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 （2）借资 （3）格物穷理之学 （4）度学 （5）数学 （6）视学 （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 （2）《圆容校义》 （3）《浑盖通宪图说》 （4）《泰西水法》 （5）《几何原本》 （6）《坤舆全图》 （7）《简平仪》 （8）《浑天仪》 （9）《天问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实义》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鸣钟说》 （15）《望远镜说》 （16）《职方外纪》 （17）《西学或问》 （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圆尺 （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规矩 （6）有两足规矩 （7）三足规矩 （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 （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 （10）画铜铁规矩 （11）画纸规矩 （12）作鸡蛋形规矩 （13）作螺丝转形规矩 （14）移远画近规矩 （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 （16）螺丝转母 （17）活锯 （18）双翼钻 （19）螺丝转铁钳
（四） 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 （2）短柱 （3）梁分横梁 （4）侧梁 （5）架分高架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
（六） 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 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2006-08-13 11:53:20)
2008年9月1日 星期一
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2006-08-13 11:52:49)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2006-08-13 11:52:49)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 杜车别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 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作者 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从明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比看清朝对文明的割裂 作者：杜车别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6-5-18 22:00:00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2006-08-13 11:45:54)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满清”，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满清愚昧的统治所导致的，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满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大部分明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满清统治下，遭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根据满清自己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满清，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可笑的是这个人在做了汉奸之后，却还偏偏以卫道士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不过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凡是能积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毫无偏见成见的明朝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誓死和满清抗争，没有死的也成了明朝的遗民，绝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古板的人，满嘴维护道统的人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过是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满清统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然被放出来，但经过这一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然不会为满清这个残暴黑暗的政权效力，所以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 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绝对难逃满清的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为他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满清卖命效忠好狗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
在满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6-08-13 11:46:20)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满清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声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满清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崇祯历书》在满清的遭遇，从明朝同步于西方，到满清统治下，又因为停滞不变，最后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够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满清那帮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欢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的“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 ”“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还是引用江晓原的话
“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 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
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2006-08-13 11:47:12)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满清的头目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没有限制汤若望从事著述翻译或创作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科技著述都没有呢？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而不是传播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当中，是应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的要求不得不这么做，不这样做，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而到了满清，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可以直接笼络满清头目，从而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没有动机也没有欲望再从事传播翻译科学，而且在满清的黑暗残暴统治下，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能看的见的都是奴才，对满清奴才来说，当然不会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下，除了汤若望之外，其他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分析利马窦一开始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中的谬论。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最低劣，作者的史德也最卑劣的一本书。全书到处都充斥满了对满清统治者肉麻无耻的吹捧。一方面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都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清朝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满清统治者病态政治心理的《皇舆全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的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厚颜无耻的说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他们的论据是是什么呢？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的势力大小来衡量，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
无耻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和水平的，是不能愚昧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基督教在西方本身就是以反科学，阻碍科学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吸引士大夫，传教士不得不在外界的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却丢掉愚昧和落后的宗教的糟粕，科学的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满清，传教士却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愚昧落后的基督教可以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足够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的倒退，满清统治的愚昧和黑暗程度。然而这些缺乏起码的良知和人格的作者嘴巴里，却反而成了褒扬满清的根据，确实只能用寡廉鲜耻四个字来形容。按照这些东西的逻辑，满清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满清建立统治已经接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仅过了一百年，满清统治下面的大小奴才主子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奉劝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要无耻，可以！但也应该有点水准，动点脑子。
其实再看这些作者下面所做的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用谎言打自己的耳光，一方面还在无耻的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真是令人喷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只不过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压缩版，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厚着脸皮拿出来充当满清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满清的那点货色实在拿不来见人吧！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以他们的知识而言，再无知也不可能无知到《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地步，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无耻到极端了。
(2006-08-13 11:47:36)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补充资料
根据台湾学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怀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后发表于德国《欧洲天文学界》杂志，文章中说
“三年以前，我曾经试验蒸汽之力，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个火炉，炉内装满以燃烧之煤，炉上则设置一个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个青铜制的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个立轴上的小齿相衔接。所以当立轴转动的时候，车子就被推动而前进
在立轴的上面，另外装一个直径一尺的大轮。轮的全周装置若干叶片，向周围伸出。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经一个小管向外急剧喷射的时候，冲击于轮叶之上，使轮及轴急速旋转，结果车子前进。在相当高的速度之下，计可行一个小时之上。以汽锅内能发蒸汽的时间为准。
当试验的时候，为防止此车直行过远，在后轴中间，装一杆，可以任意替换方向，……，……，用此种转向装置，可以使此车沿一圆周驶行。且按照使舵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线的曲率变大变小的结果。
这个机器的实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够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的转动机械上面。例如一个小船，可以由汽锅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面上环行不已。我曾经制造成功过一个，并把它献给皇帝的长兄。汽轮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只有蒸汽由气锅外出的声音可以听到。……其次，我曾经在气锅上另外焊接一个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并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个笛子的吹口。结果当蒸汽外逃的时候，所发的声音，象夜莺的啼声。……
总之，这种动力的原理既然已经成立，则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兴趣的应用，都不难通过思索而得到”
下面是方豪先生的评价
“南怀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冲动式汽轮的试验，并推广其应用
南怀仁的试验，其眼光和应用范围，比西方同时期的要为远大，就利用蒸汽为行车的原动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车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为轮船的原动力，比Symington的轮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为汽车的原动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车早二百年……
在世界热机史上，南怀仁的试验和广泛的应用建议，实在是Branca冲动式汽轮之后应当大书特书的”
应该说如果满清的愚昧到极点的头子康熙有崇祯皇帝一半的见识，中国也完全可以借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实际结果如何呢
在康熙这种愚昧又没有自知之明的暴君统治下，南怀仁的试验和发明完全被他们当成了个人的玩物，对于中国的发展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这真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进的东西，已经送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不知道去利用
此外清初，延续明朝的余波，中国还出现了一位机械物理方面的杰出人才黄履庄，他延续了明朝王徵的传统，在机械物理以及各种仪器方面有众多成就，但在残暴满清统治下，当然全归于无用，他发明的东西有显微镜，取火镜，取水镜，温度计，湿度计，自动风扇，其他自动机械等等
(2006-08-13 11:47:57)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2006-08-13 11:45:54)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满清”，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满清愚昧的统治所导致的，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满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大部分明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满清统治下，遭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根据满清自己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满清，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可笑的是这个人在做了汉奸之后，却还偏偏以卫道士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不过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凡是能积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毫无偏见成见的明朝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誓死和满清抗争，没有死的也成了明朝的遗民，绝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古板的人，满嘴维护道统的人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过是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满清统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然被放出来，但经过这一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然不会为满清这个残暴黑暗的政权效力，所以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 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绝对难逃满清的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为他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满清卖命效忠好狗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
在满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6-08-13 11:46:20)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满清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声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满清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崇祯历书》在满清的遭遇，从明朝同步于西方，到满清统治下，又因为停滞不变，最后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够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满清那帮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欢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的“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 ”“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还是引用江晓原的话
“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 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
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2006-08-13 11:47:12)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满清的头目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没有限制汤若望从事著述翻译或创作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科技著述都没有呢？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而不是传播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当中，是应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的要求不得不这么做，不这样做，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而到了满清，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可以直接笼络满清头目，从而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没有动机也没有欲望再从事传播翻译科学，而且在满清的黑暗残暴统治下，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能看的见的都是奴才，对满清奴才来说，当然不会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下，除了汤若望之外，其他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分析利马窦一开始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中的谬论。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最低劣，作者的史德也最卑劣的一本书。全书到处都充斥满了对满清统治者肉麻无耻的吹捧。一方面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都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清朝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满清统治者病态政治心理的《皇舆全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的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厚颜无耻的说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他们的论据是是什么呢？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的势力大小来衡量，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
无耻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和水平的，是不能愚昧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基督教在西方本身就是以反科学，阻碍科学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吸引士大夫，传教士不得不在外界的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却丢掉愚昧和落后的宗教的糟粕，科学的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满清，传教士却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愚昧落后的基督教可以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足够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的倒退，满清统治的愚昧和黑暗程度。然而这些缺乏起码的良知和人格的作者嘴巴里，却反而成了褒扬满清的根据，确实只能用寡廉鲜耻四个字来形容。按照这些东西的逻辑，满清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满清建立统治已经接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仅过了一百年，满清统治下面的大小奴才主子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奉劝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要无耻，可以！但也应该有点水准，动点脑子。
其实再看这些作者下面所做的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用谎言打自己的耳光，一方面还在无耻的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真是令人喷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只不过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压缩版，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厚着脸皮拿出来充当满清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满清的那点货色实在拿不来见人吧！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以他们的知识而言，再无知也不可能无知到《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地步，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无耻到极端了。
(2006-08-13 11:47:36)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补充资料
根据台湾学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怀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后发表于德国《欧洲天文学界》杂志，文章中说
“三年以前，我曾经试验蒸汽之力，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个火炉，炉内装满以燃烧之煤，炉上则设置一个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个青铜制的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个立轴上的小齿相衔接。所以当立轴转动的时候，车子就被推动而前进
在立轴的上面，另外装一个直径一尺的大轮。轮的全周装置若干叶片，向周围伸出。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经一个小管向外急剧喷射的时候，冲击于轮叶之上，使轮及轴急速旋转，结果车子前进。在相当高的速度之下，计可行一个小时之上。以汽锅内能发蒸汽的时间为准。
当试验的时候，为防止此车直行过远，在后轴中间，装一杆，可以任意替换方向，……，……，用此种转向装置，可以使此车沿一圆周驶行。且按照使舵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线的曲率变大变小的结果。
这个机器的实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够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的转动机械上面。例如一个小船，可以由汽锅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面上环行不已。我曾经制造成功过一个，并把它献给皇帝的长兄。汽轮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只有蒸汽由气锅外出的声音可以听到。……其次，我曾经在气锅上另外焊接一个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并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个笛子的吹口。结果当蒸汽外逃的时候，所发的声音，象夜莺的啼声。……
总之，这种动力的原理既然已经成立，则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兴趣的应用，都不难通过思索而得到”
下面是方豪先生的评价
“南怀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冲动式汽轮的试验，并推广其应用
南怀仁的试验，其眼光和应用范围，比西方同时期的要为远大，就利用蒸汽为行车的原动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车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为轮船的原动力，比Symington的轮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为汽车的原动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车早二百年……
在世界热机史上，南怀仁的试验和广泛的应用建议，实在是Branca冲动式汽轮之后应当大书特书的”
应该说如果满清的愚昧到极点的头子康熙有崇祯皇帝一半的见识，中国也完全可以借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实际结果如何呢
在康熙这种愚昧又没有自知之明的暴君统治下，南怀仁的试验和发明完全被他们当成了个人的玩物，对于中国的发展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这真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进的东西，已经送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不知道去利用
此外清初，延续明朝的余波，中国还出现了一位机械物理方面的杰出人才黄履庄，他延续了明朝王徵的传统，在机械物理以及各种仪器方面有众多成就，但在残暴满清统治下，当然全归于无用，他发明的东西有显微镜，取火镜，取水镜，温度计，湿度计，自动风扇，其他自动机械等等
(2006-08-13 11:47:57)
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的解释 (2007-01-21 14:47:14) 作者杜车别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称赞歌颂者有之，贬抑丑化者有之。但在我看来，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有很有参考价值，但真正能够说到要害的却实在不多。
我先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然后再对此说说我的看法.
