，你可以认为毛文龙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死了有利无害，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为民除害。但一切总是应该凭事实来说话，
即便是偏袒袁崇焕的《明史》也是明确承认毛文龙的功绩“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你可以把毛文龙说得一文不值，死有余辜，但问题是除了毛文龙，并没有第二个人在后金后方开辟了这样一个根据地。按照《明史》记载这个岛本不过是个荒芜不毛之地，明廷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毛文龙上岛后，逐渐招揽收拢集百姓，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百姓训练成军队士兵，同时吸引商贾，发展贸易，使之经济上活跃繁荣起来。可以说皮岛完全是毛文龙白手起家，一手开发出来的。
你可以说毛文龙是空冒钱粮，观望养寇，毫无作用，但问题是即便《明史》的记载也表明毛文龙绝非仅仅是坐在岛上悠闲度日，而是对后金不断进行袭扰，让后金很头疼
“（天启）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如果说毛文龙真象袁崇焕说的，以及其他一些人说的那样，只是“观望养寇”，那明史中的这句话“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作何理解？扪心自问一下，你如果是后金统治者，你会对一个对自己不构成任何妨害的对象感到憎恶么？
即便是阎崇年教授自己也承认“作为明朝在后金后方惟一的一支力量，毛文龙骚扰后金，连战连败，连败连扰，起到一定牵制作用。毛文龙的存在就好像后金身上的 ‘一只跳蚤’，使之倍感不快。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后金以朝鲜帮助毛文龙蹑后为由，出兵朝鲜，就是一证。”
可见，在这些事实上是没有争议的。当时明朝内部一部分官员对毛文龙的作用也有清醒的认识，《晚明史》一书中说“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这个估计相当符合实际。工科给事中杨所修则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酉肘腋间撩动而牵制’；‘奴位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2]。应该说，这些都是对当时真实的情况的描述。
同样阎崇年教授可以认为“如果按照毛文龙原来路子经营东江，则起不到它的战略作用。”，但问题在于，事实恰恰是，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后金从来没有尝试长途绕道从蓟门入关，而毛文龙一死，就立刻动身，毫无忌惮。恰恰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使得东江的战略作用消失。正如当时明朝官员王在晋说“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3]
《明史》中的一句话，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清朝统治者自己承认了这里的内中关系“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4]。
对于袁崇焕被杀，阎教授痛心疾首的说“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可对于杀毛文龙，阎教授的说法却是“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原来不是袁崇焕自作聪明，其实作了蠢事，而是后金方面太高明了。这样的评价，对比之下，双重标准是否太明显了一点？
可以说从功与作用来，毛文龙不应该杀，也不能杀，确实毛文龙有桀骜不驯的毛病，甚至有一定的野心，可你袁崇焕如果只能驾驭那些听话的人，惟命是从的人，以及本身道德高尚的人，那你当什么总揽全局的蓟辽督师？既然当了负责全局的蓟辽督师，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容人之量，就应该能够管理不同类型的人才。不要说毛文龙本来就是明朝一边的人，就算他本来是敌对方面的，能够争取也应该争取，能够利用也应该尽量利用，能够笼络也尽量笼络，而不是简单的一杀了之。而从过错来看，毛文龙当时也不存在直接危害战局的过错，根本不到可杀的程度。
反观袁崇焕自己，作为蓟辽督师，他对后金部队绕道蓟镇入关是负有最直接的责任。首先他杀毛文龙是导致后金这一行动成为可能的直接原因。其次他过去也曾经多次上疏提到过后金从蓟门入关的可能，可见至少在理论上，他是知道后金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当这一事件具体发生的时候，他的鼻子却完全被后金牵得团团转。后金调动大军，长途绕道经过蒙古从蓟镇入关，这是相当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可是这么大的行动，在后金入关前，袁崇焕居然一无所知，直到后金已经打到关内了，这才如梦初醒，调兵回援，这如果不算严重失职，那就没有什么算失职的了。仅此也可见，他在情报间谍工作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
相反在毛文龙幕僚汪汝淳撰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中却对毛文龙善于用间谍奸细刺探情报离间后金方面作了生动的描写“兵行诡道，故战必用间。自用兵以来，每将败衄，奴必蛰伏肆其诡传，谓奴畏我而哭矣，粮饷将尽矣，父子相戕矣，叛将思内应矣；且多用奸细，勾引我之辽民为奴间谍矣，而我辄信之以为实。若线索全在奴手，是奴惯用间而我专落其间，致屡战屡败，而我终不能一用间，以得奴之真耗矣。独将军自取镇江则用间，以离养真之爱妾；除阿骨则用间，使奴立斩其大帅”“奴始不得将军之虚实。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并杀戮辽民，而归附将军者日众矣”[5]
两相对照，可见，不仅袁崇焕在这方面有严重过失，而且本身也加重了他杀毛文龙的过错。
从最直接的失职渎职来说，袁崇焕入狱乃至被处死也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他是不能说自己冤枉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对后金入关并没有直接责任而只有间接领导责任的兵部尚书王洽也已在袁崇焕之前因为渎职而下狱，后来死在袁崇焕前面。责任比王恰大得多，也直接得多得袁崇焕反而无事，那确实说不过去，也交代不过去的。
可见从功过分析来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受到指责应该更大，而明政府杀袁崇焕则显得更合法根据也更充分一些，受到的指责应该小。但从阎崇年教授的评价来看，却完全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他杀毛文龙，极尽体谅之能事，甚至赞扬说“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而对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却说成是“崇祯帝的昏暴”“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这样的评价有些太不公道，也太感情用事了。
当然话说回来，我说阎教授的观点有些双重标准，并不是我认为明政府处死袁崇焕，尤其是凌迟处死袁崇焕是正确的。毛文龙不应该杀，袁崇焕也同样不应该杀。我认为处死袁崇焕合法但在当时情势下还是不妥当的。从明代的法律来说，袁崇焕确实够得上死罪了。但从情来说，袁崇焕确实是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他所作所为包括杀毛文龙在内，从他自己的角度确实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公心，他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利国家的。从理来说，当时是属于战争时期特殊时期，袁崇焕在训练军队以及坚守城池方面确实有出色的能力，这样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仍旧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杀一个少一个，从爱惜人才的角度，也不应该杀，而应该让他戴罪立功。战争状态下不能同和平时期一样，太过拘泥于法律，或者太过受制于舆论呼声，有些情况是必须要破格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处死袁崇焕确实是错误的决策，但其错误程度并不比袁崇焕杀毛文龙更甚。而这个决策的责任也不是崇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所能担负，最后的决定是和文官们一起商量后作出的。袁崇焕本人对他自己的死也负有责任，他擅自杀毛文龙就开了一个滥杀，不宽容的恶例，起了一个坏的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明政府不处死袁崇焕，那确实从心理上也觉得对不起枉死的毛文龙。恐怕袁崇焕自己也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文龙了。袁崇焕率军回援北京，崇祯平台第二次召见他，劈头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6]。按照史书记载，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这一质问，做出的反应是“并不能对”。也就是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应该注意袁并非是反应迟钝，不善言辞的人。从他平定缺饷乱兵，以及赴双岛杀毛文龙的过程来看，说他反应敏捷，言辞利落，善于应对紧急情况，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然而此时面对崇祯的质问，他竟然一句象样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口。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3、袁崇焕什么时候恢复名誉的问题？
阎教授说“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
这种说法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明朝政府方面来说，处死他的罪名，更多的是在他渎职这一面，并非如阎教授刻意强调的那样是中了什么反间计。明朝政府方面，只认为袁崇焕有误国之罪名，并不认为袁崇焕就是投靠后金卖国。比如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可见袁崇焕谋反通敌是民间误传，明官方并不这么认为。
其次从一些记载来看，南明时期就已经给袁崇焕一定程度上恢复名誉了。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一书介绍邝露的时候说“等到甲申之变后，南明政权建立，他跑到南京，‘入史馆’，与梁非馨上疏陈述袁崇焕的冤枉，因此袁崇焕得以‘复爵赐葬’”[8]
另王贵忱（其笔名为“可居”）写的《袁崇焕画像及轶事纪闻》[9]中有这么一段话
“画首用纸签加题《督师袁襄愍公遗像》覆贴其上。襄愍乃谥号。邝露《峤雅》集所收《留都赠梁非馨》五律一诗原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按：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则崇祯后期，朝廷已为之辩白，而史册失略，亦未见有赐谥号事。《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八中记载，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可知襄愍为南明永历时所颁谥号。是则崇祯十四年及永历间，先后已为崇焕辩诬。于乾隆间为之辩白说，一则出于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只能附会清政府的说法，官修《明史》之于袁崇焕忌讳滋多，不会尽录其实的。”
只是上面这些记载中也有矛盾可疑处，这里的“后十二年”是否如王贵忱所按的那样“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是有问题，一来崇祯期间，如果是给袁崇焕复爵赐葬，不会众多崇祯期间的史料完全没有记载。二来《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说邝露在史馆与梁非馨上疏一齐为袁崇焕辩白是在甲申之后的南明南京时期，以情理而断，也是这种说法更可信。再者“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这里说的“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这也和《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传》中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也有人认为全祖望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仅凭一个北来者的说法不足以推翻定案，此外当初给袁崇焕定罪就和反间计无干，又怎么会根据什么“以（清）太宗档子所言”来雪冤？
