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刍议 (2006-01-09 22:26:36)

中华民族刍议

一道闪电

一、“中华民族”的困境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革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革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石单）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革命时期。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内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梁启超提倡，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 “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这个定义起到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统一建国，抵抗外辱的作用。但是从此“中华民族”丧失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定义被频繁修改，不得不不断打补丁。建国后，中华民族的定义改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学者不满意，陈连开教授在《中国华夷番汉中华中华民族》中提出新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海外华侨呢？有许多海外华侨早就坚定的把自己归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在抗战期间，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能抹杀他们作为具有高度民族意识所做出的贡献呢？如何能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呢？（《中华民族研究》第一辑 史式 ）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哪个民族，比如澳门还有葡京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那么能拒绝他们吗？
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种族历史与汉族等主体民族相差太远，差异太大又很难认同“中华民族”。 如此“中华民族”内涵越来越复杂，越来无法概括实际情况。
按梁启超的说法，当初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则是与国家等身大的、以领土为范围的“民族”，即nation。“中华民族”更重视的是领土性的属性，因此，提倡“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是按照国民国家的理论实践国家整合。通过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整合国民，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正是为近代以来各代中国领导人所认同的以国民国家理论实现近代国家的方法。然而，让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所有人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的意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致使藏、维、蒙等民族没有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同时还因为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理论导致了 “民族”概念的高度政治化。就内涵而言，“民族”不啻为一道城壕，强迫城内的人们进行万民一致的政治认同；从外延来看，“民族”又象是一条鸿沟，阻隔人与人、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进行自然的融和同化。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强调“民族”，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提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时，就会招来“实行民族同化”的攻击；而同意中国具有多数的民族时，又必然有人以“民族自决”为招牌，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摘录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二、民族认同感分析
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来自于 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宗教、生活习惯等）、政治认同。凝聚力和排他性成正比。二战时期，德、日民族强悍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认同感的高度统一。
血缘不可变，血缘认同的凝聚力很强，从论坛“满遗”的表现更证明了血缘认同往往高于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民族意识高于国民意识。但是血缘认同会干扰组织整体的政治利益，出现离散现象。文化认同有持久力和生命力。但是迫于环境有可变性、可塑性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更突出。人周围的环境在变，文化认同也就可变。其中宗教认同有专一性，排他性。政治认同（利益是最根本的认同）是最高级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有时认同感极强，能压制其他认同，但是政治认同有阶段性、易变性。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某些少数民族其血缘、文化差异很大， 其认同感更多来自政治认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政治认同更多来自利益，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享受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优待。
但是作为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由于国不强，民不富，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特别在海外的某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远没有西方人享受到的利益和尊严。其政治认同的认同感不会太强。对于某些少数民族而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得到海外母国的认同感、自豪感，得到的利益要比作为中国人还要大，而有些国家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情绪。
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他们当中某些人对于原有的优惠已经不满足了，这种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更不起作用了。
历史上，满族上层整体还有新疆某些少数民族的集体叛国就是明证。 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认同感不会持久，这是政治认同本身具有的弱点。
再者一般而言，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要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现在的政策是在加强这种本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却变得模糊。（可能他们只记得几条优惠政策和他们认为该得的的实惠，就这点而言很难激发民族认同的。只会加深和激发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而一旦其他认同远强于政治认同，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弱化，而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带来新的政治愿景又强化了叛离意愿。