万明是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热烈赞颂的人，认为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变迁有着诸多重大影响和意义.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她说几个影响:第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51]p188；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151]p202]，这主要是指一些产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等；第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151]p208，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性影响
万明还进一步论述了，白银货币化，并普及全社会的意义。她说“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首先，突出表现在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上。这体现在下列事实中。白银货币化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与宗室贵族开店与民争利，反映出他们不再是国家所有财富权威拥有者的一面；官僚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来自商人阶层的日益增多；农民通过以白银纳税代役，摆脱了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脱离土地，或日常生活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灶户脱离本行业，从事其他职业，或以劳动所得直接换取白银，改变了身份；军户也是如此，晚明大量军户从事其他职业，根本改变了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分工的扩大发展，职业结构的变化，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士商界限模糊，人们可以凭借白银货币上升到统治上层，白银给各阶层带来了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151]p214
“其次，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突出体现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制度变迁和社会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态，以及文化变迁上。社会变迁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151]p215
“在对成化、弘治年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趋势发展延续的结果。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就已出现了经济货币化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发展到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但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宝钞制度失败的反弹下，白银崛起，白银货币化推动了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白银的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同于前此传统市场的市场经济的萌发。[151]p215-216
”
万明最后的总结是“ 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这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因此，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1]p216
从万明的论述可以看出，她确实赋予白银货币化以相当巨大的意义，认为明末的社会变迁和白银货币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做了热烈的称颂。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有人的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点我们在前面也引用过的，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李宪堂的说法是“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
“白银的输人为由于人口压力而遭遇资源瓶颈的传统经济灌注了新的动力，……这种以对劳动力的超额榨取为策略的生存手段必然导致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因为有了充裕的劳动力，有了家庭成员间人尽其才的分工合作，才能应付沉重的生存压力。而人口的膨胀又使谋生变得更加艰难，劳动力的价值降得更低，可以交付市场的劳动剩余就会更少，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就越不经济。于是乎进入越穷越要多生孩子，越生孩子对资源的超限耗费越严重从而也就越穷的恶性循环。伊懋可称这种情况是‘高度平衡的陷阱’”
“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193]
这两个人的观点真可谓是针锋相对，一个把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当成是造成社会发生进步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却把白银货币化当成是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就我的观点，万明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但也并非完全是正确。事实上两个人共同的错误都是把不属于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推到白银化头上，只不过一个是把好的结果推上去，另一个却是把坏的结果推上去。之所以说万明更接近正确一点是因为，把白银货币化同社会的进步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点本身还是对的，她的错误只是在于倒果为因，也就是说白银货币化并非是社会进步变迁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个变迁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并非是必然结果，而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一个，仅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使这种结果变成了现实。至于李宪堂的观点则完全是胡牵乱扯，乱按罪名了，可以不必理会。
相对来说，可能台湾学者李隆生对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的作用意义的论述更有启发性一些，他说“明季作为货币，大量进口的海外白银，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吗？若没有这些白银，明季的经济发展会停滞吗？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103]p237
“白银作为货币，并非没有替代品，可兑换纸币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中国最早的可兑换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为不可兑换纸币，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滥印而退出了市场。明末民间出现了会票、银票、钱票，这三种票券都具有纸币的性质；「崇祯年间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 [钱铺、当铺、钱庄]都用券[银票、钱票]，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初意也』」。假设没有海外输入的白银，明季中国真会因为缺乏足够货币，以至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吗？这是极难想象的。我认为政府和民间很可能会以金、银为准备，发行可兑换纸币来替补白银的不足，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场应该会找到它的出路，以适应和满足对货币的需求。”[103]p238
“综上所述，关键不是白银的数量够不够，而是被人民信赖和接受的货币数量够不够；关键是贸易，不是白银，……第一、如果有足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一定非是白银不可），政府财政收支当然可以货币化；第二、如果实物税能大幅转变为货币税，再加上经济成长，政府预算便能随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是否是中国无法回复到可兑换货币的主要障碍？这都值得斟酌”[103]p239
李隆生的观点很有价值，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变迁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白银作为货币，即便没有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的中国，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还会产生出其他形式的货币，而且那些形式的货币可能更有利。导致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我的观点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影响权力。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 ’，‘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 234]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224]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者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225]。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应该说，从道理上讲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之间本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汉朝唐朝乃至宋朝主要的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钱，如果官方能够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的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那么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明朝中叶以后并不是没有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但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226]
也就是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因为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仍旧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钞，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而且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朝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都要萎缩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时期，禁私钱，结果商人一联合起来抗议，一罢市，政府就半点办法也没有，也是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226]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和闹剧，禁私钱，结果是完全依赖自愿原则，没有人缴纳私钱，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是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的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
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 [103]p163。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事实上，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李隆生同样根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的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实际上说明的并非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
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称赞歌颂者有之，贬抑丑化者有之。但在我看来，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有很有参考价值，但真正能够说到要害的却实在不多。
我先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然后再对此说说我的看法.
万明是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热烈赞颂的人，认为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变迁有着诸多重大影响和意义.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她说几个影响:第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51]p188；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151]p202]，这主要是指一些产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等；第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151]p208，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性影响
万明还进一步论述了，白银货币化，并普及全社会的意义。她说“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首先，突出表现在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上。这体现在下列事实中。白银货币化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与宗室贵族开店与民争利，反映出他们不再是国家所有财富权威拥有者的一面；官僚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来自商人阶层的日益增多；农民通过以白银纳税代役，摆脱了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脱离土地，或日常生活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灶户脱离本行业，从事其他职业，或以劳动所得直接换取白银，改变了身份；军户也是如此，晚明大量军户从事其他职业，根本改变了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分工的扩大发展，职业结构的变化，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士商界限模糊，人们可以凭借白银货币上升到统治上层，白银给各阶层带来了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151]p214
“其次，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突出体现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制度变迁和社会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态，以及文化变迁上。社会变迁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151]p215
“在对成化、弘治年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趋势发展延续的结果。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就已出现了经济货币化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发展到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但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宝钞制度失败的反弹下，白银崛起，白银货币化推动了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白银的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同于前此传统市场的市场经济的萌发。[151]p215-216
”
万明最后的总结是“ 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这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因此，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1]p216
从万明的论述可以看出，她确实赋予白银货币化以相当巨大的意义，认为明末的社会变迁和白银货币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做了热烈的称颂。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有人的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点我们在前面也引用过的，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李宪堂的说法是“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
“白银的输人为由于人口压力而遭遇资源瓶颈的传统经济灌注了新的动力，……这种以对劳动力的超额榨取为策略的生存手段必然导致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因为有了充裕的劳动力，有了家庭成员间人尽其才的分工合作，才能应付沉重的生存压力。而人口的膨胀又使谋生变得更加艰难，劳动力的价值降得更低，可以交付市场的劳动剩余就会更少，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就越不经济。于是乎进入越穷越要多生孩子，越生孩子对资源的超限耗费越严重从而也就越穷的恶性循环。伊懋可称这种情况是‘高度平衡的陷阱’”
“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193]
这两个人的观点真可谓是针锋相对，一个把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当成是造成社会发生进步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却把白银货币化当成是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就我的观点，万明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但也并非完全是正确。事实上两个人共同的错误都是把不属于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推到白银化头上，只不过一个是把好的结果推上去，另一个却是把坏的结果推上去。之所以说万明更接近正确一点是因为，把白银货币化同社会的进步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点本身还是对的，她的错误只是在于倒果为因，也就是说白银货币化并非是社会进步变迁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个变迁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并非是必然结果，而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一个，仅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使这种结果变成了现实。至于李宪堂的观点则完全是胡牵乱扯，乱按罪名了，可以不必理会。
相对来说，可能台湾学者李隆生对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的作用意义的论述更有启发性一些，他说“明季作为货币，大量进口的海外白银，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吗？若没有这些白银，明季的经济发展会停滞吗？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103]p237
“白银作为货币，并非没有替代品，可兑换纸币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中国最早的可兑换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为不可兑换纸币，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滥印而退出了市场。明末民间出现了会票、银票、钱票，这三种票券都具有纸币的性质；「崇祯年间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 [钱铺、当铺、钱庄]都用券[银票、钱票]，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初意也』」。假设没有海外输入的白银，明季中国真会因为缺乏足够货币，以至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吗？这是极难想象的。我认为政府和民间很可能会以金、银为准备，发行可兑换纸币来替补白银的不足，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场应该会找到它的出路，以适应和满足对货币的需求。”[103]p238
“综上所述，关键不是白银的数量够不够，而是被人民信赖和接受的货币数量够不够；关键是贸易，不是白银，……第一、如果有足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一定非是白银不可），政府财政收支当然可以货币化；第二、如果实物税能大幅转变为货币税，再加上经济成长，政府预算便能随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是否是中国无法回复到可兑换货币的主要障碍？这都值得斟酌”[103]p239
李隆生的观点很有价值，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变迁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白银作为货币，即便没有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的中国，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还会产生出其他形式的货币，而且那些形式的货币可能更有利。导致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我的观点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影响权力。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 ’，‘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 234]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224]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者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225]。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应该说，从道理上讲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之间本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汉朝唐朝乃至宋朝主要的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钱，如果官方能够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的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那么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明朝中叶以后并不是没有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但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226]
也就是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因为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仍旧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钞，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而且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朝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都要萎缩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时期，禁私钱，结果商人一联合起来抗议，一罢市，政府就半点办法也没有，也是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226]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和闹剧，禁私钱，结果是完全依赖自愿原则，没有人缴纳私钱，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是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的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
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 [103]p163。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事实上，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李隆生同样根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的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实际上说明的并非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
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
、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
首先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下西洋的终止。传统对下西洋最终被停止的解释是因为其耗费国力太大，却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得不偿失，难以持久支撑下去，停止是必然的，众口一词，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但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她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187]p152-153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财政有巨大的支持效应。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187]p153。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221]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222]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223]
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黄福曾则用鲜明的事实做了一个对比，永乐时期，用营建北京的大工程，有北征蒙古，南讨云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太大的费用，每年的财政却只能刚好够使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而已，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对历史事实的考察。
万明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其他巨大的好处，比如她说“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187]p155
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187]p156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西洋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187]p161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这个过程前后崛起的。“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187]p161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
这就牵涉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海外贸易是一快巨大的肥肉，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这块肥肉说是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实行郑和下西洋的政策开始，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的眼热，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当时自然无法和国家组织的郑和这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也就拼命想要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的后果还最直接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本身。明成祖生前，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法欺骗蒙蔽皇帝去终止郑和航海，但到了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丑化贬低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几乎把下西洋说的一无是处。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即便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还有些人将其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当成是明朝大规模下西洋活动终止的真实原因。作为当时后继的明朝皇帝，他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几乎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文官集团所提供的，在文官集团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的认为下西洋航海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的一些文人才在无意中泄露了真相。
关于明代下西洋，有这么一则故事耳熟能详，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希望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说是有害无益，刘大夏还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当然，在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都说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但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刘大夏为什么要把郑和航海的档案藏起来，不让皇帝看到。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是把这些档案藏起来，在技术上，就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进行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活动，技术根本就不是问题。在郑和进行航海的时候，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的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刘大夏等文官是害怕皇帝阅读了郑和航海档案之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不但不是如他们所丑化渲染贬低的那样，耗费国力，劳民伤财，而是恰恰相反，能够为国家政府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民间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他们已经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事实上，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活动因为明朝政府有所谓海禁法令，表面上是不许私人海外贸易，从而也就根本不征收税收。这样原先归国家所有的贸易利润，完全流入到私人腰包当中，政府从中半点好处都得不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虽然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那些文官集团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皇帝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一下。嘉靖时期，唐枢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王抒说“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其他的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的海商都进行走私活动，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加入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之徒，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且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可笑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学者居然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没有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倭寇而严海禁之前，所谓的海禁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海上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真正产生海盗的温床。若按照所谓学者的逻辑，西方总没有海禁了，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而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产物。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当时的情况，明政府内充斥了各中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其中就包括大量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涌现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样就已经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马上就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不得不服毒自杀，才算了结。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但是海盗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非常巨大的损害，他们也希望看到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首先是因为这个法令仅仅是一纸空文，对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作用，谁要想当真把这一纸空文落到实处，谁就没有好下场，朱纨就是一个榜样；另一方面，这个法令虽然是一纸空文，对别人没有限制作用，对政府却有限制作用，政府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就不能对那些明目张胆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船只收税，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既然所谓海禁法令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对保留这个法令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