我个人的看法全祖望的说法本身就是从别人那里辗转看来的，他自己说了“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肯定有错谬失实处，但其中内容也未必全是凭空而来，捏造虚构，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必要。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明政府官方虽然给袁崇焕定罪并没有通敌卖国这一条，只认为他误国，但民间的说法流传却是袁崇焕和后金勾结卖国，所以才被凌迟处死。这从当时一些反映时事的小说直接说袁崇焕与后金勾结也可见一斑
而南明建立以后，从北方逃来的许多了解实情的明代政府官员，一方面觉得袁崇焕虽然确实有严重过错，但也有功绩，也有一定能力，当时杀了可惜，而民间误传的袁崇焕谋反通敌更属冤枉，再加上了解袁崇焕为人的一些原幕僚好友的辩白，这才有南明政府给袁崇焕复爵赐葬赐谥襄愍的情况出现，这些应该不是凭空能编造出来的。至于所谓“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本身就可能是事实在流传中，以讹传讹，走形变样后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北来者，可能恰恰根据的不是什么“（清）太宗档子所言”，而正是明政府当初审理得到的结果试图澄清民间的一些误传，就如上面引用过的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说“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所谓的平反雪冤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当然我说的也仅仅是一种事实的可能，但本身从这些记载来看，确实表明南明时期，官方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袁崇焕恢复名誉。阎教授所说的乾隆时期才给袁崇焕平反的说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关于袁崇焕问题就说到这里
二、关于崇祯时期一些其他问题
由于篇幅关系，对阎崇年教授涉及崇祯的观点里许多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详细辨析，就选两个比较简单的说吧。
1、迁都时无人说话的问题
阎教授在明亡清兴最后一讲里说到崇祯君臣分时候举了一个讨论迁都的例子“崇祯皇帝不行了，讨论要不要迁都啊，要不要迁移南京啊，没有一个人发言，不敢发言啊，没有人敢说话么，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说不应该迁都，他自己想迁都，把你杀了，你说应该迁都，他不想迁都，他也把你杀了，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 ”（此处是根据网上下载的百家讲坛mp3录音整理的文字）
这里的说法不太符合事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当时主张迁都的人和反对迁都都人都发了言的，并不是阎教授所说的没有一个人发言，当然更不存在什么因为发言而被杀的例子。
比如主张迁都的李邦华，李明睿，他们在和崇祯私下会谈的时候主张迁都，在朝廷大会上公开讨论的时候，同样发言力主南迁。还有反对南迁的光时亨以很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反对南迁的观点。这些看一下樊树志教授的晚明史中的相关记载就一目了然。
阎教授说的“干脆我谁都不说话，不吭声”，虽然说的很痛快，但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2、崇祯个性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
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崇祯“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以及让自己的皇后妃子自杀，这不是性格残忍的问题，而是当时北京城破，农民军攻入城内，崇祯害怕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生不如死的侮辱，这种顾虑想法在古代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后来许多南明抗清的士大夫在眼看城破的时候，也往往都是同自己的妻女一起自杀，也都是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本身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将其归结为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是给古人上纲上线了。
[1] 《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2]樊树志《晚明史》，第785页
[3]《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晚明史》第797页
[4]《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 1990.2 李尚英点校
[6]王世德《崇祯遗录》这里所据是下载的电子书 具体书籍当是《明史资料从刊》中的一辑，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哪一辑不清楚。我在图书馆查到的只有《明史资料从刊》的第一、二、三辑，其中都无王世德《崇祯遗录》，所以估计是第四辑，出版时间在1983年六月以后，应该是1984年左右。《明史资料从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九页
[[8]《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9]见http://www.gzsdfz.org.cn/ycjg/shgc/shgc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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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过去批评阎崇年观点的文章修改版发一下（一） (2008-10-09 12:15:12)
前言
其实我这样的人是没兴趣专门针对一个人进行观点驳斥的。这个文章起因还是一年多前有出版社组织约稿，不知为什么联系到了我。我就把自己一些文章相关部分组织整理了一下，变成专门针对阎崇年一些观点进行分析批评的文章。后来因为出版社打了退堂鼓，所以这个整理的文章也就不了了之。因为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发过的（但也有一些内容是新写的），所以也没有兴趣在网络上另外单独贴出来。
现在阎崇年被打了一耳光，我也凑个热闹，把这个文章修改一下，贴一下吧。就心理动机，还是阴暗和市侩的，而且本身也很无聊。
就阎崇年被打事件来说，我觉得打人总还是不对的，还是应该说道理。这篇东西就是说道理的。
想了一下，发重复的内容没有意思，就把这篇文章里，我新写的部分以及修改比较大的部分贴一下吧。
第一节、关于万历
一、关于 “肆意挥霍”“大兴土木”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万历“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大兴土木。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首先应该承认一点，万历皇帝在消费挥霍上，确实在明朝所有皇帝里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作出违背事实的夸大，甚至可以胡乱编造一些数字。更不意味着在拿万历和其他朝代皇帝作比较的时候，可以双重标准。
我们还是先来看阎教授说万历肆意挥霍的时候，列举出来的具体数字。首先他说这些数字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的《食货一》到《食货六》没有一个是能找阎教授说的这些数字，可能是阎教授在辗转引用的过程中，弄错了出处，张冠李戴了。当然弄错了出处，并不意味着这些数字完全错误，应该说其中有几个是靠谱的，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根据的。但还有一些数字则和史料的记载完全对不上，当然也许阎教授另有所本，但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既没有提供可信的出处以供别人查对验证，也不能对这些数字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就是硬伤了。
他说的两个数字“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稍微了解一些明代财政常识的人都会怀疑。把这两个数字除以100，或许还有可信度。否则是匪夷所思的。
当然，难以置信并不是否定的理由。我们还是来看来史料相关记载究竟如何。关于皇子册封，指的只能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举行的册立皇太子以及同时的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一并加冠、分封的典礼。
关于这次皇子册封，究竟用了多少钱，在阎崇年教授所说的《明史•食货志》中是找不到记载的，当然更不可能找到用银1200万两的记载。估计阎崇年教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个数字，而他自己又没有仔细查阅核对过，于是就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因为食货志是专门记载财政方面的收入开支情况。由此可见他连《明史•食货志》本身都没有仔细看过，更不必说从其他资料中去查找核对这个数字是否真实了！
这里，我可以帮一下他的忙，明史中确实有一处提到了这个皇子册封用银1200万的数字，但出处不是在《明史•食货志》，而是在明史的卷235《列传第一百二十三》的王德完传里，明史原文如下“二十八年，起任工科。……已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因请减织造，止营建，亟完殿工，停买珠宝，慎重采办，大发内帑，语极切至。”[1]
也即这皇子册封用银1200万两的说法，是出自当时的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给皇帝的上疏中了，九百三十四加上二百七十余万不就是1200万还多吗？虽然阎崇年弄错了出处，但数字本身看来倒还是有所依据了。但是且慢，我还是来问两个问题，皇子册封是什么时候？而王德完的上疏又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前面已经提到了，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明史》并没有明确记载上疏的时间，只是放在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这一段话里。如果就凭此来断言是万历二十八年的上疏，那许多人未必信服。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具体的上疏时间的记载，还有最好能找到这个奏疏的全文。
关于奏疏的全文，我们可以在《皇明经世文编》的卷四百四十四中找倒，题目是《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2]，奏疏的时间可以在《明神宗实录》中找到，在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工部都给事中王德完以帑藏空疏陈节省六事”[3]
接下来，疑问就来了。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相隔一年还多，就算他是提前一年多做的预算，这预算多少，与最后实际花费如何，能等同么？能当成一回事情么？回答显然是不能！更何况这1200万的数字相对于明代财政收入来说本身就离谱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围绕着皇子册封（主要是册封皇长子为皇太子）文官集团和万历之间纠缠了很长时间的斗争这个背景，对这个1200万的数字是什么性质就很清楚了。当时万历不想立皇长子为太子，而文官则拼命催促他举行册封仪式。万历找出种种理由来推脱，到最后实在推脱不过去了，这才在册封仪式的花费上做文章，开出天文数字一样的巨大花费，然后借口钱不够，物资准备不够，来搪塞文官的催促，尽量拖延时间。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断章取义，从当时册封前文官的奏疏里找到一个数字，如获至宝，当成是册封的真实花费，那就非常可笑了。