三、文化民族主义
世界是在进行文化的竞争，文化的淘汰赛。很明显英语文化一支独秀，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地区的语言文化却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是用暴力，而是自然的选择，显然如果这些弱小民族语言要保持自己语言文字，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与外界沟通，跟不上世界急剧发展的步伐，民族就会成为活标本，自生自灭。如果用主流语言和外界交流，则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难以使用，渐渐消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会消失，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民族消失却难以避免。历史证明华夏文明具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很少具有的优势，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最突出的，其生命力是强盛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来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复同化。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成一种语言，统一一种文化。要不要把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如何把和汉语和汉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如此岂不是又走到当今民族政策的反面。如果不是，离心的倾向越发强烈了。这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理论，又造成有些和汉族关系紧密，基本同化的民族又被人为分开，造成离心排斥倾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又造成某些汉族的不满，造成自身的认同感很差，某些人改民族很随便。
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仍然侧重于血缘，族群，实际上现在的某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 “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如果认为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甚至种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不知道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对于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其民族认同感怎么会比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中华民族”来得差？现在的民族政策是在鼓励人们区分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种族。于是就有人要求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称呼。还有人要求恢复匈奴民族。这样搞下去，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现在的民族政策只会让汉族越来越小，民族越分越细，和世界民族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离心势力越来越大，动摇汉族主体地位，继而动摇中华民族的基础。
我们天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民族隔阂的心理却始终存在，只有当我们不再有民族意识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从上述“中华民族”的困境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初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共有的族名是被各个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这正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华夏文明被广泛接受性。“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当时的少数民族公认汉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具有的正统地位。而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如同历史上融入汉族一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的民族。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到了同化、融合的作用是现今的民族政策远远不及的。
华夏文明自古就没有种族歧视这种陋习，很难被融合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亡了，犹太人在中国消亡的事实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消除民族差别，同化各民族的能力，能融合和吸收新的民族成员。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文化民族主义”，按文化认同重新划分民族。取消汉族，建立中华族，也容许人们不再填写民族。
我们应该称赞古人的“夷夏之辨”，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文明遗产，由此汉族才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同化力最强的民族，生命力最强的民族，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不亡。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的扩张。近代以来，以人权、自由为口号的西方价值观统治了世界，并以此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国在这种“ 舆论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道德、伦理为世界敬仰。 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民族主义”，应看到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中国两度沦亡，历史上汉奸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对“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适用当代中国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四、民族英雄论
爱国主义思想大量涌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大量的抗敌英雄传奇，以及大量的诗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好素材。这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和外族压迫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关于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疑问：
一、没有女真、蒙古族的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必定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古代有没有民族英雄？
从前文论述“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是勿庸置疑的。（见《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二 民族英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还是“政权国家”的英雄？
民族英雄不应该是“政权国家”的英雄，比如三国英雄就不是，民族英雄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三、民族英雄是跨历史时空的吗？
民族英雄等词汇是不能排除其历史背景的，一旦排除其历史背景，自然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同近代不同，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民族英雄”的标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出现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其问题在于三点，其一用当代中国的“ 中华民族观”套用到古代，漠视其概念中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二不适当的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标准强加到古代。漠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三、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海内外华人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几个官方“专家”为了 “现实政治”的需要，漠视其存在，轻易地否定，显得既无知又无识。由于他们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海内外华人心中的地位茫然无知，导致官方和民众对“民族英雄” 的理解出现巨大落差。
四、如何理解“民族英雄”
从前述得知，“中国”、“中华民族”都是有历史感的名词，不同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含义是不同的。而“英雄”这个称呼不光有历史性还有时代感，社会在进步，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20世纪前不知道有“航天英雄”。现代社会不会把“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再称为“英雄”。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没有道理的，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又是不确切的。所以当问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时，应该这样回答：岳飞是宋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样道理，抗战时期的英雄也要加入时间定语称他们是抗 日 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虽然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跨时代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原因。

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 (2006-01-09 22:28:30)

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
一道闪电

一年前，马大正说重修“清史”要重新评价“清兵入关”，引起轩然大波，一年后他们又怎样呢？读了“清史研究所”的核心刊物《史苑》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点也没变，其偏执程度比当年的“遗老”、“遗少”毫不逊色。