在没有海盗或者海盗不猖獗的情况下，确实是如此，但是当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候，那些海上贸易集团就希望有政府的介入，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对海上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的海上贸易合法化，然后适当收取一点税。事实上对税收的多少，这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是不必担心的，通过他们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政府对每只船收取的税和郑芝龙对每只船收取2千两的保护费就知道政府收的税低到什么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开关。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其背后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那些陈腔滥调的角度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比如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首先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下西洋的终止。传统对下西洋最终被停止的解释是因为其耗费国力太大，却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得不偿失，难以持久支撑下去，停止是必然的，众口一词，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但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她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187]p152-153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财政有巨大的支持效应。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187]p153。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221]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222]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223]
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黄福曾则用鲜明的事实做了一个对比，永乐时期，用营建北京的大工程，有北征蒙古，南讨云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太大的费用，每年的财政却只能刚好够使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而已，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对历史事实的考察。
万明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其他巨大的好处，比如她说“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187]p155
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187]p156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西洋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187]p161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这个过程前后崛起的。“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187]p161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
这就牵涉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海外贸易是一快巨大的肥肉，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这块肥肉说是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实行郑和下西洋的政策开始，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的眼热，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当时自然无法和国家组织的郑和这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也就拼命想要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的后果还最直接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本身。明成祖生前，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法欺骗蒙蔽皇帝去终止郑和航海，但到了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丑化贬低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几乎把下西洋说的一无是处。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即便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还有些人将其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当成是明朝大规模下西洋活动终止的真实原因。作为当时后继的明朝皇帝，他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几乎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文官集团所提供的，在文官集团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的认为下西洋航海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的一些文人才在无意中泄露了真相。
关于明代下西洋，有这么一则故事耳熟能详，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希望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说是有害无益，刘大夏还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当然，在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都说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但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刘大夏为什么要把郑和航海的档案藏起来，不让皇帝看到。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是把这些档案藏起来，在技术上，就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进行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活动，技术根本就不是问题。在郑和进行航海的时候，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的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刘大夏等文官是害怕皇帝阅读了郑和航海档案之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不但不是如他们所丑化渲染贬低的那样，耗费国力，劳民伤财，而是恰恰相反，能够为国家政府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民间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他们已经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事实上，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活动因为明朝政府有所谓海禁法令，表面上是不许私人海外贸易，从而也就根本不征收税收。这样原先归国家所有的贸易利润，完全流入到私人腰包当中，政府从中半点好处都得不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虽然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那些文官集团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皇帝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一下。嘉靖时期，唐枢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王抒说“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其他的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的海商都进行走私活动，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加入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之徒，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且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可笑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学者居然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没有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倭寇而严海禁之前，所谓的海禁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海上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真正产生海盗的温床。若按照所谓学者的逻辑，西方总没有海禁了，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而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产物。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当时的情况，明政府内充斥了各中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其中就包括大量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涌现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样就已经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马上就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不得不服毒自杀，才算了结。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但是海盗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非常巨大的损害，他们也希望看到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首先是因为这个法令仅仅是一纸空文，对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作用，谁要想当真把这一纸空文落到实处，谁就没有好下场，朱纨就是一个榜样；另一方面，这个法令虽然是一纸空文，对别人没有限制作用，对政府却有限制作用，政府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就不能对那些明目张胆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船只收税，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既然所谓海禁法令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对保留这个法令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
在没有海盗或者海盗不猖獗的情况下，确实是如此，但是当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候，那些海上贸易集团就希望有政府的介入，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对海上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的海上贸易合法化，然后适当收取一点税。事实上对税收的多少，这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是不必担心的，通过他们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政府对每只船收取的税和郑芝龙对每只船收取2千两的保护费就知道政府收的税低到什么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开关。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其背后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那些陈腔滥调的角度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比如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2007-03-05 23: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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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坏，元末的破坏，满目创痍，使得中国元气大伤，经济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断（技术人才，科学人才），都使得中国在宋朝达到的文明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文明的一线命脉。
明朝的中国就是在这废墟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发展。
明代本质上和宋代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本质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许多不同，这又使得这两个朝代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结构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乐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显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废除了宰相，第二是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第三是宦官。不论在事实上，这三点区别是否有多大的本质性意义，但仅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 独裁的局面”[228]p666
“ 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于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反动也！”[228]p669
以后他在《国史新论》中观点虽然有所变化有所缓和，不再认为废除宰相就导致军队君主独裁，比如这段话“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229]p77
但大体上认为废宰相是加强君权的历史倒退的观点应该没有改变！
事实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
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超级强悍，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嘉靖时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经入阁，为人声望名誉都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只要杨一清入阁，并且当上了首辅，那么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着当时的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指示一批言官纷纷弹劾费宏，最后费宏终于承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
费宏去职以后，按照威望资历就自然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不经过推选，或者至少不经过内阁首辅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来直接让自己的亲信进入内阁的，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的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 ”。[243]p122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以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244]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乘机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是没有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是靠讨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过一翻周折，才当上了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他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策略，从迎合讨好皇帝转变为竭力讨好迎合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的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远扬、形象败坏、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嘉靖来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 ”[243]p266，结果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之后，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然因为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回家，但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再回家乡逍遥度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
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这两人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
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这根本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类似宰相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坏，元末的破坏，满目创痍，使得中国元气大伤，经济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断（技术人才，科学人才），都使得中国在宋朝达到的文明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文明的一线命脉。
明朝的中国就是在这废墟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发展。
明代本质上和宋代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本质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许多不同，这又使得这两个朝代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结构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乐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显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废除了宰相，第二是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第三是宦官。不论在事实上，这三点区别是否有多大的本质性意义，但仅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 独裁的局面”[228]p666
“ 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于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反动也！”[228]p669
以后他在《国史新论》中观点虽然有所变化有所缓和，不再认为废除宰相就导致军队君主独裁，比如这段话“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229]p77
但大体上认为废宰相是加强君权的历史倒退的观点应该没有改变！
事实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
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超级强悍，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嘉靖时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经入阁，为人声望名誉都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只要杨一清入阁，并且当上了首辅，那么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着当时的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指示一批言官纷纷弹劾费宏，最后费宏终于承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
费宏去职以后，按照威望资历就自然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不经过推选，或者至少不经过内阁首辅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来直接让自己的亲信进入内阁的，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的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 ”。[243]p122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以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244]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乘机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是没有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是靠讨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过一翻周折，才当上了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他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策略，从迎合讨好皇帝转变为竭力讨好迎合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的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远扬、形象败坏、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嘉靖来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 ”[243]p266，结果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之后，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然因为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回家，但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再回家乡逍遥度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
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这两人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
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这根本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类似宰相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锦衣卫，东厂 杜车别
锦衣卫，东厂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 ”。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 ”[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 ”。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 ”[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明朝宦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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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
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
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如果和我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229]p148-p149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前面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我们在前面讨论明代财政问题的时候，已经做过对比。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情形。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这种对文官刻意笼络优待的手段，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证，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显得更有力。那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辙，不延续宋代的这种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光有好处，没有坏处。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坏处，而且坏处也相当大。用笼络优待的手段换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光是优厚的俸禄，那倒也还罢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税多，财政收入多了，给的俸禄多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要命的是还有所谓不杀文官的传统。腐败了不能杀；渎职了不能杀，还有许多问题上，皇帝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官集团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约束。懒散懈怠，玩忽职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贪污渎职，等等是少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多了，国家控制的钱是多了，但要想靠这么一只极端散漫缺乏约束的文官队伍，把这些财政收入有效的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强大的军队，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边的侵略者打不进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一种官员犯了罪，也受不到应有惩罚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习于安乐、软弱涣散的风气。这如此风气弥漫的国家，难以把强大的财力切实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费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挡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挡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如果和我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229]p148-p149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前面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我们在前面讨论明代财政问题的时候，已经做过对比。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情形。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这种对文官刻意笼络优待的手段，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证，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显得更有力。那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辙，不延续宋代的这种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光有好处，没有坏处。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坏处，而且坏处也相当大。用笼络优待的手段换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光是优厚的俸禄，那倒也还罢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税多，财政收入多了，给的俸禄多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要命的是还有所谓不杀文官的传统。腐败了不能杀；渎职了不能杀，还有许多问题上，皇帝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官集团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约束。懒散懈怠，玩忽职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贪污渎职，等等是少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多了，国家控制的钱是多了，但要想靠这么一只极端散漫缺乏约束的文官队伍，把这些财政收入有效的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强大的军队，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边的侵略者打不进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一种官员犯了罪，也受不到应有惩罚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习于安乐、软弱涣散的风气。这如此风气弥漫的国家，难以把强大的财力切实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费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挡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挡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政治上超前的进步与宋明灭亡的关系
宋代明代的这些政治现象，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 ”，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发达的经济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朝明朝问题的症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论者所谓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什么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如果把当时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个三岁小孩，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我们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军力的社会，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来向外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民主化开放化自由化宽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称羡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这些东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之间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过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剧却恰恰是因为过去资待社会长期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就调用社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到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这个事物成长的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经得起风雨，更受的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的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的互动循环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过去传统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都可以当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传统封建领主残余制度的阻挠等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同样国王的力量也还相当强大，可以解散议会（中国宋朝明朝的皇帝却没有办法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中国明代的皇帝则连这样的脑筋都不能动，可以自己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权力去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显得坎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 ’”[246]p45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246]p48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错误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所谓的“ 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这是他们的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中国和同期的西方相比，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也导致社会更脆弱，更难于抵抗外来的侵略，意外灾难的打击。
再比如他们对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评价，说王阳明学派“‘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如同侏儒与巨人的相比，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再比如说令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显然也是建立一些误会和错觉的基础上。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王阳明学派的思想（广义的说应该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的思想，李贽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这点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呢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有些误会。造成这种误会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并非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与正统和权力处于一致的地位，他们当然就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至于第三点，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这和前面的也有联系
一方面是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地方割据势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中央已经有了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个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乱涣散，无法象现代国家一样形成一致统一的力量，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结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就如汉末还有众多军阀，唐末还有五代十国，外力侵略征服了一个地方，不等于能够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区的抵抗就不成气候，冰销瓦解。
这也是宋朝和明朝轻易就被外来野蛮民族全盘攻占的原因
总结上面的三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个妇女怀孕,结果这个胎儿把母亲获取的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了过去,结果长的过度肥大，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注定是难产了，生不下来.宋朝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也类似.