皇子册封究竟花了多少钱，还是查阅《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在《明神宗实录》卷364第6789页到6790页有这么一段话“上以册立册封合用册宝冠服等项钱粮未完，著另改日期。大学士沈一贯以原本原票封还御前，因上揭力言其不可，……上意乃定。工部等言内官监银作等局传造大礼钱粮计数十余万，万分紧急，刻日告成，欲于兵部（）贮班军月粮银或太仆寺马价银挪借一十万。上命于太仆寺马价银暂借十五万。……按大礼钱粮金册金宝共用足色金十五两，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两，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两，则户部办送其他不可胜载也。丙子，上以册宝未有金两，该监尚未铸造，且典礼隆重至期权宜或可用册文宝文行礼，造完补赐可否，命阁臣还查奏来。大学士言礼有宝有文，册宝虽重，尚是仪文，造完补赐有何不可。奉旨册宝办造迟误，权用册文宝文恭候”[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皇子册封典礼的花费是数十余万两银子，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与事实相差太远。
其实即便不去辛苦查阅《明神宗实录》，单纯就是从一些更普及的著作和史料记载的其他旁证也足够可以推断出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的错误。
比如《晚明史》上册第514页中说“神宗既然已经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便命太监估计出阁礼仪所需开支。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孙顺摸透了皇上的心思，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阿附帝意，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帐单，总数不下数十万银子。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神宗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所需要经费问题，‘若如该部科言其过费，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
“神宗的长子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出阁讲学已经十三岁了，……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后册立太子，又次年成婚，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如上面所说，如果出阁礼数十万银子，这已经是“瞠目结舌”，已经是“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那真如阎教授说的“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 ”，那是不是要让人把眼球瞠到眶外去了？而且这个册封典礼，还是属于“一切典礼俱从减杀”，如果不“减杀”，那是不是要上亿两白银了？这其中的不合情理是一目了然的
再以万历最宠爱的儿子福王结婚花费为例，在《晚明史》第545页，樊树志教授说“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神宗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神宗的弟弟）的婚礼费用虽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据说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达十余万两银子，可见福王婚费三十万两，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段话也可以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八》的赵世卿传中得到验证“先是，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数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谇语，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为辱国，疏闻于朝，帝置不问。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
可见，如福王婚礼费用达三十万两银子，对明代皇帝举办的典礼开销来说已经是很惊人了，正因为如此，这个数字，才在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史料记载里反复提出作为表明万历奢侈的证据。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惊人数字如果是事实的话，不可能在食货志里只字不提，即此判断，也可见这个数字的荒谬性。而这种荒谬的数字之所以被阎崇年教授当作事实来宣扬，主要还是他既不了解这个数字的具体出处，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提出的，代表什么意义，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仅仅是从别的地方看到一个孤零零的数字，就想当然的当成事实抄来，这自然就要犯错误了。
再来看“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阎崇年教授说《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食货志》中怎么都找不出这样的记载，我在其中看来看去找出的相关记载就是如下这么两条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
“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5]
这里说的“费以钜万计”，究竟是多少万，不得而知。古人说的这种“亿万计”，“钜万计”的概数，如果当成上亿或者上千万来算，那如同看李白写的诗“白发三千丈”就以为头发真有三千丈长。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之前，对这种大而化之描写是只能当文学语言来看待的，否则仅凭想像任意猜测，那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严谨态度。后面的一条记载倒是有确切的数字了，“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这五千一百余两，应该是确实可信的，但这显然已经和阎崇年教授所说的“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不是一个数量级别了，相差了4000倍左右，就算把这每年五千一百两乘以四十，也不过为20多万两而已，也许阎崇年教授的2400万两就是用这五千一百两乘以四十再乘了个一百上去（当然结果也还有出入），但这样得到结果似乎有些荒谬。
既然这也不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那是什么地方的记载呢？依旧是我帮一下他的忙吧。这个2400万的数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的朱国祚传。原文是
“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国祚屡疏谏。……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缓。初谓小臣激聒，故迟之。后群臣勿言，则曰待嫡。及中官久无所出，则曰皇长子体弱，须其强。今又待两宫落成矣。自三殿灾，朝廷大政令率御文华殿。三礼之行，在殿不在宫。顷岁趣办珠宝，户部所进，视陛下大婚数倍之。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且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6]
这里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所谓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其实仍旧是指的为皇子册封典礼做的准备，其实和上面讨论的册封皇子的花费是同一个性质。
看过王德完的上疏《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全文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 ”，这所谓的九百三十四万指的主要也是采办珠宝的费用。阎崇年之所以列了皇子册封1200万，又去列所谓采办珠宝2400万，是因为他这些数字本身是从其他地方抄来的，不知道原始出处，也不知道这些数字具体是什么背景下说，代表什么意义，所以光论数字本身就重复计算了
而这个为册封典礼准备而采办珠宝的数字之所以在王德完的嘴里是九百三十四万，在朱国祚嘴巴里成了二千四百万，不过是万历皇帝为了拖延皇子册封典礼，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狮子大开口，不能当真的。
朱国祚自己就说的很明白了“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
也就是万历根本不想举行皇子册封典礼，所以信口开河列出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天文数字来，来实现拖延时间的目的，在奏疏里列举这些数字的文官们自己都不当真。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史料断章取义，对这些数字的出处背景都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数字当做真实花费来对待，这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再来说大兴土木吧，这个对事实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几个宫殿发生火灾了，万历花钱修理。可以商榷之处是阎崇年教授把这当作万历的六件恶行，也即所谓的“ 六做”之一。单纯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对皇帝高标准严要求，宫殿发生火灾将就一下，就让这些宫殿这么破着在那里，未尝不可。
真正可商榷之处是阎教授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到康熙的时候，阎教授给总结了八大功绩，他的原话是“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这八点功绩中有一个，“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康熙，乾隆耗费无数民脂民膏修建这些园林，阎教授是给当成功绩来赞颂的，所谓“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但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修建这么多园林供清朝皇帝个人享乐，不是大兴土木？而万历修理一下遭受火灾的的宫殿就成了大兴土木？而且被义正词严的质问“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难道说清朝皇帝修建园林的钱是他们自己的？倘若清朝皇帝修建园林是所谓推动园林艺术发展的伟大功绩，那么万历维修宫殿是否至少还有一个保护国家文物建筑的功绩？
其实，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行为，本是个人的自由，我们无须干涉。但是，保持观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应该还是必要的，不能一会儿是这个标准，另一会儿又是另外的标准。不能在一个地方当成恶行来批判，在另一个地方，性质和程度更甚的行为被当成功绩来赞颂。否则，对一个象阎教授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说，是否太随心所欲一些了呢？
这样的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也就难怪有一位叫禹兮禹兮的网友感叹说
“明朝皇帝学习骑射叫荒嬉无度，满清皇帝打猎那叫强身健体弓马娴熟武艺高超；明朝皇帝不管事叫昏庸无能，满清皇帝不管事叫神机妙算高瞻远瞩；明朝皇帝想出去玩玩需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借口恳求糊弄大臣还受尽唾骂指责，满清皇帝七下江南就大张旗鼓，没哪个奴才敢说半个不；明朝皇帝杀大臣叫心理变态基因缺陷，满清皇帝砍人脑袋似乎都是奴才罪该万死，屠杀平民也是轻描淡写不妨碍被称颂为仁君圣主；明朝正德跑出去跟蒙古人干架叫不务正业，满清康熙跑去打噶尔丹叫维护国家统一天纵神武；明朝万历三大征实打实全部获胜了还要被人骂打得难看；满清乾隆十全武功有数场败绩却还被人大吹特吹...”