一、极度崇拜满清王朝，陷入偏执狂。

第一、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矛盾
在统一和分裂的观点上他们是持双重标准的，对于满清虽然他们也承认满清初起没有统一的野心，李治亭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注1]那么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但他们仍然认为是正义的，是因为要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么南明军民、特别是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反抗满清残酷民族压迫为什么就是非正义的呢？
对于农民起义，他们为洪承畴辩诬时称：
“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注1]
那么比农民起义危害更大的满清血腥屠城，颁布野蛮的“薙发令”、“逃人法”的又该置于何地呢？那么，明对满清就不是维护统一了？洪承畴对农民起义镇压就是维护统一，就不因为腐败而不反动了？
满清分裂有理，满清屠杀有理，农民军水淹就是无道。满清反抗“民族压迫”有理，汉人反抗则是抗拒统一就是无理。
在统一的问题、在战争破坏问题、在反抗民族压迫问题上，他们总选取最有利于满清的观点，哪怕其观点取舍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也毫不介意。

第二、夸大其辞，吹嘘是满清统治者树立起“中国人”意识。
《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郭成康写到：“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按郭的说法是满清皇帝树立起“中国人”的意识。首先在满清在辽东时期，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谓的“中国”意识根本就不存在。汉人在辽东原有三百万，经努尔哈赤父子大肆屠杀汉人后，几乎殆尽。到满清入关时，收罗所有八旗以及汉人包衣还不到四十万。可知其屠杀之惨烈。既然说他们有“中国意识”，人们就要奇怪了，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如此对待自己国民的，要赶尽杀绝？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注2]。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明确否认满清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乾隆钦定的《满洲源流考》里，强调满洲人和华夏民族不是一个脉源，从没有被其他政权管辖过，自成一支， 提醒满洲人不要忘了根本。到清末满清统治者还指责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李治亭等人一再吹嘘满清皇帝的“满汉一家”思想，“顺治时期强调“满汉无别”、“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时期又提出“天下一家”，都继续发展了“满汉一体”的思想”[注3]。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人对此是否认的。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他说：“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的文明国家象征，积累了极大的声望，对“四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满清取代明朝后，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本不足为奇，但是对内，其“中国人”意识则迟迟不能树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殖民者身份－满洲人统治中国人，以征服民族自居，准确的说满清树立的是“大清国意识”，“大中国意识”的真正确立还是中华民国完成的。

第二、郭选择性忘记了，满清皇帝并非一定要这个统一，把这个统一看得多神圣。满清一直保护柳条边就是给自己留下后路。满清多元式部族式统治，全国分为满、蒙、汉、维、藏五区，互相隔离，满清规定各区人员不能自由往来。以至于蒙、藏、新疆各地迟迟没有树立中国人意识。满清被推翻，马上出现蒙独、藏独、疆独。[注4]这种史实郭成康又为什么不讲讲呢？
溥仪等满族贵族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蒙满独立”的阴谋活动，溥仪分裂祖国时即便是当儿皇帝也愿意。还不惜甘当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在苏联关押期间，表示要“同苏联人一样为苏联工作”，并拿出国宝文物行贿想永久留在苏联，[注5]他最不愿意当的就是中国人。在溥仪分裂祖国的过程中，满族贵族出人出钱出力，纷纷投靠满洲国，没有人同溥仪决裂投向中国人民。溥仪及满清贵族受满清皇家近三百年文化熏陶，溥仪是满清皇室教育的结晶。他们哪里来的“中国意识”？哪里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呢？（详见《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平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夸大其辞，明显美化满清。
何谓“民族平等”,这些满清鼓吹者都对“华夷之辨”恨之入骨，称其为“大汉族主义”。（详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那么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 ”。古人讲："变夷为夏"，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 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郭文说：“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那么“华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讲的需要彻底颠覆吗？
那么“华夷之辨”到底是什么东西？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文化主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 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注6]
“华夷之辨”防碍了国家认同吗？
“华夷之辨”本来讲的是“文化认同”，那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决“华夷之辨”是在汉族一边，还是在“夷”这边?从清朝的最后实践来看，不是汉族认同了满族（夷）文化，而是满族（夷）认同了华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华”把更外面的“洋人”当成了新的“夷”。所以其关键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华夷之辨”说成是儒家的罪过，实在是本末倒置。第二“华夷之辨”的确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认同，但是这个不认同是不认同满清政府而不是中国。满清为了其政权合法性，打压“华夷之辨”，以形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仅仅是针对“大清国”而非“中国 ”，一旦满清垮台，这个政治认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现“满独”、“蒙独”、“疆独”、“藏独”。这个“政治认同”的价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阴暗的暗示，他把“华夷之辨”假设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说：“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按这个逻辑，要打破“华夷之辨”，哪怕死几千万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发不留头”，“逃人法”、“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等等搞极端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也值得。这样据说就争取了“民族平等。难道这都是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付出的代价。如此追求平等，还是少来为好。
那么“华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吗？明清之时的“华夷之辨”主要内容是“野蛮人不能当皇帝”，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极大的愤怒。
就这个问题，即便是现代人也应该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领袖当然要先文明起来，守文明世界的规则。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了吗？古代中国人也一样，郭文不是也举例唐太宗有鲜卑血统，那么没见有人用“华夷之辨”来反对啊？利玛窦是西方人，种族相差更远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称他为圣人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视民族隔离的色彩呢？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满清实行彻底的种族主义是极端黑暗，野蛮、落后的。郭文诡辩的基础是多么无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方面认为 “华夷之辨”极端黑暗，无论多大代价非打破不可，满清实现了，所以伟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华夷之辨”。可郭成康对这时的“华夷之辨”显然没有太大的仇恨，他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对外来“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从明末的“华夷之辨”再对比满清统治者修改后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义和团式”的拒绝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从“欢迎文明，拒绝野蛮”的“华夷之辨”到“保护野蛮，拒绝文明”的“华夷之辨”， 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这里郭文又隐含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是中国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国人。就好像说 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当了你家主人，那么强盗就是伟大的。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却没当成你家的主人，强盗还是强盗。