六、结语
但是如果在周边地区没有强大野蛮民族政权力量的情况下，即便宋朝明朝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导致难产了，甚至如明朝国家彻底发生动荡，政权被内部叛乱分子颠覆。那么动荡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锻炼，进一步更健康的成长，中国发展的轨道决不会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国家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周边都有处于强势的野蛮民族的政权力量。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野蛮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为什么说野蛮民族的侵略彻底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满清和明朝之间本质性的几大区别，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述，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内容。这里的论述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还有，就是周边野蛮民族在征服过程中使用大屠杀的野蛮策略，没攻克一个地方，就大量屠杀当地居民，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和战争潜力，所以蒙古，清越战越强，而宋明越战越弱。比如南宋联蒙灭金，攻下开封，洛阳等地后发现全是空城，可见蒙古对金国的屠城政策是多么野蛮，其他蒙古对西夏，中亚等发达文明的大屠杀和灭绝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什么天骄，英主，民族英雄，一屠夫而已。
宋明的外交策略也是幼稚的，比如北宋联金灭辽，结果自己也被金灭了，被迫南迁，后来还不吸取教训，联蒙灭金，最后导致自己灭亡。宋两次都把汉化程度以深，和自己友好相处了百年的北方邻国给推向灭亡。而没有看到更野蛮的金和蒙。大明崇祯年间内政外交的失误更是接连不断，好像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可叹。
(2007-03-08 08:37:46)
宋代明代的这些政治现象，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 ”，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发达的经济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朝明朝问题的症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论者所谓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什么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如果把当时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个三岁小孩，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我们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军力的社会，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来向外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民主化开放化自由化宽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称羡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这些东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之间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过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剧却恰恰是因为过去资待社会长期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就调用社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到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这个事物成长的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经得起风雨，更受的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的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的互动循环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过去传统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都可以当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传统封建领主残余制度的阻挠等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同样国王的力量也还相当强大，可以解散议会（中国宋朝明朝的皇帝却没有办法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中国明代的皇帝则连这样的脑筋都不能动，可以自己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权力去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显得坎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 ’”[246]p45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246]p48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错误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所谓的“ 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这是他们的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中国和同期的西方相比，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也导致社会更脆弱，更难于抵抗外来的侵略，意外灾难的打击。
再比如他们对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评价，说王阳明学派“‘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如同侏儒与巨人的相比，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再比如说令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显然也是建立一些误会和错觉的基础上。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王阳明学派的思想（广义的说应该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的思想，李贽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这点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呢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有些误会。造成这种误会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并非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与正统和权力处于一致的地位，他们当然就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至于第三点，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这和前面的也有联系
一方面是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地方割据势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中央已经有了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个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乱涣散，无法象现代国家一样形成一致统一的力量，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结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就如汉末还有众多军阀，唐末还有五代十国，外力侵略征服了一个地方，不等于能够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区的抵抗就不成气候，冰销瓦解。
这也是宋朝和明朝轻易就被外来野蛮民族全盘攻占的原因
总结上面的三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个妇女怀孕,结果这个胎儿把母亲获取的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了过去,结果长的过度肥大，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注定是难产了，生不下来.宋朝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也类似.
六、结语
但是如果在周边地区没有强大野蛮民族政权力量的情况下，即便宋朝明朝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导致难产了，甚至如明朝国家彻底发生动荡，政权被内部叛乱分子颠覆。那么动荡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锻炼，进一步更健康的成长，中国发展的轨道决不会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国家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周边都有处于强势的野蛮民族的政权力量。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野蛮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为什么说野蛮民族的侵略彻底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满清和明朝之间本质性的几大区别，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述，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内容。这里的论述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还有，就是周边野蛮民族在征服过程中使用大屠杀的野蛮策略，没攻克一个地方，就大量屠杀当地居民，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和战争潜力，所以蒙古，清越战越强，而宋明越战越弱。比如南宋联蒙灭金，攻下开封，洛阳等地后发现全是空城，可见蒙古对金国的屠城政策是多么野蛮，其他蒙古对西夏，中亚等发达文明的大屠杀和灭绝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什么天骄，英主，民族英雄，一屠夫而已。
宋明的外交策略也是幼稚的，比如北宋联金灭辽，结果自己也被金灭了，被迫南迁，后来还不吸取教训，联蒙灭金，最后导致自己灭亡。宋两次都把汉化程度以深，和自己友好相处了百年的北方邻国给推向灭亡。而没有看到更野蛮的金和蒙。大明崇祯年间内政外交的失误更是接连不断，好像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可叹。
(2007-03-08 08:37:46)
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来看为什么说鲁迅是民族魂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4-9-18 20:14:00
因为鲁迅是最彻底的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本来精神的人物,说他是民族魂,半点没有错。
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的人，翻开鲁迅全集，鲁迅痛诋中国文化的言辞随处可见。但如果一个人真能够把鲁迅全集仔细读个五六遍，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有些人所表面想象的那样，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在有些人的理解中中国的文化只有丑陋肮脏的孔孟之道,只有那种儒家的奴才文化。所以鲁迅对孔孟之道的抨击，鲁迅对吃人文化的抨击就成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证据
但事实上，墨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他比孔子伟大的多！韩非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庄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同样抨击孔孟的汉朝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明朝公然提倡人要自私的李贽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黄宗羲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下就阉割成孔子的奴才文化，才是真正令人痛心,，而鲁迅对这种被阉割过的中国文化的抨击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拯救而不是摧毁
中国自先秦开始的文化一直是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不是排斥异己,闭关自守,中国一向是善于从别的民族吸取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经过改造融入自己文化的血脉,而不是象满清那样封闭僵化
佛教本来是印度的，但到了中国,经过改造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的故事一直被中国人传诵，到了明朝，更是被写成西游记,难道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而有些人硬要把被满清阉割后那种封闭的奴才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本身,把对这种文化的抨击当成是对中国文化的污蔑，实在是和满清的思维和民国时期的某些鼓吹孔孟之道的军阀一鼻孔出气
鲁迅所抨击的中国文化也正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而在内心深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几乎是所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中最扎实最深厚的，如果说他真是厌恶和鄙视中国文化，那还会如此么？
其实要了解鲁迅的思想，《文化偏至论》是必须要仔细读的，《文化偏至论》中的核心思想终鲁迅一生也没有改变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编的收入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文集《坟》的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
明确的说他自己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就是依然认为里面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究竟表达的是什么观点呢？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③，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④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⑤，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中国文明自古发达，自尊自大傲睨万物，也是理之常情
他质疑“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 ⑦，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⑧，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
他抨击
“ 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⒁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
而提出问题“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
最后鲁迅得出的结论是“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 (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显然鲁迅希望的是中国“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而把那些对中国固有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人称为辁才小慧之徒，至伪而偏。
那么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一段时期，鲁迅却反而自己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彻底抨击呢？
鲁迅之所以对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彻底的抨击，更主要的还是愤激于中国文化被那些统治者，满清走狗，军阀用来作为维护他们僵化丑恶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化已经根本被这些人所玷污，所以他才毫不留情，对所谓的中国的文化进行的全面抨击，而他所抨击的也正如我前面所说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
要理解鲁迅这种似乎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言论，可以看一下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中他说
“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段话鲁迅说的是古人，其实也在说他自己，我们完全可以代入一下，来说鲁迅自己
“鲁迅的罪名，一向说他鼓吹取消中国文化。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满清时代以及民国时代，崇尚中国文化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的。表面上毁坏中国文化者，实则倒是承认中国文化，太相信中国文化。因为满清时代所谓崇尚中国文化，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康熙雍正乾隆制造文字狱，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其中一部份都是打着维护中国的文化伦理纲常为旗号，但实在满清何尝特别厚爱中国文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阉割成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阉割成吃人文化，然后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中国文化，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甚至于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中国文化，当作宝贝，比满清的走狗和遗民们要迂执得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也是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出于这样的缘故，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抨击，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痛恨，还不如说是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对中国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热爱，那早就麻木不仁了，还会痛心于“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吗？
至于中国文化对待鲁迅的真正的影响，鲁迅对待中国的文化的态度，其实还是可以在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以及他的一些小说中到蛛丝马迹的
比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他自己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４〕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的孔孟，在鲁迅看来，恰恰和他是不相干的，而庄周韩非的影响对他反而要大的多，尽管鲁迅这里所说的影响是消极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了？总之绝对不是和他不相干的孔孟。
而且中国文化对待鲁迅全是消极影响么，肯定也不是，至少墨子和大禹始终是鲁迅推崇的中国古人，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看见鲁迅对这两个人有过任何不敬之辞，相反任何对这两个人的亵渎之辞，鲁迅几乎都是马上奋袂而起进行反驳和攻击的
鲁迅非常崇敬的古人不多,但大禹肯定在其中,墨子也肯定在其中，在鲁迅看来，正是大禹墨子这样的人物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代表，他对孔孟的猛烈抨击，并不是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恰恰是还原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中国的文化本来经过满清的阉割已经彻底论为一种奴才文化，而鲁迅的作用正是彻底摧毁被满清阉割后的奴才文化，而还原中国文化真正的面目,他赞颂的是中国有骨气的人物,赞颂的是那些硬骨头的人物,鲁迅对方孝孺,对那些中国历史中宁折不弯的人物一向是赞颂有加,即便这些人的思想他并不接受,而对满清篡改古籍,使人们觉得中国历史上似乎都是些没有骨气的人的行经深恶痛绝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
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 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 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
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
很显然鲁迅所批判的，所攻击的就是被满清阉割凌迟后的中国文化，他所做的恰恰是恢复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
。