这固然可以看成意气之论，偏激之辞，但认真体会一下，还是值得反思的。
二、乱封乱赠问题
阎崇年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说“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我们先来做个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不知道阎教授的6.3％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些匪夷所思了。合理的推测是阎教授一时粗心弄错了分子分母，用51除以了810，才得出这个6.3％的结果。
再看他这段里开头第一句话就值得商榷！明代的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已经被废除。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 ”
当然严格的说，阎崇年教授依旧沿用皇庄的说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些学者（包括白寿彝在内）认为，从“皇庄”改为“官地”，这只是名称的改变，并不影响实质。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恰恰本身也是不严谨的，是站不住脚的。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按每亩三分征）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一般是五分）。可以说耕种这些田地的佃农负担小于一般田地的佃农。另外“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清查的结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属于皇庄的官地归还给民间。
关于明代的所谓皇庄王庄性质的问题，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有比较具体的论述。现摘引如下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
所有这些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和田赋正税相同。……到了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7]
结合这段话来看，严格的说从嘉靖以后，所谓的皇庄也即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就如黄仁宇所说“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
阎教授说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是没有深入了解明代土地制度，尤其没有阅读过黄仁宇对明代晚期的所谓皇庄土地性质的论述而导致的错误。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的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是不够严谨的做法，也是有些故意误导普通读者的嫌疑！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黄仁宇的记载，“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院”[8]。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一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
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说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 “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4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因为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的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力量。……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查清事实的真相。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901、 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9]
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两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两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仅此而已。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两百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四万多两，两万多两而已，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二万两都没有满，各个地方的地方官为自己的地方利益都是极尽推脱搪塞之能事，所以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10]
潞王也是这个情形，断然没有真的占据四百万亩土地的道理，所谓四百万亩真实含义不过就是每年从地方财政上获取四万两银子的收入而已！而且根据明史记载潞王是一个品行相当优秀的人，绝非好财贪婪之辈！他甚至每年把自己的收入用来援助国家！“翊镠好文，性勤饬，恒以岁入输之朝，助工助边无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问至，翊镠悲恸废寝食，未几薨。”[11]
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阎崇年教授说的“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没有尊重前人如黄仁宇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对比之下，倒是清朝入关以后的圈地达到16万顷也即1600万亩，似乎更值得阎教授去声讨一下！
阎教授的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是他最后说的“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这个数字似乎也和明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成果相差太远。但阎教授也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根据，我的推测是他可能直接把清朝初期的耕地拿过来，当然也许另有出处，这里不便妄自揣测。其实即便按照过去不计算卫所耕地，那当时也至少是 7亿多亩。而实际上现在的研究成果是，万历时期的耕田是11亿6189万4800亩[12]，这点要归功于顾诚和他弟子的研究。这里不妨对他们的观点做一下适当的介绍摘引。
过去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同一时期内，明代官方文献所记载的耕地面积相差却很大。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国家耕地数是387万4746.73顷，而仅仅过了两年，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却是850万7623.68顷；再如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数是422万8058.59顷，而《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却是835万7485顷；还有万历六年，《续文献通考》记载的耕地面积是 701万3976.28顷，而《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1161万8948顷。
可以看见，“洪武二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3万2876顷，万历六年到万历三十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0万4972顷，而弘治十五年同一年间就出现了两种相差412万9427顷的全国田土数。那么为什么同是官方颁布的文献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额，且相差均为400余万顷呢？究竟哪一种数字才是真正的明代全国耕地数呢？”[13]
按照过去的看法，一些学者（包括黄仁宇在内）认为两种记载中少的一种是真实的耕地数目，而多的一种则是把包括可垦荒地也计算在内。比如关于明初的耕地数目，一些人认为“将近850万顷之数，乃是额田(即纳赋田)与可垦荒地的总和，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额应为400万顷左右。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顾诚先生及其弟子等人的研究下，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明代除了常规的行政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系统，这个军事系统就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
“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是：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关于这个问题，首先给予足够重视，并明确阐明自己观点的是顾诚先生。顾诚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明代的有关文献，得出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的结论”
“明代军事系统管辖下的田地，不仅有军丁屯种的土地，还包括有民籍土地。明初建立卫所之时，个别地方曾经把原住民户全部迁往附近州县，……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地区设立卫所之后，原地居民便归属卫所代管，而不再属行政系统的府州县管辖。……有些卫所由于带管的民籍人口很多，所以卫所的名称就相应地改为某某卫军民指挥使司或某某军民千户所”[14]
“既然明代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疆土管理系统，那么明代耕地数的统计自然也是按两大系统分别上报的。即行政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户部，而军事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五军都督府。……山西的情况足以证明：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行政系统管理的土地数汇总于户部，而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数则汇总于五军都督府”[15]
“弄清了明代田土统计分属两大系统这一问题后，……明代官方史料中出现的较小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是来源于户部综合各布政司与直隶府州管辖的田地数。那么较大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呢？毫无疑问是包括行政、军事两大系统的真正的全国耕地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初洪武晚期，全国耕地数已达到850余万顷，而经过200余年的不断开垦，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全国耕地总数达到了1161万余顷，这是明代官方统计中出现的最高数字。由于明朝在洪武、万历两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田地清丈，因此这两个数字是可信的”
从耕地面积来看，明代不但高于以前的历朝历代，而且也高于清朝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正如万红所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全盛时则超过了1000万顷，因此可以肯定，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只是在册籍统计上才呈现上升的假象”[16]
阎教授一句话把明代当时的耕地扣掉了一半还多！！这样大手笔，似乎有些过分了。
[1] 《明史》卷235《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2] 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四《王都谏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84页
[3] 《明神宗实录》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
[4] 《明神宗实录》卷364
[5]《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6]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7]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一版，第138页
[8] 同上，第396页
[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第107页
[10] 同上，第81页
[11]《明史》卷120《列传第八.诸王五》
[12]万红《明代与清初的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见《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第295到309页
[13] 同上，第296页
[14] 《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第302到303页
[15] 同上，第303-304页
[16] 同上，第308页
其实我这样的人是没兴趣专门针对一个人进行观点驳斥的。这个文章起因还是一年多前有出版社组织约稿，不知为什么联系到了我。我就把自己一些文章相关部分组织整理了一下，变成专门针对阎崇年一些观点进行分析批评的文章。后来因为出版社打了退堂鼓，所以这个整理的文章也就不了了之。因为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发过的（但也有一些内容是新写的），所以也没有兴趣在网络上另外单独贴出来。
现在阎崇年被打了一耳光，我也凑个热闹，把这个文章修改一下，贴一下吧。就心理动机，还是阴暗和市侩的，而且本身也很无聊。
就阎崇年被打事件来说，我觉得打人总还是不对的，还是应该说道理。这篇东西就是说道理的。
想了一下，发重复的内容没有意思，就把这篇文章里，我新写的部分以及修改比较大的部分贴一下吧。
第一节、关于万历
一、关于 “肆意挥霍”“大兴土木”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万历“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大兴土木。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首先应该承认一点，万历皇帝在消费挥霍上，确实在明朝所有皇帝里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作出违背事实的夸大，甚至可以胡乱编造一些数字。更不意味着在拿万历和其他朝代皇帝作比较的时候，可以双重标准。
我们还是先来看阎教授说万历肆意挥霍的时候，列举出来的具体数字。首先他说这些数字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的《食货一》到《食货六》没有一个是能找阎教授说的这些数字，可能是阎教授在辗转引用的过程中，弄错了出处，张冠李戴了。当然弄错了出处，并不意味着这些数字完全错误，应该说其中有几个是靠谱的，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根据的。但还有一些数字则和史料的记载完全对不上，当然也许阎教授另有所本，但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既没有提供可信的出处以供别人查对验证，也不能对这些数字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就是硬伤了。