二、治史的学风上，歪曲古人，戏说历史。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反对主观臆测。而戴逸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不讲客观公正， 而是把未经严格考据的传说加入其中。 在面对争议时，却只知道反唇相讥[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认定又会加入多少主观因素？
诡辩术例一：
比如洪承畴最后投降过程，有多种说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说法，并且说其“颇为可信”。[注1]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满清遗老所写，竭尽歪曲、篡改、编造之能事，在没有原始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就“颇为可信”了？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要怀疑了，以这种人重编“清史”，只不过是给《清史稿》作补充佐证而已。
李治亭接着激愤地说：“人们指责他（洪承畴）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搞历史的都明白满洲族是满洲族，满族是满族，满族是民国后才有的族名，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满洲族就不同了，这点区分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明白孙子是美国人，祖父是不是美国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连这点区分都不管了呢？这是不是故意搞的诡辩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说：“他（袁崇焕）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诗，把“室戈方操几时休”，改成了“室戈长操几时休”？“方操”，对应“久开”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实。即便是按李改动后如此理解袁诗，也真让人吃惊，诗歌都讲对仗，内容对称。这两句含义明明是边关和内地都不安定，边衅和室戈明明是指两桩事情。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不会连“边”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农民起义，而是指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民变。金庸先生的解释是：“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注8]。读过这段之后，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论诡辩术。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注9]。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满清破了“华夷之辨”，从此有了新的“大中国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说成是传统儒家观念，是很不确切的，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这个观念，都把明朝当成了中国。怎么仅仅说成是儒家观念中的“中国”呢？第二、文中故意列举长城还把长城和柳条边并列，给人的印象是长城和柳条边界是儒家“华夷之辨”不当，自己树立起的观念。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柳条边”是满清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前去开垦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观念也是满清皇帝强加于中国人的。另一方面，长城在古代也从没有看成是国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对而言“柳条边”到是真有“边界”的含义了。这类诡辩在他们的文章中数不胜数，就如此颠倒性的立论，岂不是很可耻吗？大家应该对戴先生主持编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例四“价值判断”下的曲解事实的“事实判断”
郭文把《大义觉迷录》和《清实录》里满清皇帝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语义环境下的话，罗列在一起用于歌颂满清皇帝争取民族平等，辩驳“华夷之辨”，大有断章取义的味道。
郭成康写道：“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实际上“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摘录自《清实录》，原文如下：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一年》雍正说：“满汉蒙古无歧视此心，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但是雍正紧跟着就说：“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别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适于文艺，记载间册，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犹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导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变换着，照大不敬治罪。”
雍正说此言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不许出现“夷狄”之类的避讳文字，连空白都不许有。如果有了，就以大不敬治罪。雍正是在要求“平等”，他要求的是在文化上的满汉平等，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持民族高压。这才是满清统治者口称的“满汉一家”真正的实质。 这种争取平等，和今天我们议论的“各民族平等"是一会事吗？