认为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鲁迅为什么如此敌视顾颉刚,恰恰就是因为顾颉刚考证什么大禹是一条虫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触怒了他
其实能够真正比较全面的反映鲁迅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一书能最充分的说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故事新编中的故事都是古人的故事，而这些人才是鲁迅真正所认可的中国文化,
鲁迅在《理水》中就对说禹是一条虫的说法进行了辛辣讽刺
“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
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其实《故事新编》很有意思，《采薇》说的是叔齐,伯夷,抛开这两个人迂腐的思想不说，鲁迅所歌颂的正是这两个人不苟且，不敷衍，宁可为自己信念而死, 也决不自欺欺人的偷生,而讽刺的是他结尾说的那样一些人“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铸剑》歌颂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刺客反抗独夫暴君的传统文化，这个故事基本内核完全是忠实按照古书里的故事,但里面鲁迅自己编写的歌倒是起了点题的作用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民萌”在鲁迅全集里似乎没有注释，但我记得这个词应该是出自墨子吧，似乎意思是说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君主是人民和他订下契约，让他来治理好国家的，如果这个君主不行，那就应该换一个人来，似乎是墨子里用来给君下定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但是好象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词语，用google搜索一下发现贾谊有过解释
“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
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反抗的精神和复仇的精神，鲁迅在《女吊》中则更加明确的提出来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王思任（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非攻》的故事则完全是按照墨子上的记载，里面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上找到，鲁迅似乎就是把他们翻译成白话，
比如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５〕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６〕墨子说
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奔月》说的是后羿，《出关》说的是老子,《补天》说的是女娲，《起死》说的庄子
看了故事新遍，基本可以明白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总而言之绝对不是那种被满清阉割了的奴才主子文化，吃人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孔孟之道。故事新编里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
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鲁迅更直露更明白的的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信心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些话，就是今天来看，依然是铿锵有力，令人激奋。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就可非常清楚明白的知道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所致力于的正是彻底消灭毁弃被满清阉割凌迟后蜕变为奴才文化走狗文化吃人文化的中国文化，而真正取今复古，恢复中国文化之固有血脉，用他的话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得“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因为鲁迅是最彻底的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本来精神的人物,说他是民族魂,半点没有错。
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的人，翻开鲁迅全集，鲁迅痛诋中国文化的言辞随处可见。但如果一个人真能够把鲁迅全集仔细读个五六遍，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有些人所表面想象的那样，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在有些人的理解中中国的文化只有丑陋肮脏的孔孟之道,只有那种儒家的奴才文化。所以鲁迅对孔孟之道的抨击，鲁迅对吃人文化的抨击就成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证据
但事实上，墨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他比孔子伟大的多！韩非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庄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同样抨击孔孟的汉朝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明朝公然提倡人要自私的李贽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黄宗羲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下就阉割成孔子的奴才文化，才是真正令人痛心,，而鲁迅对这种被阉割过的中国文化的抨击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拯救而不是摧毁
中国自先秦开始的文化一直是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不是排斥异己,闭关自守,中国一向是善于从别的民族吸取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经过改造融入自己文化的血脉,而不是象满清那样封闭僵化
佛教本来是印度的，但到了中国,经过改造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的故事一直被中国人传诵，到了明朝，更是被写成西游记,难道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而有些人硬要把被满清阉割后那种封闭的奴才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本身,把对这种文化的抨击当成是对中国文化的污蔑，实在是和满清的思维和民国时期的某些鼓吹孔孟之道的军阀一鼻孔出气
鲁迅所抨击的中国文化也正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而在内心深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几乎是所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中最扎实最深厚的，如果说他真是厌恶和鄙视中国文化，那还会如此么？
其实要了解鲁迅的思想，《文化偏至论》是必须要仔细读的，《文化偏至论》中的核心思想终鲁迅一生也没有改变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编的收入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文集《坟》的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
明确的说他自己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就是依然认为里面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究竟表达的是什么观点呢？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③，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④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⑤，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中国文明自古发达，自尊自大傲睨万物，也是理之常情
他质疑“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 ⑦，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⑧，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
他抨击
“ 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⒁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
而提出问题“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
最后鲁迅得出的结论是“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 (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显然鲁迅希望的是中国“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而把那些对中国固有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人称为辁才小慧之徒，至伪而偏。
那么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一段时期，鲁迅却反而自己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彻底抨击呢？
鲁迅之所以对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彻底的抨击，更主要的还是愤激于中国文化被那些统治者，满清走狗，军阀用来作为维护他们僵化丑恶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化已经根本被这些人所玷污，所以他才毫不留情，对所谓的中国的文化进行的全面抨击，而他所抨击的也正如我前面所说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
要理解鲁迅这种似乎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言论，可以看一下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中他说
“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段话鲁迅说的是古人，其实也在说他自己，我们完全可以代入一下，来说鲁迅自己
“鲁迅的罪名，一向说他鼓吹取消中国文化。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满清时代以及民国时代，崇尚中国文化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的。表面上毁坏中国文化者，实则倒是承认中国文化，太相信中国文化。因为满清时代所谓崇尚中国文化，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康熙雍正乾隆制造文字狱，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其中一部份都是打着维护中国的文化伦理纲常为旗号，但实在满清何尝特别厚爱中国文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阉割成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阉割成吃人文化，然后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中国文化，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甚至于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中国文化，当作宝贝，比满清的走狗和遗民们要迂执得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也是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出于这样的缘故，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抨击，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痛恨，还不如说是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对中国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热爱，那早就麻木不仁了，还会痛心于“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吗？
至于中国文化对待鲁迅的真正的影响，鲁迅对待中国的文化的态度，其实还是可以在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以及他的一些小说中到蛛丝马迹的
比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他自己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４〕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的孔孟，在鲁迅看来，恰恰和他是不相干的，而庄周韩非的影响对他反而要大的多，尽管鲁迅这里所说的影响是消极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了？总之绝对不是和他不相干的孔孟。
而且中国文化对待鲁迅全是消极影响么，肯定也不是，至少墨子和大禹始终是鲁迅推崇的中国古人，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看见鲁迅对这两个人有过任何不敬之辞，相反任何对这两个人的亵渎之辞，鲁迅几乎都是马上奋袂而起进行反驳和攻击的
鲁迅非常崇敬的古人不多,但大禹肯定在其中,墨子也肯定在其中，在鲁迅看来，正是大禹墨子这样的人物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代表，他对孔孟的猛烈抨击，并不是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恰恰是还原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中国的文化本来经过满清的阉割已经彻底论为一种奴才文化，而鲁迅的作用正是彻底摧毁被满清阉割后的奴才文化，而还原中国文化真正的面目,他赞颂的是中国有骨气的人物,赞颂的是那些硬骨头的人物,鲁迅对方孝孺,对那些中国历史中宁折不弯的人物一向是赞颂有加,即便这些人的思想他并不接受,而对满清篡改古籍,使人们觉得中国历史上似乎都是些没有骨气的人的行经深恶痛绝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
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 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 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
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
很显然鲁迅所批判的，所攻击的就是被满清阉割凌迟后的中国文化，他所做的恰恰是恢复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
。
认为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鲁迅为什么如此敌视顾颉刚,恰恰就是因为顾颉刚考证什么大禹是一条虫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触怒了他
其实能够真正比较全面的反映鲁迅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一书能最充分的说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故事新编中的故事都是古人的故事，而这些人才是鲁迅真正所认可的中国文化,
鲁迅在《理水》中就对说禹是一条虫的说法进行了辛辣讽刺
“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
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其实《故事新编》很有意思，《采薇》说的是叔齐,伯夷,抛开这两个人迂腐的思想不说，鲁迅所歌颂的正是这两个人不苟且，不敷衍，宁可为自己信念而死, 也决不自欺欺人的偷生,而讽刺的是他结尾说的那样一些人“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铸剑》歌颂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刺客反抗独夫暴君的传统文化，这个故事基本内核完全是忠实按照古书里的故事,但里面鲁迅自己编写的歌倒是起了点题的作用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民萌”在鲁迅全集里似乎没有注释，但我记得这个词应该是出自墨子吧，似乎意思是说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君主是人民和他订下契约，让他来治理好国家的，如果这个君主不行，那就应该换一个人来，似乎是墨子里用来给君下定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但是好象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词语，用google搜索一下发现贾谊有过解释
“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
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反抗的精神和复仇的精神，鲁迅在《女吊》中则更加明确的提出来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王思任（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非攻》的故事则完全是按照墨子上的记载，里面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上找到，鲁迅似乎就是把他们翻译成白话，
比如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５〕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６〕墨子说
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奔月》说的是后羿，《出关》说的是老子,《补天》说的是女娲，《起死》说的庄子
看了故事新遍，基本可以明白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总而言之绝对不是那种被满清阉割了的奴才主子文化，吃人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孔孟之道。故事新编里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
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鲁迅更直露更明白的的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信心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些话，就是今天来看，依然是铿锵有力，令人激奋。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就可非常清楚明白的知道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所致力于的正是彻底消灭毁弃被满清阉割凌迟后蜕变为奴才文化走狗文化吃人文化的中国文化，而真正取今复古，恢复中国文化之固有血脉，用他的话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得“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姜文是天才，李安是人才，陈凯歌张艺谋之类是“奴”才
“奴”才用在这里并非是政治术语，而是对才华的一个分类。陈凯歌张艺谋在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兢兢业业的表现别人的思想，别人的眼光的时候可以有些模样；一旦需要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境，趣味的时候，就不行。一旦他们真要表达自己，他们的电影就成了不伦不类的畸形。
尤其是张艺谋这样的，苦心揣摩西方人颁奖的口味，揣摩市场的趣味，嗅觉比较敏锐，削尖了自己的脑袋去拍摄那些可以在西方获奖的片子，或者按照吸引眼球的固定配方炮制商业大片，是有他的能力的。
但他们缺乏那种本质性的，独创性的才华，相反他们拍摄任何电影都带着一股令人厌恶的媚气奴气腐气，那种由骨子里低三下四迎合讨好的欲望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刻意造作与僵硬。这从他们前期那些广受赞誉广受好评的电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们不是艺术家，甚至不是有独立个性的人，而只是机者。他们投机的心理，迎合的奴气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迎合的对象在不断改变，以前可能是西方的颁奖机构，现在是所谓的市场。
他们也有才华，可以名之为“奴”才
李安在用心努力之下，可以把自己的意境，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领悟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像样了，但缺少那种磅礴，喷发的，生动，横溢的灵气。所以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很痛苦，而拍完之后得到的成果也还能够满意。他缺乏神来之笔，没有令人惊叹的想像，也不能凌驾于常人的高度上给人震慑惊喜。但是能给人看电影时期望中的一些满足，通过痛苦的努力能把他自己希望表达的一个故事讲的气完神足。但也因为他的才华是平庸的，所以他也只能满足于这一点，象他拍色戒，从宣传介绍的情况来看，不得不用大量的色情戏喧宾夺主才能表达他的意图思想，本身就说明他才力的有限。他的电影容易被西方理解欣赏，本身也是因为他的平庸，而并非是他的卓越。
而姜文是天才，他可以天马行空，他可以不拘一格，他可以纵横恣肆，他能把自己的体验，自己感觉，自己的洞察，在观众心里搅动起酣畅淋漓的波澜。他能把任何故事，都带上他自己最强烈的个人烙印。他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充满了活跃的思想，奔放的情感，惊人的想像，充满了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他拍摄的电影，可以让人感叹，原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时代背景，居然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来叙述，让人意想不到，可最后却又不得不信服。预料现在还没有放映的《太阳照常升起》也会如此。
他的电影不是思想的图解，不是概念的堆彻，不存在任何的说教，但却又能给看电影的人的思想以新鲜猛烈的刺激。他的电影奔放处如同云涌海荡，野马狂驰的交响曲，微妙处却又只有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浸淫生长的人才能体会。比所谓艺术片更能体现电影之为艺术的本质，比商业片更能产生激荡人心的效力，这不是刻意的迎合，精心的雕琢就能做到的，必须有天赋的才华，以及对电影本身最大的热情才能实现。所以姜文是天才。