他说的两个数字“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稍微了解一些明代财政常识的人都会怀疑。把这两个数字除以100，或许还有可信度。否则是匪夷所思的。
当然，难以置信并不是否定的理由。我们还是来看来史料相关记载究竟如何。关于皇子册封，指的只能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举行的册立皇太子以及同时的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一并加冠、分封的典礼。
关于这次皇子册封，究竟用了多少钱，在阎崇年教授所说的《明史•食货志》中是找不到记载的，当然更不可能找到用银1200万两的记载。估计阎崇年教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个数字，而他自己又没有仔细查阅核对过，于是就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因为食货志是专门记载财政方面的收入开支情况。由此可见他连《明史•食货志》本身都没有仔细看过，更不必说从其他资料中去查找核对这个数字是否真实了！
这里，我可以帮一下他的忙，明史中确实有一处提到了这个皇子册封用银1200万的数字，但出处不是在《明史•食货志》，而是在明史的卷235《列传第一百二十三》的王德完传里，明史原文如下“二十八年，起任工科。……已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因请减织造，止营建，亟完殿工，停买珠宝，慎重采办，大发内帑，语极切至。”[1]
也即这皇子册封用银1200万两的说法，是出自当时的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给皇帝的上疏中了，九百三十四加上二百七十余万不就是1200万还多吗？虽然阎崇年弄错了出处，但数字本身看来倒还是有所依据了。但是且慢，我还是来问两个问题，皇子册封是什么时候？而王德完的上疏又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前面已经提到了，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明史》并没有明确记载上疏的时间，只是放在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这一段话里。如果就凭此来断言是万历二十八年的上疏，那许多人未必信服。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具体的上疏时间的记载，还有最好能找到这个奏疏的全文。
关于奏疏的全文，我们可以在《皇明经世文编》的卷四百四十四中找倒，题目是《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2]，奏疏的时间可以在《明神宗实录》中找到，在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工部都给事中王德完以帑藏空疏陈节省六事”[3]
接下来，疑问就来了。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相隔一年还多，就算他是提前一年多做的预算，这预算多少，与最后实际花费如何，能等同么？能当成一回事情么？回答显然是不能！更何况这1200万的数字相对于明代财政收入来说本身就离谱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围绕着皇子册封（主要是册封皇长子为皇太子）文官集团和万历之间纠缠了很长时间的斗争这个背景，对这个1200万的数字是什么性质就很清楚了。当时万历不想立皇长子为太子，而文官则拼命催促他举行册封仪式。万历找出种种理由来推脱，到最后实在推脱不过去了，这才在册封仪式的花费上做文章，开出天文数字一样的巨大花费，然后借口钱不够，物资准备不够，来搪塞文官的催促，尽量拖延时间。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断章取义，从当时册封前文官的奏疏里找到一个数字，如获至宝，当成是册封的真实花费，那就非常可笑了。
皇子册封究竟花了多少钱，还是查阅《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在《明神宗实录》卷364第6789页到6790页有这么一段话“上以册立册封合用册宝冠服等项钱粮未完，著另改日期。大学士沈一贯以原本原票封还御前，因上揭力言其不可，……上意乃定。工部等言内官监银作等局传造大礼钱粮计数十余万，万分紧急，刻日告成，欲于兵部（）贮班军月粮银或太仆寺马价银挪借一十万。上命于太仆寺马价银暂借十五万。……按大礼钱粮金册金宝共用足色金十五两，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两，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两，则户部办送其他不可胜载也。丙子，上以册宝未有金两，该监尚未铸造，且典礼隆重至期权宜或可用册文宝文行礼，造完补赐可否，命阁臣还查奏来。大学士言礼有宝有文，册宝虽重，尚是仪文，造完补赐有何不可。奉旨册宝办造迟误，权用册文宝文恭候”[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皇子册封典礼的花费是数十余万两银子，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与事实相差太远。
其实即便不去辛苦查阅《明神宗实录》，单纯就是从一些更普及的著作和史料记载的其他旁证也足够可以推断出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的错误。
比如《晚明史》上册第514页中说“神宗既然已经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便命太监估计出阁礼仪所需开支。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孙顺摸透了皇上的心思，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阿附帝意，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帐单，总数不下数十万银子。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神宗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所需要经费问题，‘若如该部科言其过费，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
“神宗的长子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出阁讲学已经十三岁了，……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后册立太子，又次年成婚，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如上面所说，如果出阁礼数十万银子，这已经是“瞠目结舌”，已经是“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那真如阎教授说的“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 ”，那是不是要让人把眼球瞠到眶外去了？而且这个册封典礼，还是属于“一切典礼俱从减杀”，如果不“减杀”，那是不是要上亿两白银了？这其中的不合情理是一目了然的
再以万历最宠爱的儿子福王结婚花费为例，在《晚明史》第545页，樊树志教授说“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神宗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神宗的弟弟）的婚礼费用虽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据说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达十余万两银子，可见福王婚费三十万两，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段话也可以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八》的赵世卿传中得到验证“先是，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数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谇语，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为辱国，疏闻于朝，帝置不问。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
可见，如福王婚礼费用达三十万两银子，对明代皇帝举办的典礼开销来说已经是很惊人了，正因为如此，这个数字，才在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史料记载里反复提出作为表明万历奢侈的证据。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惊人数字如果是事实的话，不可能在食货志里只字不提，即此判断，也可见这个数字的荒谬性。而这种荒谬的数字之所以被阎崇年教授当作事实来宣扬，主要还是他既不了解这个数字的具体出处，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提出的，代表什么意义，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仅仅是从别的地方看到一个孤零零的数字，就想当然的当成事实抄来，这自然就要犯错误了。
再来看“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阎崇年教授说《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食货志》中怎么都找不出这样的记载，我在其中看来看去找出的相关记载就是如下这么两条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
“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5]
这里说的“费以钜万计”，究竟是多少万，不得而知。古人说的这种“亿万计”，“钜万计”的概数，如果当成上亿或者上千万来算，那如同看李白写的诗“白发三千丈”就以为头发真有三千丈长。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之前，对这种大而化之描写是只能当文学语言来看待的，否则仅凭想像任意猜测，那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严谨态度。后面的一条记载倒是有确切的数字了，“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这五千一百余两，应该是确实可信的，但这显然已经和阎崇年教授所说的“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不是一个数量级别了，相差了4000倍左右，就算把这每年五千一百两乘以四十，也不过为20多万两而已，也许阎崇年教授的2400万两就是用这五千一百两乘以四十再乘了个一百上去（当然结果也还有出入），但这样得到结果似乎有些荒谬。
既然这也不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那是什么地方的记载呢？依旧是我帮一下他的忙吧。这个2400万的数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的朱国祚传。原文是
“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国祚屡疏谏。……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缓。初谓小臣激聒，故迟之。后群臣勿言，则曰待嫡。及中官久无所出，则曰皇长子体弱，须其强。今又待两宫落成矣。自三殿灾，朝廷大政令率御文华殿。三礼之行，在殿不在宫。顷岁趣办珠宝，户部所进，视陛下大婚数倍之。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且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6]
这里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所谓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其实仍旧是指的为皇子册封典礼做的准备，其实和上面讨论的册封皇子的花费是同一个性质。
看过王德完的上疏《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全文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 ”，这所谓的九百三十四万指的主要也是采办珠宝的费用。阎崇年之所以列了皇子册封1200万，又去列所谓采办珠宝2400万，是因为他这些数字本身是从其他地方抄来的，不知道原始出处，也不知道这些数字具体是什么背景下说，代表什么意义，所以光论数字本身就重复计算了
而这个为册封典礼准备而采办珠宝的数字之所以在王德完的嘴里是九百三十四万，在朱国祚嘴巴里成了二千四百万，不过是万历皇帝为了拖延皇子册封典礼，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狮子大开口，不能当真的。
朱国祚自己就说的很明白了“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
也就是万历根本不想举行皇子册封典礼，所以信口开河列出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天文数字来，来实现拖延时间的目的，在奏疏里列举这些数字的文官们自己都不当真。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史料断章取义，对这些数字的出处背景都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数字当做真实花费来对待，这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再来说大兴土木吧，这个对事实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几个宫殿发生火灾了，万历花钱修理。可以商榷之处是阎崇年教授把这当作万历的六件恶行，也即所谓的“ 六做”之一。单纯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对皇帝高标准严要求，宫殿发生火灾将就一下，就让这些宫殿这么破着在那里，未尝不可。
真正可商榷之处是阎教授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到康熙的时候，阎教授给总结了八大功绩，他的原话是“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这八点功绩中有一个，“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康熙，乾隆耗费无数民脂民膏修建这些园林，阎教授是给当成功绩来赞颂的，所谓“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但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修建这么多园林供清朝皇帝个人享乐，不是大兴土木？而万历修理一下遭受火灾的的宫殿就成了大兴土木？而且被义正词严的质问“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难道说清朝皇帝修建园林的钱是他们自己的？倘若清朝皇帝修建园林是所谓推动园林艺术发展的伟大功绩，那么万历维修宫殿是否至少还有一个保护国家文物建筑的功绩？
其实，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行为，本是个人的自由，我们无须干涉。但是，保持观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应该还是必要的，不能一会儿是这个标准，另一会儿又是另外的标准。不能在一个地方当成恶行来批判，在另一个地方，性质和程度更甚的行为被当成功绩来赞颂。否则，对一个象阎教授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说，是否太随心所欲一些了呢？
这样的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也就难怪有一位叫禹兮禹兮的网友感叹说
“明朝皇帝学习骑射叫荒嬉无度，满清皇帝打猎那叫强身健体弓马娴熟武艺高超；明朝皇帝不管事叫昏庸无能，满清皇帝不管事叫神机妙算高瞻远瞩；明朝皇帝想出去玩玩需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借口恳求糊弄大臣还受尽唾骂指责，满清皇帝七下江南就大张旗鼓，没哪个奴才敢说半个不；明朝皇帝杀大臣叫心理变态基因缺陷，满清皇帝砍人脑袋似乎都是奴才罪该万死，屠杀平民也是轻描淡写不妨碍被称颂为仁君圣主；明朝正德跑出去跟蒙古人干架叫不务正业，满清康熙跑去打噶尔丹叫维护国家统一天纵神武；明朝万历三大征实打实全部获胜了还要被人骂打得难看；满清乾隆十全武功有数场败绩却还被人大吹特吹...”