很明显，李治亭、郭成康等人是先有了“价值判断”，然后再收罗证据，于是就有满清皇帝如何主张“民族平等”的一系列言论。他们以“价值判断”进行史料的取舍，用“价值判断”后得来的史料罗列，得到“事实判断”。加之于读者达到其所期望的“价值判断”。
满清皇帝对这个问题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本不值得过分称颂。但是郭成康、李治亭等人以歪曲的““价值判断””用来曲解事实，再以这种“事实判断”给读者以扭曲的“价值判断”。
对于事实，如果人为割裂开因果和时序链条，那么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这种“事实判断”就是扭曲的“事实判断”。
又比如“五族共和”明明是梁启超先提倡的，经民国政府成立时候的首倡，孙中山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说“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孙中山选集》），到清帝2月12日退位诏书时再次“确认”中华民国的民族组成，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郭却称：“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郭成康是真不懂历史呢？还是在有意误导读者呢？

三、藐视传统和民意，自成小团体，面对争议和批评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满清王朝的建立时间，他们藐视史家成例，按对满清最有利的时间算，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成了“正统”的英雄皇帝。明清战争就不是平叛战争，“满清入关”自然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他王朝的长度就要重新修订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贬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伪满洲国该怎么算？
按这种治史逻辑，满洲国历史当然也算成满清的。可是他们敢吗？“辛亥革命”是他们跨不过的坎，但是近来流传甚多的关于孙中山“卖国”的文章，是不是为他们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号？
李治亭编写的《清史》只用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李编《清史》明确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续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国社会在康熙中期以后，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仍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上述学术观点是不少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学者所认同，甚至力持的。而该书主编面对清史学界众多学术分歧，为了使全书具有统一的意志，大胆决定“一律起用东北地区的学者””[注10]
所以靠这些人来修“清史”如何能解决争议问题？如何能取各家之长？毫无疑问的是必然形成一个以几个“遗老”为核心的小团体，“顺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个性化”“清史”。

四、立论基础错误，对马克思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最喜欢鼓吹的“统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出发点？
第一 为什么说“统一神圣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不符合当前政治的实际情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判断历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则。详细论证请看《再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和《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第二、宣扬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原本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危害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以此为历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则，显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嘘“康乾盛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片面理解成“经济繁荣”。反驳请看《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时代的“遗老”、“遗少”。
看他们的治史：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评价上是双重标准的；对史料的选用是草率、歪曲和主观的；治史态度上是藐视传统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论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见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实证，虚构代替真相是偏颇的；在指导思想上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
重修“清史”不过是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下，组织起一群“遗老”“遗少”编写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罢了。[注11]

一道闪电 于2005年 12月20日

[注1]：《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史苑》第一期。 李治亭 清史委员会委员。
[注2]：《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注3]：《清代大一统与边疆问题》，李治亭 。
[注4]：《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柯。
[注5]：溥仪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详见《前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注6]：摘自《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说”，恢复“文化中国”史观》。
[注7]：关于这场风波，请参考王曾瑜发表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以及反驳。
[注8]：《袁崇焕评传》，金庸。
[注9]：《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史苑》第十二期 郭成康 清史委员会委员 。
[注10]：《清史编撰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读李治亭主编《清史》有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3-2” 高翔。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3) (2006-02-09 22:26:40)

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雄辩阐明了满清统治者根本不把自己当中国人，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雍正说了：明太祖起义是农民起义，满清入关是外敌入侵。