西方的那些奴才在姜文面前只是侏儒，他们没有资格来评价姜文电影的价值，正如他们永远也看不懂红楼梦一样。
尤其是张艺谋这样的，苦心揣摩西方人颁奖的口味，揣摩市场的趣味，嗅觉比较敏锐，削尖了自己的脑袋去拍摄那些可以在西方获奖的片子，或者按照吸引眼球的固定配方炮制商业大片，是有他的能力的。
但他们缺乏那种本质性的，独创性的才华，相反他们拍摄任何电影都带着一股令人厌恶的媚气奴气腐气，那种由骨子里低三下四迎合讨好的欲望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刻意造作与僵硬。这从他们前期那些广受赞誉广受好评的电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们不是艺术家，甚至不是有独立个性的人，而只是机者。他们投机的心理，迎合的奴气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迎合的对象在不断改变，以前可能是西方的颁奖机构，现在是所谓的市场。
他们也有才华，可以名之为“奴”才
李安在用心努力之下，可以把自己的意境，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领悟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像样了，但缺少那种磅礴，喷发的，生动，横溢的灵气。所以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很痛苦，而拍完之后得到的成果也还能够满意。他缺乏神来之笔，没有令人惊叹的想像，也不能凌驾于常人的高度上给人震慑惊喜。但是能给人看电影时期望中的一些满足，通过痛苦的努力能把他自己希望表达的一个故事讲的气完神足。但也因为他的才华是平庸的，所以他也只能满足于这一点，象他拍色戒，从宣传介绍的情况来看，不得不用大量的色情戏喧宾夺主才能表达他的意图思想，本身就说明他才力的有限。他的电影容易被西方理解欣赏，本身也是因为他的平庸，而并非是他的卓越。
而姜文是天才，他可以天马行空，他可以不拘一格，他可以纵横恣肆，他能把自己的体验，自己感觉，自己的洞察，在观众心里搅动起酣畅淋漓的波澜。他能把任何故事，都带上他自己最强烈的个人烙印。他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充满了活跃的思想，奔放的情感，惊人的想像，充满了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他拍摄的电影，可以让人感叹，原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时代背景，居然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来叙述，让人意想不到，可最后却又不得不信服。预料现在还没有放映的《太阳照常升起》也会如此。
他的电影不是思想的图解，不是概念的堆彻，不存在任何的说教，但却又能给看电影的人的思想以新鲜猛烈的刺激。他的电影奔放处如同云涌海荡，野马狂驰的交响曲，微妙处却又只有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浸淫生长的人才能体会。比所谓艺术片更能体现电影之为艺术的本质，比商业片更能产生激荡人心的效力，这不是刻意的迎合，精心的雕琢就能做到的，必须有天赋的才华，以及对电影本身最大的热情才能实现。所以姜文是天才。
西方的那些奴才在姜文面前只是侏儒，他们没有资格来评价姜文电影的价值，正如他们永远也看不懂红楼梦一样。
关于《明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一文的一些解说
作者 杜车别
没有不灭的朝代，明朝也不例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亡了不奇，不亡才可怪。许多人的意思，奇怪的事情才应该卖力去探究原因，一个朝代的灭亡，本理所当然。真要说原因，也不过是皇帝残暴无能，社会腐败，如此而已。这解释如同万能灵药，无往不利。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
满意自然可以满意，但这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人总是要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分析其死亡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不去研究死亡的内在机制。原因也好，机制也好，都应该经过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并非草率的凭借想当然就可以认定。朝代的灭亡也同样如此！
对那些越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疑问、进行分析、解释原因，对我们认识的深化，价值也越大！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物体为什么朝地上落，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余，因为这本就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在聪明人那里，一定会被当成伪问题，取消其存在意义，问这些问题的人也会被当作傻瓜对待。如果有一天东西朝天上飞，才应该问为什么。但事实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有了万有引力理论。
历史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但有些根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不满足于泛泛的解释，不用所谓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麻痹思维，于不疑处见可疑，于不奇处见可奇，对那些深入人心习以为常金科玉律的结论，不妨抱着更谨慎的态度来审视对待，无论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能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更接近于真理一些。
把明朝的灭亡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看来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在这似乎违背许多人常识地结论背后，却自有其道理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比把问题归咎于皇帝无能残暴，社会腐败的论断有着更多事实上的根据。
论证明亡原因本身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来为万历和崇祯辩白。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古人的名誉或许并不值钱，更何况只是区区两个皇帝。但在我看来，若只把古人当工具利用，视一时需要与否来决定臧否毁誉，而不付出相应的感情，不给予平等尊重，那也终究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而成一死水塘。对古人的名誉能慎重还是尽量慎重，付出这点篇幅去讨论也是应该的。
某种程度上，明朝灭亡的原因只是一条线索，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灭亡原因本身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更合理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对活着的人，我们时刻被教育着应该保持雍容有礼，谦让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对那些死掉的古人，似乎任何的讽刺挖苦嘲笑都无所谓，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俏皮睿智深刻的表现。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活人可以反击，若稍有不逊，要惹来麻烦；古人已死，不必再担心从地下爬起来有什么异议，自然少了许多忌惮。但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的历史思维方式把历史人物隔离化异类化的结果。
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乃至看到的各种书籍涉及中国历史的，几乎都是各种标签漫天飞舞，这些标签在长期定向灌输熏陶之下几乎无一例外是能够引起我们善恶判断，是非判断的条件反射。地主阶级、地主头子、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儒家思想，小农意识，东方专制、皇帝的淫威，官僚奴才的效忠，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格子网络，以封装在其内固有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固化在这套标签体系之内，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似乎也在这些标签之下得到了最廉价的解释。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官僚大臣们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或者用西方话语来说，皇帝是东方专制独裁的体现者，文官大臣都是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奴才。信奉儒家思想的文官士大夫都是迂腐僵化保守的，所以重农抑商，而皇帝尤其是朝代晚期的皇帝都是昏庸残暴的，官员都是腐败不堪的，所以逼迫农民造反，等等。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些标签中得到便宜的回答，封建思想的反动啊，儒家思想的保守啊，小农思想的狭隘啊，东方专制的扼杀活力啊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隔膜的，是另类的，某个标签就指向某种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这个机器遵循着封装在标签内的某种固定逻辑。我们审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审视的似乎并非是自己同类的活动，而仅仅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机器的活动。又如同历史成了一个正角，奸角，丑角都已经安排好指定好的戏剧，成了一个个脸谱活动的舞台。
正如对舞台上的奸角，丑角尽情的挖苦，辛辣的讽刺，猛烈的抨击不仅可以博得喝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歉疚不安反而心情愉悦一样，正因为历史人物被隔离化异类化，所以对历史人物肆无忌惮的居高临下的挖苦嘲笑讽刺，不仅是因为不必担心死人的回击，也是因为这是内心道德感的宣泄，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快感。
马克.布罗赫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p105
而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并不理解历史，我们或许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历史事件，了解一些虚实掺杂的古人事迹。某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某个朝代实行过什么政策，某人说过什么，有过什么行为，这些我们或许都知道一些。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会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行为？我们真的知道么？或许知道的只是因为皇帝残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官僚愚昧，所以会实现某项政策，因为保守力量太强大，所以某个改革会失败，因为儒家思想反动，所以会有某人的言论行为。
残暴、愚昧、保守、反动这些词汇如同隔离电网一样，把历史和古人隔离进了麻风病院或关押野兽的铁笼。
钱穆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
而把历史当成戏剧赏鉴，把古人当成愚昧或反动的怪物看待，正是戕害了历史的生命，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把历史看成角色分配好的脸谱化戏剧，结果只能是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现实。一个现实的恶棍看戏剧，也会被痛恨戏剧里的坏蛋，但并不妨碍他看完戏剧之后作恶。很简单因为脸谱化的戏剧阻断了他看到坏蛋作恶自我辩护的合理理由，而现实他作恶时候是会给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所以无法把自己与戏剧里的坏蛋对应起来。
而合理的情形，是即便痛恨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痛恨，即便憎恶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憎恶。正如我们自己的体验，做下某种错事，某件恶事，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反省的时候产生的对自己的痛恨一样。
许多人有嘲笑，抨击，讽刺，挖苦历史古人的癖好，当然这是每个人心性，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古人也有理可说，我们既然是现代的人，就当应该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古人，乃至批判古人，否则岂非枉为现代人，岂非对不起这流逝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的思想，现代观念应该是让你抨击，嘲笑古人更中要害，而不仅仅是堆彻一些抨击，嘲笑，挖苦的俏皮词汇
没有基本的理解，就算要抨击，要嘲笑，也不过是无力的抨击嘲笑
即使要批判荒谬，也必须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如果不能体会到合理，也无法真正批判其荒谬之处。正如你要反驳一个观点，就首先必须理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样你在反驳的时候才能给予这个观点要害致命一击。如果你不能站在支持某个观点的人的角度理解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真实理由，那么你也就根本不可能击中你所要反驳观点的要害所在。
更何况，对待历史，并非只有批判抨击一事，如果没有理解，则完全可能把原先应该赞扬的当作应该咒骂的对待，原先应该尊敬学习的，当作应该蔑视鄙夷的对待
所以，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政治标签，意识形态标签或道德标签，先不要急着去嘲笑历史人物的愚蠢迂腐昏庸或者急着去抨击历史人物的反动丑恶，而是先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揣摩一下，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如果只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同样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你是否能表现得更高明或者更高尚？历史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人，那种戏剧里自认为坏蛋或蠢货小丑的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几乎没有的，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动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理解之后，再来嘲笑挖苦抨击咒骂也未为晚也。
妨碍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因素是时间自大的心理。我所谓时间的自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完全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前进的，凡是历史上时间处于后来的社会，必定比时间上处于相对前面的社会要好，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历史完全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做着直线向前的运动，充其量只有速度快慢之分，没有迂回，没有曲折，更不存在暂时的倒退。
另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是铁定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历史不必假设，也不能假设，就是体现这种思维最著名的口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现实选择的进步道路就是唯一的进步道路，凡是偏离这条道路的，就是落后的表现。
对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的滥用，就是时间自大心理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一些西方的学者对此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如柯文说”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这批史家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二词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近代’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繁的时期）。甚至今日尽管这些词语的用法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学术著作中仍然颇为流行。很少人由于察觉到这些词语对历史研究可能为害甚烈而要求停止使用之”p54-55
“‘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写道：『‘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p90-91
柯文的说法当然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而以我的理解，“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个判断一定程度是适用于以往对明清关系的评价和研究上。在这里，所谓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就是，认定清代是明代的自然延续与发展，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更高阶段的延伸，然后拼凑史料迎合这个预定的结论，预先排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于是再根据这个结论，用清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来倒推明代，倒推的逻辑就是既然明代在时间上先于清代，那么自然在经济文化上还不如清。用清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麻木溃烂僵滞来倒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倒推的逻辑还是明代既然在时间上先予清代，那么清代的问题自然是明代种下的，如此确实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变化模式，其恶果就是导致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陷入误区。
时间的自大第二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许多人往往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模板为标尺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凡是符合西方发展道路的，则称为进步；不符合的，则一概贬低鄙斥为落后。
许多人言必称历史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的理解下，俨然成了历史宿命论的同义。，他们把历史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不仅进步本身是必然，就连实现进步的路径也成了必然，舍此一途，别无他路，任何偏离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路径，都被看成邪路，横加贬低，挖掘论证出其落后性，而所谓的标准路径其实就是西方路径。
而我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充其量也只能说人类的进步是必然，但具体实现进步的路径却是非必然，是存在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的选择，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迂回前进的可能，暂时倒退的可能，波浪起伏的可能。并且历史本身落实的可能并性非是唯一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必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因此对那些因为其他干扰而中断的文明道路，或制度演化，一概贬低，而要看到其本身也有合理的先进因素在内。
要更确切的理解这层意思，还应该引入对多元化，多样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必不可缺少的前提，生物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而周围环境变化对于生物本身来说是偶然，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没有生物的不断变异，不断衍生出丰富的多样性，那么环境的变化就注定会导致生物的灭绝。我们不能因为进化出的人类最后是这样的形态，就认为进化链条上与人类进化相隔距离远的生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看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就认为其他不作为人类食物或医药或其他间接直接用途的生物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实际上，在生物进化史，自然气候环境的一些随机变化就可能导致进化结果发生剧烈改变。
同样人类文明本身的进化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偶然随机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制因素的干扰，文明的多样性本身也是文明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因为最终是西方社会顺利步入了现代文明，并且影响了其他地区，就认为曾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制度，其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而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偶然随机因素的变动，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改变，就完全可能导致现代文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历史上非西方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西方的近代更高程度的边缘，只是某种原因中断了，如果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就有可能把原本先进的说成落后的。同样道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现代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也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使文明进一步演化。