这固然可以看成意气之论，偏激之辞，但认真体会一下，还是值得反思的。
二、乱封乱赠问题
阎崇年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说“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我们先来做个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不知道阎教授的6.3％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些匪夷所思了。合理的推测是阎教授一时粗心弄错了分子分母，用51除以了810，才得出这个6.3％的结果。
再看他这段里开头第一句话就值得商榷！明代的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已经被废除。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 ”
当然严格的说，阎崇年教授依旧沿用皇庄的说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些学者（包括白寿彝在内）认为，从“皇庄”改为“官地”，这只是名称的改变，并不影响实质。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恰恰本身也是不严谨的，是站不住脚的。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按每亩三分征）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一般是五分）。可以说耕种这些田地的佃农负担小于一般田地的佃农。另外“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清查的结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属于皇庄的官地归还给民间。
关于明代的所谓皇庄王庄性质的问题，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有比较具体的论述。现摘引如下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
所有这些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和田赋正税相同。……到了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7]
结合这段话来看，严格的说从嘉靖以后，所谓的皇庄也即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就如黄仁宇所说“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
阎教授说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是没有深入了解明代土地制度，尤其没有阅读过黄仁宇对明代晚期的所谓皇庄土地性质的论述而导致的错误。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的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是不够严谨的做法，也是有些故意误导普通读者的嫌疑！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黄仁宇的记载，“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院”[8]。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一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
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说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 “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4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因为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的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力量。……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查清事实的真相。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901、 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9]
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两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两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仅此而已。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两百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四万多两，两万多两而已，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二万两都没有满，各个地方的地方官为自己的地方利益都是极尽推脱搪塞之能事，所以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10]
潞王也是这个情形，断然没有真的占据四百万亩土地的道理，所谓四百万亩真实含义不过就是每年从地方财政上获取四万两银子的收入而已！而且根据明史记载潞王是一个品行相当优秀的人，绝非好财贪婪之辈！他甚至每年把自己的收入用来援助国家！“翊镠好文，性勤饬，恒以岁入输之朝，助工助边无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问至，翊镠悲恸废寝食，未几薨。”[11]
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阎崇年教授说的“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没有尊重前人如黄仁宇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对比之下，倒是清朝入关以后的圈地达到16万顷也即1600万亩，似乎更值得阎教授去声讨一下！
阎教授的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是他最后说的“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这个数字似乎也和明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成果相差太远。但阎教授也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根据，我的推测是他可能直接把清朝初期的耕地拿过来，当然也许另有出处，这里不便妄自揣测。其实即便按照过去不计算卫所耕地，那当时也至少是 7亿多亩。而实际上现在的研究成果是，万历时期的耕田是11亿6189万4800亩[12]，这点要归功于顾诚和他弟子的研究。这里不妨对他们的观点做一下适当的介绍摘引。
过去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同一时期内，明代官方文献所记载的耕地面积相差却很大。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国家耕地数是387万4746.73顷，而仅仅过了两年，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却是850万7623.68顷；再如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数是422万8058.59顷，而《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却是835万7485顷；还有万历六年，《续文献通考》记载的耕地面积是 701万3976.28顷，而《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1161万8948顷。
可以看见，“洪武二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3万2876顷，万历六年到万历三十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0万4972顷，而弘治十五年同一年间就出现了两种相差412万9427顷的全国田土数。那么为什么同是官方颁布的文献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额，且相差均为400余万顷呢？究竟哪一种数字才是真正的明代全国耕地数呢？”[13]
按照过去的看法，一些学者（包括黄仁宇在内）认为两种记载中少的一种是真实的耕地数目，而多的一种则是把包括可垦荒地也计算在内。比如关于明初的耕地数目，一些人认为“将近850万顷之数，乃是额田(即纳赋田)与可垦荒地的总和，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额应为400万顷左右。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顾诚先生及其弟子等人的研究下，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明代除了常规的行政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系统，这个军事系统就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
“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是：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关于这个问题，首先给予足够重视，并明确阐明自己观点的是顾诚先生。顾诚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明代的有关文献，得出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的结论”
“明代军事系统管辖下的田地，不仅有军丁屯种的土地，还包括有民籍土地。明初建立卫所之时，个别地方曾经把原住民户全部迁往附近州县，……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地区设立卫所之后，原地居民便归属卫所代管，而不再属行政系统的府州县管辖。……有些卫所由于带管的民籍人口很多，所以卫所的名称就相应地改为某某卫军民指挥使司或某某军民千户所”[14]
“既然明代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疆土管理系统，那么明代耕地数的统计自然也是按两大系统分别上报的。即行政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户部，而军事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五军都督府。……山西的情况足以证明：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行政系统管理的土地数汇总于户部，而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数则汇总于五军都督府”[15]
“弄清了明代田土统计分属两大系统这一问题后，……明代官方史料中出现的较小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是来源于户部综合各布政司与直隶府州管辖的田地数。那么较大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呢？毫无疑问是包括行政、军事两大系统的真正的全国耕地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初洪武晚期，全国耕地数已达到850余万顷，而经过200余年的不断开垦，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全国耕地总数达到了1161万余顷，这是明代官方统计中出现的最高数字。由于明朝在洪武、万历两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田地清丈，因此这两个数字是可信的”
从耕地面积来看，明代不但高于以前的历朝历代，而且也高于清朝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正如万红所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全盛时则超过了1000万顷，因此可以肯定，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只是在册籍统计上才呈现上升的假象”[16]
阎教授一句话把明代当时的耕地扣掉了一半还多！！这样大手笔，似乎有些过分了。
[1] 《明史》卷235《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2] 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四《王都谏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84页
[3] 《明神宗实录》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
[4] 《明神宗实录》卷364
[5]《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6]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7]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一版，第138页
[8] 同上，第396页
[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第107页
[10] 同上，第81页
[11]《明史》卷120《列传第八.诸王五》
[12]万红《明代与清初的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见《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第295到309页
[13] 同上，第296页
[14] 《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第302到303页
[15] 同上，第303-304页
[16] 同上，第308页
阎崇年赞扬的康熙的尊重科学精神（一） (2008-10-09 12:35:35)
二、关于康熙皇帝尊重科学的精神
阎崇年教授对康熙皇帝的科学精神，对西方文明西方科学的兴趣也赞颂备至“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对臣民：仁爱宽刑”。
至于后来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西方，则认为和康熙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 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
按阎教授的说法，康熙自己是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对科学感兴趣的，只是下面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百姓都太愚昧了，都对科学不感兴趣，，社会条件不具备，所以中国错过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落后了。
我觉得阎教授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大量事实表明，在明末的时候，已经呈现出上至朝臣大官，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浓厚热情兴趣的现象，无论是翻译著作，还是学习研究都呈现不断上升增多的趋势，而到了清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趋向倒退
明代的时候，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仅是在官方层面展开，同样也在社会上展开，与传教士打交道的主要是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交流的侧面也注重于科技，并在社会上传播，而到了清代，传教士完全成为了皇帝私人的奴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器械，也仅仅成为了皇帝和少数贵族大臣的个人玩物，而在民间层面，传教士也从明代的科学传播，演变成清代初期完全以宗教传播为主，知识分子学者已经不在是和传教士打交道交往的主要人群了
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只有康熙和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而是康熙和清朝统治阶层只想把科学限制在他们少数人叶公好龙似的玩物新鲜刺激的层面上，而不允许对科学的兴趣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层面散播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所谓对科学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兴趣，他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那样尊重科学精神么？先说两件事情。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于康熙二十二年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康熙看了这部书，然后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1]
《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所谓“文辞甚悖谬不通”，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写《康熙起居注》的人，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倒可以用说明一下康熙所谓科学精神科学兴趣是怎么回事情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就已经知道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2]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明代人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康熙和他的大臣那里那里就变成了“文辞甚悖谬不通”“于理实为舛谬”！
在中国科学史大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写的《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3]一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现引原文如下“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也就难怪席泽宗先生感叹说“‘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 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那康熙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所谓兴趣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同样是席泽宗院士文中叙述的一件事情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 de 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你认得星？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答以参星。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焙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官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通过上面叙述的这些内容，可见阎教授赞颂康熙“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并不是那么符合事实。
与此做对照，明朝的崇祯皇帝虽然没有如康熙那么摆出一副钻研西方科学历算，卖弄自己科学精神科学兴趣的作秀姿态，但他实行的一些政策，他对徐光启等人活动的大力支持，倒是切切实实地推动中西方科技的交流，科学水平地进步，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清朝统治下也散失。其实清朝统治下，不仅是这类明代翻译的科技书籍遭到如此命运，本土《天工开物》也都长期失传。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一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相关介绍，徐光启的《造强水法》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提到了制造无机酸（如硝酸或硫酸）的方法以及一些无机酸的性质。
明代崇祯政府组织的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和他的大臣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4]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应该就是前面席泽宗院士提到的被康熙阻止出版的《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崇祯年间的李天经时期，还有政府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回过头来关于《崇祯历书》，特别介绍一下。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席泽宗院士的弟子江晓原教授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5]，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虽然崇祯皇帝没有象康熙那样自己摆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姿态，或者搜罗那些天文仪器当成皇宫里的摆设玩物，但他对徐光启和李天经两人的支持，使得明朝末期中西方科技交流与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远比康熙时期要大得多成就，而且民间得科学兴趣科学活动也康熙时期要活跃得多。
[1] 《康熙起居注》（二），1104页，康熙22年11月14日。转引自《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第65页
[2] 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但拒绝，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
[3]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以下席院士的话都从此处引用，不再另外注明
[4]袁媛《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 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阎崇年教授对康熙皇帝的科学精神，对西方文明西方科学的兴趣也赞颂备至“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对臣民：仁爱宽刑”。
至于后来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西方，则认为和康熙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 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
按阎教授的说法，康熙自己是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对科学感兴趣的，只是下面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百姓都太愚昧了，都对科学不感兴趣，，社会条件不具备，所以中国错过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落后了。
我觉得阎教授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大量事实表明，在明末的时候，已经呈现出上至朝臣大官，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浓厚热情兴趣的现象，无论是翻译著作，还是学习研究都呈现不断上升增多的趋势，而到了清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趋向倒退
明代的时候，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仅是在官方层面展开，同样也在社会上展开，与传教士打交道的主要是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交流的侧面也注重于科技，并在社会上传播，而到了清代，传教士完全成为了皇帝私人的奴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器械，也仅仅成为了皇帝和少数贵族大臣的个人玩物，而在民间层面，传教士也从明代的科学传播，演变成清代初期完全以宗教传播为主，知识分子学者已经不在是和传教士打交道交往的主要人群了
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只有康熙和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而是康熙和清朝统治阶层只想把科学限制在他们少数人叶公好龙似的玩物新鲜刺激的层面上，而不允许对科学的兴趣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层面散播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所谓对科学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兴趣，他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那样尊重科学精神么？先说两件事情。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于康熙二十二年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康熙看了这部书，然后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1]
《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所谓“文辞甚悖谬不通”，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写《康熙起居注》的人，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倒可以用说明一下康熙所谓科学精神科学兴趣是怎么回事情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就已经知道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2]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明代人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康熙和他的大臣那里那里就变成了“文辞甚悖谬不通”“于理实为舛谬”！
在中国科学史大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写的《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3]一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现引原文如下“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也就难怪席泽宗先生感叹说“‘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 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那康熙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所谓兴趣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同样是席泽宗院士文中叙述的一件事情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 de 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你认得星？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答以参星。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焙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官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通过上面叙述的这些内容，可见阎教授赞颂康熙“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并不是那么符合事实。
与此做对照，明朝的崇祯皇帝虽然没有如康熙那么摆出一副钻研西方科学历算，卖弄自己科学精神科学兴趣的作秀姿态，但他实行的一些政策，他对徐光启等人活动的大力支持，倒是切切实实地推动中西方科技的交流，科学水平地进步，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清朝统治下也散失。其实清朝统治下，不仅是这类明代翻译的科技书籍遭到如此命运，本土《天工开物》也都长期失传。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一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相关介绍，徐光启的《造强水法》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提到了制造无机酸（如硝酸或硫酸）的方法以及一些无机酸的性质。
明代崇祯政府组织的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和他的大臣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4]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应该就是前面席泽宗院士提到的被康熙阻止出版的《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崇祯年间的李天经时期，还有政府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回过头来关于《崇祯历书》，特别介绍一下。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席泽宗院士的弟子江晓原教授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5]，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虽然崇祯皇帝没有象康熙那样自己摆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姿态，或者搜罗那些天文仪器当成皇宫里的摆设玩物，但他对徐光启和李天经两人的支持，使得明朝末期中西方科技交流与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远比康熙时期要大得多成就，而且民间得科学兴趣科学活动也康熙时期要活跃得多。
[1] 《康熙起居注》（二），1104页，康熙22年11月14日。转引自《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第65页
[2] 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但拒绝，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
[3]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以下席院士的话都从此处引用，不再另外注明
[4]袁媛《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 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阎崇年对康熙评价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一） (2008-10-09 12:28:04)
第四节、关于康熙
一、关于康熙的仁爱
阎崇年教授对康熙赞颂有加，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些赞颂是言过其实了，比如阎教授说“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
但康熙统治期间的一些事实似乎并不能与这种说法吻合。
1、继续执行沿海迁界十几年，并且期间有所强化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迁界在康熙时期的强化，沿海迁界造成的惨重后果前面已经部分叙述。这一政策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说开头几年，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以及其间的一些强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能够允许这样残酷的政策继续存在了十几年并且还一度采取措施进行强化的人，说他是仁爱，这似乎令人难以接受
沿海迁界区的修筑界墙是从康熙统治下进行的，可以看顾诚的相关记述“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1]
推行过这样一种政策的皇帝，不称之为暴虐也就罢了，称为仁爱终究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2、平定三藩时候对平民的屠杀
另外康熙平定三藩时候，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这里不必长篇大论，就引两则相关史料也可见一斑。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2]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3]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清军镇压吴三桂反抗，荡平四川云南了。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个时期四川人口的损失，平民的死亡显然和清军是脱不了干系的。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联系到清军一向有屠杀平民的传统，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员也不会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这类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以什么理由作为借口，如果一个皇帝手下的军队有大肆屠杀平民的行径，那么这样的皇帝再将其称为仁爱，那也是很不妥当了吧。
再来说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3、文字狱朱方旦案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5]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6]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7]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4、陈四案和康熙时期的社会控制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8]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1]顾诚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071页到1072页
[2]路遇 滕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第759页
《清史稿》[3]卷二百七十四 《列传六十一》
[4]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第43页
[5]《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9页
[6]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 1999年1月第一版，第36到37页
[7]《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8]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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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康熙的仁爱
阎崇年教授对康熙赞颂有加，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些赞颂是言过其实了，比如阎教授说“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
但康熙统治期间的一些事实似乎并不能与这种说法吻合。
1、继续执行沿海迁界十几年，并且期间有所强化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迁界在康熙时期的强化，沿海迁界造成的惨重后果前面已经部分叙述。这一政策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说开头几年，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以及其间的一些强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能够允许这样残酷的政策继续存在了十几年并且还一度采取措施进行强化的人，说他是仁爱，这似乎令人难以接受
沿海迁界区的修筑界墙是从康熙统治下进行的，可以看顾诚的相关记述“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1]
推行过这样一种政策的皇帝，不称之为暴虐也就罢了，称为仁爱终究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2、平定三藩时候对平民的屠杀
另外康熙平定三藩时候，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这里不必长篇大论，就引两则相关史料也可见一斑。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2]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3]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清军镇压吴三桂反抗，荡平四川云南了。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个时期四川人口的损失，平民的死亡显然和清军是脱不了干系的。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联系到清军一向有屠杀平民的传统，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员也不会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这类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以什么理由作为借口，如果一个皇帝手下的军队有大肆屠杀平民的行径，那么这样的皇帝再将其称为仁爱，那也是很不妥当了吧。
再来说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3、文字狱朱方旦案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5]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6]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7]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4、陈四案和康熙时期的社会控制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8]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1]顾诚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071页到1072页
[2]路遇 滕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第759页
《清史稿》[3]卷二百七十四 《列传六十一》
[4]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第43页
[5]《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9页
[6]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 1999年1月第一版，第36到37页
[7]《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8]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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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赞扬的康熙的尊重科学精神（二） (2008-10-09 12:35:31)
再来看阎教授把中国科技在清朝的落后以及与西方科技交流的中断，说成是“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这符合事实么？
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 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①]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 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 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②]。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 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③]
再回过头来看阎教授的观点，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因为其他中国人都对科学不感兴趣，唯独只有康熙和他的少数大臣感兴趣，所以导致落后。
事实上我们从利马窦到明代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中，能看到阎教授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果一些人想像对科技排斥，相反有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浓厚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超过了其他方面。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研究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许多士大夫都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都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抱着积极态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出现讲求西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了东林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等等。
从当时一些人的言论也可以看明代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包容态度和博大心胸。
如瞿式榖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④]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他在反对万历矿税的斗争中也算急先锋，尽管在我看来起的作用并不好）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⑤]
此外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经被崇祯皇帝接见，后来又曾数次被邀请进入南明政府内阁但拒绝后来死于抗清斗争的方以智，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小识》中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有他自己的积累和研究创见，也有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科技知识。
不仅方以智在科技和批判吸收西学知识方面卓有成就，他的几个儿子也多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如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他二十七岁就完成巨著《数度衍》，涉及古今中外知识，“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有人称为“数学大全”。在书中还论及了“对数”，是我国探讨“对数”第一人。
再有如熊明遇，在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是作为崇祯频繁更换大臣的一条罪状。他曾经担任过崇祯时期兵部尚书，被撤换后又“荐起南京兵部尚书”，也是有名的高官了。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台湾学者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⑥]。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此外徐光启之类的知名人物都不必一一列举，应该注意的是如冯应京，叶向高，方以智，熊明遇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相当大的最主流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徐光启这样的了。明末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热情，绝非是仅仅局限于一隅，两三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明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而非宗教，所以尽管来明传教士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最直接的目的，但结果却不得不以传播科学为立足手段，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宗教上仍旧进展甚微。值得深思的是，明亡后进入清朝，却呈现相反的态势。《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⑦]一书本意想赞颂清朝的功绩，但却反而用事实表明了在清朝科学交流的淡化，而宗教势力反蓬勃发展，他们自己说“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席泽宗院士说“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从席泽宗院士叙述的这些事实以及明朝情形的对比来看，我以为阎崇年教授刻意推脱康熙在阻碍中西方科技交流，以及中国在清朝统治内科技衰落的责任是不太妥当的。
[①]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②] 谢国桢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③] [③]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④]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⑤]同上
[⑥]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第19页
[⑦]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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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 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①]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 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 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②]。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 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③]