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
雍正说了，我们是满洲人，满洲不是中国。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雍正说了：本大清有满洲，就象你们中国有籍贯。 现代文史学家篡改为:民族就像籍贯一样。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我现在是你们的主人。我要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当然应该把我象慈父一样的感恩戴德。你们藐视我，有非议，你们就是不顾伦理的一群匪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说了，不管我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月亮上来的，现在我是君，你们就是奴。你们必须有君臣观念，必须把我当成父亲，不，比父亲还重，我就是太阳。没有我哪有你们？否则你们就违背了人伦，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就是一群禽兽，还要遭到老天的惩罚！


“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雍正说了，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国亡了，亡国君主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了。
日 本 鬼子知道后高兴坏了，欢呼“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是正义的，谁要你国民党蒋介石腐败了要亡国了，你们是亡国奴如同猪狗一样！！！”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
雍正说了：伟大的“康乾盛世”开始了，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当代“满遗”一声“扎”，于是按雍正老儿的吩咐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把“夷夏之辨”歪曲为“君臣之辨”，“夷夏之辨”屈服于“君臣大义”。《四世同堂》里，日 本 人占领北平后口口声声的说这是“改朝换代”，满清的说法和日 本 鬼子有什么两样？


尽管历史学家欺骗我们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可是那个时代的双方的民族心理却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外战，彼此都是以征服和反征服的心态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抗 日 战争”时日 本 和中国的侵略和抵抗的关系完全一致，两者实行的同样的民族压迫。 “扬州十日”对应“南京大屠杀”；“迁界海禁”对应“三光政策和无人区”；“圈地”对应"日 本 移民垦殖团"；“剃发易服”对应日 本人搞的“日化教育”； 满城对应鬼子的据点、炮楼。 两者的相似性使得日 本 鬼子在中国搞的一切都和满清入关后的政策能对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当时的社会意识，明末“抗清”和现代“抗战”人们都有同样的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否定明末“抗清”的正义也就是否定了现代“抗战”的正义。现在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什么“兄弟阋墙”，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明清时期。轻巧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抗清战争”反侵略性质。按这种逻辑，那么后人是否也可用这类观点来否定“抗 日 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呢？ 就因为日 本 没有征服中国，那么“抗战”就是正义的，如果征服了那么“抗战”就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荒唐逻辑？
所以，如果站在“满清”一边，歌颂满清的“征服”功绩，就必然要肯定“汉奸意识”，必然肯定侵略、征服中国是正义的，给日 本 征服中国提供充分的理由。
满遗的观点，戴逸之流所说，根本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版，直接抄袭这书。大辫子戏导演、编剧都被洗了一遍脑,他们毫无疑问都在宣传汉奸意识。

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所有的大辫子电视剧都刻意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当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这段事实却被史学界、文艺界有意回避了。
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真正的意图现在很少人提，原来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体”。
据溥仪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对着日 本 天皇说“我愿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之后溥仪参拜伊势皇太神宫和各地天皇灵寝,，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纪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满洲国 安放“神体”，建庙，祭祀天照大神，带领文武百官参拜。
溥仪规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达三十次以上，真比亲祖宗还亲。
溥仪不光自己祭祀，还规定所有满洲国国民都要供奉、祭祀。颁布法令必须恭敬虔诚，谁有违例，严加惩处。
从此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仪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无耻的一幕。
溥仪对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发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 ：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 本 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建国十年诏”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溥仪1954年供认：梅津美治郎命吉冈直告我：给日本天皇书是“亲书”，所谓亲邦“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所以在建国十年诏里表达了这层意思。
溥仪之所为代表了满族皇室整体的精神选择，是整个满族上层的选择，毕竟没有任何满族上层人士反对，弃暗投明。这只能证明其集体叛国。溥仪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认祖归宗，视日 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尤其是这第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尤其说明问题,建国十年诏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认日 本人当祖宗了,当然了阎崇年之类的都是看不见的,满遗的道理就是只要对自己威胁到自己触及到历史痛楚的,那就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反之就是民族团结,这两封诏书是国诏,历史祖宗建国纲领政策都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戴逸、阎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么满清兴起的“四大精神”，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说了：“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谓“满遗”本质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