其实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书中对多元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静止落后的文化，未必真是静止，而仅仅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 P30
并且还指出一个规律”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每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一种文化看成惰性的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这种表面上的不动性是否是由于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对其真实意义一无所知所致。因为价值标准有别于我们，这一文化是我们同一错觉的牺牲品。换言之，我们互不关心，仅仅因为我们不相像” P32-33
他最精彩的是这段指出宽容和多样性意义的话“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地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多样性使每个人有了相应的责任）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具体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朝历史的评价上，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民主程度评价。在一些人的思维里，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民主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民主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非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隋唐开端，然后发展到宋朝，再到明朝达到鼎盛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在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局限下最大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参加政府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把西方的模式，投票选举还有议会制度才当成民主，或者是更高等的民主呢？而实际上在科技不够发展，信息传递效率相当低下的情况，无论投票还是议会制度还有什么大宪章之类，所保证的也只是政治权力在上流社会，在大贵族大地主还有教会之间的分配而已，始终是寡头专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制度是走在西方前面而不是后面。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否定贬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思维误区。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阻碍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思维误区就是皇帝中心史观。许多人一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激烈批判皇权专制的人，但另一面在分析评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如果国家强大，政权有力，自然是皇帝出色；相反如果国家涣散，政权衰弱，自然就是皇帝昏庸无能。甚至有时候一些直接把他们对皇帝好坏的评价同社会发展好坏的评价挂起钩来。
当然我不否认皇帝个人在某些情况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把这种影响过于扩大，乃至普遍化，泛滥化究竟是否合适？很大程度上有些人潜意识里的皇帝中心史观是歪曲了对历史更本质的认识。
首先一个问题应该澄清，中国皇帝的权力究竟是否如一些人经常宣扬的那么巨大，那么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达到操纵决定社会每个角落的地步？提到中国古代皇帝，一些人往往把清代皇帝的权力想当然的推广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似乎就是如何独裁，如何专制，如何恣情纵欲。但真正具体考察一下历史，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专制随心所欲的皇帝，在中国古代是极少数。除了开国皇帝和朝代早期的两三个皇帝能算得上独操权柄（其实即便他们也要受到种种约束），中期晚期的皇帝在国家大事基本上没有多少独立的权力，甚至他们的私事也远非随心所欲，更不必说大量实际上沦为傀儡的皇帝。汉唐是如此，至于宋明，主要的行政权力更是控制在文官集团手中（这在我正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而即便是开国的那些皇帝，他们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独裁专制，其本质也是建立在军事管制的基础之上，和他们的皇帝身份和君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西方近代乃至现代军事独裁专政也是不乏其例，这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体的状态决定的，而并非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所能说了算的。
我觉得有必要打破那种国家如何强有力，皇帝就一定如何出色，国家如何软弱涣散，皇帝就一定如何昏庸的习惯思维套路，这有助于我们把思维聚焦在那些更能说明历史演进真相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只以个人因素来解释历史。
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盛衰本质上是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商业力量互相消长的结果。.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段也是皇帝的个人因素影响最大的时期。开国皇帝在和敌对力量作战以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中在军队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个人对军队的号召力影响力威慑力是维持统治的关键。
而随着皇帝的更替，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因为军事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逐渐消隐，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而到朝代晚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或者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皇帝个人能力出色，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权有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有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朝代晚期，即便一个皇帝本身素质再高，能力再卓越，也难以改变整个政权的下坠趋势。甚至就算把当年依靠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扭转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环境不同，所能依靠的力量也不同，受到的制约更不同。白手起家，一开始就是完全处在军事战争状态的下领导者，他需要遵守的法则就是军事暴力的法则，遇到经济问题，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遇到政治问题，他同样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束缚手脚，没有那么多忌惮顾虑去让他犹豫不决，也没有那么其他势力的牵掣。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去保护去委曲求全。
然而处于朝代晚期的皇帝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运转了百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行政管理系统，整个政府的运行，国家的资源的调用依靠的也早就不是军事手段，而是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制度的惯性。皇帝想动用军队么？好的，但是军队需要军费，军费从哪里来，必须从国家税收来，而税收征调必须经过整个文官系统控制的政府。税收财政出了问题，你皇帝再有才能品德再高尚也没有办法。如果直接绕开政府，让军队自己筹集军费，那么军队还会受你皇帝控制么？如果再彻底一点，抛开整个政府系统乃至现有的军事系统，再白手起家，皇帝建立自己带出来的军队，建立自己在军队中的直接人际网络关系，然后再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进行直接军事管制，那问题是要克服多少的道德顾虑，思想顾虑，要触犯多少既得利益者？？
开国皇帝之所以白手起家，大部分情况下，本身就是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而非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环境已经逼迫得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多抛弃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太多沉重得包袱，而朝代晚期的皇帝却并非如此。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夹杂在一起的局面，他们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利用这些资源的条件就是他要遵守已经形成了固定规则，他不能违反这些规则，为了突破这些规则，完全放弃现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决断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朝代晚期的皇帝想要真正扭转政权衰弱的趋势，需要得不仅是和开国皇帝一样高的军事能力，领导能力，还需要更大的魄力，更深的政治洞察力。而这样的人恐怕只能到神话里去寻找，更不可能是与民间隔绝的皇宫高墙下所能培养出来的。
一个政权的状态，一个时代的局面，是在众多巨大的力量合力之下造就的，过度聚焦于皇帝的个人作用，也就必然忽视了造就一个时代状况那些巨大合力的真正根源。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篇幅解脱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对明末局面的责任。我希望打破一种偏见，认为国家政权局势恶化，就一定是皇帝能力或道德糟糕，事实表明，未必如此。
当然为古代的皇帝辩护，不过是还原皇帝的真面目，不必把皇帝妖魔化，怪物化，但决不是说认为现代社会皇帝或者和皇帝类似的角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马克思赞扬过奴隶社会（尽管我对这个概念有疑问）的进步作用，赞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作用，但恰恰他本人对奴隶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相当猛烈的。所以站在现代人思维的高度批判一个对象，与给这个对象历史上的正面的评价或者公正的判断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写到这里，也应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一下。我上面似乎似乎都是在分析设想别人已经犯的或者可能犯的种种偏见种种错误和可能的思维误区。不可否认，我之所以要写这些文章，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前人对万历，崇祯两位皇帝的指责，以及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存在许多偏见谬误，正因为如此，驳斥了许多，并且想表达一些自己认为更正确的观点。
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未必真的是正确。我认为别人是偏见谬误，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同样也会认为我是偏见谬误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更容易看到别人犯下的错误毛病，断章取义啊，以偏概全啊，双重标准啊，自相矛盾啊，先定结论再搜罗证据以附会啊等等。当持有和我们不同观点的人犯下这些毛病时，在我们眼里可以显得格外显眼刺目，我们可以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毛病挑出来，然后得意的加以讽刺嘲笑挖苦，然而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会犯下这些毛病。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相信自己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个理智的人也必然会清醒的知道，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都会因为思维定势，信息不完全，情绪化的作用，等等因素导致自己得出的论断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终极的完全的真理的。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可以一个个列举出来，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还是现代的，古代的，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符合那种绝对客观公正理性审慎的标准，那样的历史学家在地球上从来不存在，每个人对历史的评价总会受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个人偏好的左右
每个人因为人生经历的不同，所接受到知识的不同，看待问题所选取的立足点的不同，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不同，以及大脑生理上的个体差异，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喜恶，有着自己的爱憎，有着自己的偏好也有着受周围的环境熏染以及人生的经历磨练而逐渐形成的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倾向性，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客观理智冷静的判断分析，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可能是情绪冲动左右了我们的理智。
就以我自己而论，我必须承认，看待历史我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我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历史人物。有些历史人物，我喜欢并且尊敬；有些历史人物，我同情并且理解；再有些历史人物，我憎恨并且厌恶。可能在自己思想的不同阶段，自己知识增长的不同阶段。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甚至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憎恨厌恶的，现在可能同情理解；原先敬仰崇拜的，现在反而成了厌恶的对象。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的时候，带着感情色彩，这点本身却从来没有变化。《明亡》一文谈的是明朝，明朝的皇帝，明朝的历史，我在前面一直说，要对这些包括皇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要有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能把他们看成异类，不能一味的抨击挖苦责骂。但扪心自问一下，如果现在谈论的是清朝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我又会什么态度呢？客观的说，我是不会再提倡什么宽容和理解的，相反抨击的越猛烈，嘲笑的越淋漓，挖苦的越刻薄，我就会越痛快。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当，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双重标准。相反会认为这样本身就是最大的理解，这本身就是清朝的那些人物应该受到的待遇。我现在这么陈述，本身也坚信这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从这些成见出发去知人论世，去评价历史，臧否古今。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否认这一点，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成见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它所指向的结论，也未必就完全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智能的一个优越性，它能提高人的思维速度，提高思维效率，在最快的时间内，让人明确的指向一个结论，而省却按部就班的步骤。而这一点，本身是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不可缺少，甚至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与其刻意回避成见，回避各种倾向性情绪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人思维的干扰，不如正视它们的作用。成见能够让我们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思维快速的指向某个论断，但本身却不能提供这个论断充分翔实的证明。只有正视成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论证成见的过程中，也能看到那些可能否定成见的事实和证据，并对它们的意义作更深入的思考，或者更坚定自己的成见，或者产生怀疑并且不排除得到与原先成见相反的论断，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驾驭成见，更好的利用成见，而不是让自己变为成见的奴隶，这应该说是每个想让自己的思维更接近真理，而不仅仅满足于躺在自己和别人编织的教条上悠闲度日的人所趋向的目标。但这只能作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不能成为对别人的说教。因为成见本身并不能成为罪状，当你觉得别人的成见不够公正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成见导致的认识。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具体的指出别人的论证逻辑上有什么错误，事实上有什么错误，用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别人的成见是偏见。至于笼统的指责别人有成见，或者要求别人没有成见，这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往往幻想着有一个人能绝对的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且最后得出得观点结论还能与自己的观点大致吻合，然而这不过是虚悬的极境空想，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实现的必要性。
成见能让我们迅速的达到结论，但也让我们容易陷入谬误的迷宫而不能自拔，更好的应对成见的办法，并不是设立一个悬浮在虚无缥缈，无可捉摸也无从验证的所谓绝对客观公正的境地，割断七情六欲，抹去喜怒爱憎，放弃固有的知识经验，取消个人的立场和思维，让人们的头脑向这个虚无的境地靠拢汇合，最后达到千百万个头脑如同一个头脑，千百万人的声音就是一个声音。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无论这最后达到的一个头脑，一个声音，如何完美符合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标准；如何不搀杂一丝一毫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见；如何严格的遵循从事实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一个事先完全没有预定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不必强求也不应该强求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评价历史的观点都如出一辙，都一样的平和公正。更好的应对偏见的办法是让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成见有更多的交流，争论，碰撞的机会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观点的多元化，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人们的思想自然能更逼近对真理的认识。真正的客观公正，只有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有平等的机会，充分的空间交流和争鸣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比过多说教，要求人们变得多么公正，要有效得多，也实际得多。
我没有资格断言我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对历史的解读，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到什么样的程度。但这些都有我自己真切的独立思考在内，而非人云亦云，有许多地方是和传统观点针锋相对，截然对立的。无论阅读的人最后是否接受我的观点，但我想仅仅从提供一种思维的视角，增加一点对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促进观点多元化说，这文章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打破一种观点垄断人们头脑的局面，至少不同的成见多一点碰撞的机会，也从而为人们的认识更逼近真相做一点微末的贡献。
最后解释一下文章标题里说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含义。人类的政治制度从诞生开始到现在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虽然有种种起伏波澜，但总体的进步大趋势却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更广泛化，更平等化。即便是貌似截然对立的两种现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人的嘴里是自由主义），用来招徕人心的这种政治进步的标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我基于自己对宋代明代政治现实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比同期的西方更符合现代所公认的这种进步的标准。但这种进步脱节于当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所以可以称之为超前。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在应该退这一步却没有退的时候，这就可以称之为超前。我的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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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车别