再回过头来看阎教授的观点，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因为其他中国人都对科学不感兴趣，唯独只有康熙和他的少数大臣感兴趣，所以导致落后。
事实上我们从利马窦到明代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中，能看到阎教授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果一些人想像对科技排斥，相反有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浓厚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超过了其他方面。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研究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许多士大夫都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都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抱着积极态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出现讲求西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了东林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等等。
从当时一些人的言论也可以看明代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包容态度和博大心胸。
如瞿式榖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④]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他在反对万历矿税的斗争中也算急先锋，尽管在我看来起的作用并不好）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⑤]
此外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经被崇祯皇帝接见，后来又曾数次被邀请进入南明政府内阁但拒绝后来死于抗清斗争的方以智，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小识》中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有他自己的积累和研究创见，也有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科技知识。
不仅方以智在科技和批判吸收西学知识方面卓有成就，他的几个儿子也多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如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他二十七岁就完成巨著《数度衍》，涉及古今中外知识，“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有人称为“数学大全”。在书中还论及了“对数”，是我国探讨“对数”第一人。
再有如熊明遇，在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是作为崇祯频繁更换大臣的一条罪状。他曾经担任过崇祯时期兵部尚书，被撤换后又“荐起南京兵部尚书”，也是有名的高官了。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台湾学者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⑥]。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此外徐光启之类的知名人物都不必一一列举，应该注意的是如冯应京，叶向高，方以智，熊明遇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相当大的最主流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徐光启这样的了。明末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热情，绝非是仅仅局限于一隅，两三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明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而非宗教，所以尽管来明传教士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最直接的目的，但结果却不得不以传播科学为立足手段，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宗教上仍旧进展甚微。值得深思的是，明亡后进入清朝，却呈现相反的态势。《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⑦]一书本意想赞颂清朝的功绩，但却反而用事实表明了在清朝科学交流的淡化，而宗教势力反蓬勃发展，他们自己说“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席泽宗院士说“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从席泽宗院士叙述的这些事实以及明朝情形的对比来看，我以为阎崇年教授刻意推脱康熙在阻碍中西方科技交流，以及中国在清朝统治内科技衰落的责任是不太妥当的。
[①]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②] 谢国桢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③] [③]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④]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⑤]同上
[⑥]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第19页
[⑦]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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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5日 星期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0:50:58 2008)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
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
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
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
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
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
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
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
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
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
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
法术的意义多。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
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
。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
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
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
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
，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
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
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
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
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
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
，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
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
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
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
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
，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
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
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
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
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
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
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
章，就不成为诏书。
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
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
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
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
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
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
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
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
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
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
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
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
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
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
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
，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
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
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
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
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
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
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
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
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
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
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
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
，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
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
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
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
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
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
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
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
（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
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
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
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
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
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
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
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
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
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
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
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
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
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
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
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
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
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
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邹容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
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 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
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
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
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
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
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
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
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
已不须再分说。
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
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
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
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
，在下始轮到中国人。
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
古与西藏。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
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
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
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
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
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
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
用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
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
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
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
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
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
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
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
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
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
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
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
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
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
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
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
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
帝不可了。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
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
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
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
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
啊。
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
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
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
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
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
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
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
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
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
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
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
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
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
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
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
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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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经济，投资人纷纷转投汇市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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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t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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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2:01:31 2008), 转信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文人无行的典范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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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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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0:59:37 2008)
这是百度百科里面的钱穆词条,评价相当不错.
要是有不同看法,为何不去编辑一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
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
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
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
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
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
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
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
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
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
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编辑本段生平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
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
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
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
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
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
。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
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
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
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
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
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
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
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
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
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
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
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
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
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
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
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
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
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
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
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
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
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
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
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
“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
‘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
，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
，“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
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
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
，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
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
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
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
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
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
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
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
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
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
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
、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
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
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
，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
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
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
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
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
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
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
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
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
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
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
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
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
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
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
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
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
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
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
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
，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
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
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
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
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
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
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
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
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
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
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
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
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
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
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
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
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
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
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
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
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
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
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
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
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
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定居宝岛 魂归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
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
。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
。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
《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
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
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
，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
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逢此时，
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
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
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
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
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
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
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
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
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
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
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
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
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
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
、《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
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
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
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
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
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
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
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
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
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
。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
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
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
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
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
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
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
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
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
”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
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
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
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
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
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
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
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
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
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
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
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
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
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编辑本段逸事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
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
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
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
》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
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
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
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
，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
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
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
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
士。”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
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
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
寓所。
编辑本段年表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
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
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著述年表
一九一八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一九一九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一九二五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一九二六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一九二九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一九三O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一九三一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一九三二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一九三五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一九三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一九四五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一九四八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一九四九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一九五O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一九五一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一九五二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一九五三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一九五四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一九五五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一九五七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一九五八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一九六O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一九六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一九六二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一九六三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一九六八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一九六九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一九七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一九七一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一九七三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一九七四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一九七五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一九七六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一九七七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一九七九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一九八一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二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一九八三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一九八四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七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一九八九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一九九四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
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编辑本段钱穆研究部分重要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
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
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
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编辑本段外部链接
钱穆故居：http://www2.scu.edu.tw/chienmu/
钱穆视频：http://tieba.baidu.com/f?kz=2856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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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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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eller (yy),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4:52 2008), 转信
吐啊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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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39:30 2008)
指出某学者在人品上的问题, 借而一耙子将其纯学术观点打倒?
不段有人揭露郭抹若的人品问题, 却无法忽视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不段有人揭露牛顿,
爱因斯坦的劣迹,却无损其在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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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58:18 2008), 转信
问题就在这里
你都看出来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结果老钱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
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
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你说老钱评的政治得失，你还敢信吗
人蠢不要紧，蠢到钱穆那种份上还好为人师的，那就不多了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
: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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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5 00:52:25 2008), 转信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人可以有骨，也可以无骨
郭沫若写得诗词这个样子，他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考古的成就就能够否认了吗？
我不说钱穆无骨，只是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把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分开
标 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0:50:58 2008)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
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
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
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
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
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
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
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
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
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
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
法术的意义多。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
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
。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
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
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
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
，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
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
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
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
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
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
，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
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
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
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
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
，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
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
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
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
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
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
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
章，就不成为诏书。
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
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
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
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
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
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
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
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
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
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
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
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
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
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
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
，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
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
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
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
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
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
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
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
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
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
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
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
，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
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
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
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
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
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
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
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
（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
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
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
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
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
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
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
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
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
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
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
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
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
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
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
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
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
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
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邹容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
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 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
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
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
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
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
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
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
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
已不须再分说。
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
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
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
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
，在下始轮到中国人。
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
古与西藏。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
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
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
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
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
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
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
用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
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
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
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
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
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
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
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
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
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
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
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
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
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
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
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
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
帝不可了。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
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
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
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
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
啊。
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
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
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
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
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
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
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
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
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
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
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
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
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
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
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
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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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2:01:31 2008), 转信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文人无行的典范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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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0:59:37 2008)
这是百度百科里面的钱穆词条,评价相当不错.
要是有不同看法,为何不去编辑一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
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
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
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
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
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
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
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
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
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
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编辑本段生平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
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
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
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
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
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
。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
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
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
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
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
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
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
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
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
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
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
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
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
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
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
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
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
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
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
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
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
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
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
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
“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
‘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
，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
，“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
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
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
，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
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
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
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
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
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
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
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
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
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
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
、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
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
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
，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
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
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
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
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
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
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
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
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
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
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
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
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
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
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
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
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
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
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
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
，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
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
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
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
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
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
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
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
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
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
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
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
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
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
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
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
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
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
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
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
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
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
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
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
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
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定居宝岛 魂归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
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
。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
。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
《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
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
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
，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
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逢此时，
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
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
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
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
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
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
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
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
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
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
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
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
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
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
、《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
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
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
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
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
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
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
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
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
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
。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
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
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
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
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
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
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
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
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
”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
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
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
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
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
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
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
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
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
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
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
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
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
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编辑本段逸事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
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
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
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
》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
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
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
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
，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
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
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
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
士。”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
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
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
寓所。
编辑本段年表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
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
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著述年表
一九一八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一九一九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一九二五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一九二六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一九二九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一九三O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一九三一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一九三二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一九三五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一九三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一九四五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一九四八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一九四九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一九五O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一九五一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一九五二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一九五三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一九五四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一九五五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一九五七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一九五八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一九六O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一九六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一九六二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一九六三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一九六八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一九六九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一九七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一九七一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一九七三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一九七四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一九七五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一九七六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一九七七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一九七九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一九八一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二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一九八三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一九八四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七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一九八九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一九九四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
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编辑本段钱穆研究部分重要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
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
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
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编辑本段外部链接
钱穆故居：http://www2.scu.edu.tw/chienmu/
钱穆视频：http://tieba.baidu.com/f?kz=2856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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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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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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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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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eller (yy),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4:52 2008), 转信
吐啊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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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iu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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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39:30 2008)
指出某学者在人品上的问题, 借而一耙子将其纯学术观点打倒?
不段有人揭露郭抹若的人品问题, 却无法忽视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不段有人揭露牛顿,
爱因斯坦的劣迹,却无损其在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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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t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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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58:18 2008), 转信
问题就在这里
你都看出来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结果老钱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
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
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你说老钱评的政治得失，你还敢信吗
人蠢不要紧，蠢到钱穆那种份上还好为人师的，那就不多了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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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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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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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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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5 00:52:25 2008), 转信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人可以有骨，也可以无骨
郭沫若写得诗词这个样子，他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考古的成就就能够否认了吗？
我不说钱穆无骨，只是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把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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