没有不灭的朝代，明朝也不例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亡了不奇，不亡才可怪。许多人的意思，奇怪的事情才应该卖力去探究原因，一个朝代的灭亡，本理所当然。真要说原因，也不过是皇帝残暴无能，社会腐败，如此而已。这解释如同万能灵药，无往不利。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
满意自然可以满意，但这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人总是要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分析其死亡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不去研究死亡的内在机制。原因也好，机制也好，都应该经过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并非草率的凭借想当然就可以认定。朝代的灭亡也同样如此！
对那些越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疑问、进行分析、解释原因，对我们认识的深化，价值也越大！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物体为什么朝地上落，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余，因为这本就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在聪明人那里，一定会被当成伪问题，取消其存在意义，问这些问题的人也会被当作傻瓜对待。如果有一天东西朝天上飞，才应该问为什么。但事实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有了万有引力理论。
历史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但有些根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不满足于泛泛的解释，不用所谓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麻痹思维，于不疑处见可疑，于不奇处见可奇，对那些深入人心习以为常金科玉律的结论，不妨抱着更谨慎的态度来审视对待，无论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能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更接近于真理一些。
把明朝的灭亡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看来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在这似乎违背许多人常识地结论背后，却自有其道理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比把问题归咎于皇帝无能残暴，社会腐败的论断有着更多事实上的根据。
论证明亡原因本身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来为万历和崇祯辩白。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古人的名誉或许并不值钱，更何况只是区区两个皇帝。但在我看来，若只把古人当工具利用，视一时需要与否来决定臧否毁誉，而不付出相应的感情，不给予平等尊重，那也终究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而成一死水塘。对古人的名誉能慎重还是尽量慎重，付出这点篇幅去讨论也是应该的。
某种程度上，明朝灭亡的原因只是一条线索，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灭亡原因本身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更合理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对活着的人，我们时刻被教育着应该保持雍容有礼，谦让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对那些死掉的古人，似乎任何的讽刺挖苦嘲笑都无所谓，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俏皮睿智深刻的表现。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活人可以反击，若稍有不逊，要惹来麻烦；古人已死，不必再担心从地下爬起来有什么异议，自然少了许多忌惮。但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的历史思维方式把历史人物隔离化异类化的结果。
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乃至看到的各种书籍涉及中国历史的，几乎都是各种标签漫天飞舞，这些标签在长期定向灌输熏陶之下几乎无一例外是能够引起我们善恶判断，是非判断的条件反射。地主阶级、地主头子、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儒家思想，小农意识，东方专制、皇帝的淫威，官僚奴才的效忠，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格子网络，以封装在其内固有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固化在这套标签体系之内，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似乎也在这些标签之下得到了最廉价的解释。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官僚大臣们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或者用西方话语来说，皇帝是东方专制独裁的体现者，文官大臣都是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奴才。信奉儒家思想的文官士大夫都是迂腐僵化保守的，所以重农抑商，而皇帝尤其是朝代晚期的皇帝都是昏庸残暴的，官员都是腐败不堪的，所以逼迫农民造反，等等。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些标签中得到便宜的回答，封建思想的反动啊，儒家思想的保守啊，小农思想的狭隘啊，东方专制的扼杀活力啊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隔膜的，是另类的，某个标签就指向某种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这个机器遵循着封装在标签内的某种固定逻辑。我们审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审视的似乎并非是自己同类的活动，而仅仅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机器的活动。又如同历史成了一个正角，奸角，丑角都已经安排好指定好的戏剧，成了一个个脸谱活动的舞台。
正如对舞台上的奸角，丑角尽情的挖苦，辛辣的讽刺，猛烈的抨击不仅可以博得喝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歉疚不安反而心情愉悦一样，正因为历史人物被隔离化异类化，所以对历史人物肆无忌惮的居高临下的挖苦嘲笑讽刺，不仅是因为不必担心死人的回击，也是因为这是内心道德感的宣泄，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快感。
马克.布罗赫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p105
而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并不理解历史，我们或许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历史事件，了解一些虚实掺杂的古人事迹。某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某个朝代实行过什么政策，某人说过什么，有过什么行为，这些我们或许都知道一些。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会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行为？我们真的知道么？或许知道的只是因为皇帝残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官僚愚昧，所以会实现某项政策，因为保守力量太强大，所以某个改革会失败，因为儒家思想反动，所以会有某人的言论行为。
残暴、愚昧、保守、反动这些词汇如同隔离电网一样，把历史和古人隔离进了麻风病院或关押野兽的铁笼。
钱穆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
而把历史当成戏剧赏鉴，把古人当成愚昧或反动的怪物看待，正是戕害了历史的生命，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把历史看成角色分配好的脸谱化戏剧，结果只能是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现实。一个现实的恶棍看戏剧，也会被痛恨戏剧里的坏蛋，但并不妨碍他看完戏剧之后作恶。很简单因为脸谱化的戏剧阻断了他看到坏蛋作恶自我辩护的合理理由，而现实他作恶时候是会给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所以无法把自己与戏剧里的坏蛋对应起来。
而合理的情形，是即便痛恨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痛恨，即便憎恶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憎恶。正如我们自己的体验，做下某种错事，某件恶事，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反省的时候产生的对自己的痛恨一样。
许多人有嘲笑，抨击，讽刺，挖苦历史古人的癖好，当然这是每个人心性，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古人也有理可说，我们既然是现代的人，就当应该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古人，乃至批判古人，否则岂非枉为现代人，岂非对不起这流逝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的思想，现代观念应该是让你抨击，嘲笑古人更中要害，而不仅仅是堆彻一些抨击，嘲笑，挖苦的俏皮词汇
没有基本的理解，就算要抨击，要嘲笑，也不过是无力的抨击嘲笑
即使要批判荒谬，也必须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如果不能体会到合理，也无法真正批判其荒谬之处。正如你要反驳一个观点，就首先必须理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样你在反驳的时候才能给予这个观点要害致命一击。如果你不能站在支持某个观点的人的角度理解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真实理由，那么你也就根本不可能击中你所要反驳观点的要害所在。
更何况，对待历史，并非只有批判抨击一事，如果没有理解，则完全可能把原先应该赞扬的当作应该咒骂的对待，原先应该尊敬学习的，当作应该蔑视鄙夷的对待
所以，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政治标签，意识形态标签或道德标签，先不要急着去嘲笑历史人物的愚蠢迂腐昏庸或者急着去抨击历史人物的反动丑恶，而是先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揣摩一下，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如果只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同样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你是否能表现得更高明或者更高尚？历史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人，那种戏剧里自认为坏蛋或蠢货小丑的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几乎没有的，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动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理解之后，再来嘲笑挖苦抨击咒骂也未为晚也。
妨碍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因素是时间自大的心理。我所谓时间的自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完全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前进的，凡是历史上时间处于后来的社会，必定比时间上处于相对前面的社会要好，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历史完全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做着直线向前的运动，充其量只有速度快慢之分，没有迂回，没有曲折，更不存在暂时的倒退。
另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是铁定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历史不必假设，也不能假设，就是体现这种思维最著名的口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现实选择的进步道路就是唯一的进步道路，凡是偏离这条道路的，就是落后的表现。
对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的滥用，就是时间自大心理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一些西方的学者对此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如柯文说”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这批史家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二词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近代’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繁的时期）。甚至今日尽管这些词语的用法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学术著作中仍然颇为流行。很少人由于察觉到这些词语对历史研究可能为害甚烈而要求停止使用之”p54-55
“‘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写道：『‘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p90-91
柯文的说法当然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而以我的理解，“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个判断一定程度是适用于以往对明清关系的评价和研究上。在这里，所谓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就是，认定清代是明代的自然延续与发展，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更高阶段的延伸，然后拼凑史料迎合这个预定的结论，预先排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于是再根据这个结论，用清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来倒推明代，倒推的逻辑就是既然明代在时间上先于清代，那么自然在经济文化上还不如清。用清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麻木溃烂僵滞来倒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倒推的逻辑还是明代既然在时间上先予清代，那么清代的问题自然是明代种下的，如此确实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变化模式，其恶果就是导致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陷入误区。
时间的自大第二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许多人往往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模板为标尺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凡是符合西方发展道路的，则称为进步；不符合的，则一概贬低鄙斥为落后。
许多人言必称历史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的理解下，俨然成了历史宿命论的同义。，他们把历史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不仅进步本身是必然，就连实现进步的路径也成了必然，舍此一途，别无他路，任何偏离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路径，都被看成邪路，横加贬低，挖掘论证出其落后性，而所谓的标准路径其实就是西方路径。
而我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充其量也只能说人类的进步是必然，但具体实现进步的路径却是非必然，是存在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的选择，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迂回前进的可能，暂时倒退的可能，波浪起伏的可能。并且历史本身落实的可能并性非是唯一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必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因此对那些因为其他干扰而中断的文明道路，或制度演化，一概贬低，而要看到其本身也有合理的先进因素在内。
要更确切的理解这层意思，还应该引入对多元化，多样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必不可缺少的前提，生物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而周围环境变化对于生物本身来说是偶然，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没有生物的不断变异，不断衍生出丰富的多样性，那么环境的变化就注定会导致生物的灭绝。我们不能因为进化出的人类最后是这样的形态，就认为进化链条上与人类进化相隔距离远的生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看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就认为其他不作为人类食物或医药或其他间接直接用途的生物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实际上，在生物进化史，自然气候环境的一些随机变化就可能导致进化结果发生剧烈改变。
同样人类文明本身的进化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偶然随机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制因素的干扰，文明的多样性本身也是文明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因为最终是西方社会顺利步入了现代文明，并且影响了其他地区，就认为曾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制度，其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而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偶然随机因素的变动，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改变，就完全可能导致现代文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历史上非西方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西方的近代更高程度的边缘，只是某种原因中断了，如果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就有可能把原本先进的说成落后的。同样道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现代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也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使文明进一步演化。
其实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书中对多元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静止落后的文化，未必真是静止，而仅仅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 P30
并且还指出一个规律”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每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一种文化看成惰性的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这种表面上的不动性是否是由于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对其真实意义一无所知所致。因为价值标准有别于我们，这一文化是我们同一错觉的牺牲品。换言之，我们互不关心，仅仅因为我们不相像” P32-33
他最精彩的是这段指出宽容和多样性意义的话“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地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多样性使每个人有了相应的责任）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具体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朝历史的评价上，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民主程度评价。在一些人的思维里，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民主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民主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非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隋唐开端，然后发展到宋朝，再到明朝达到鼎盛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在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局限下最大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参加政府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把西方的模式，投票选举还有议会制度才当成民主，或者是更高等的民主呢？而实际上在科技不够发展，信息传递效率相当低下的情况，无论投票还是议会制度还有什么大宪章之类，所保证的也只是政治权力在上流社会，在大贵族大地主还有教会之间的分配而已，始终是寡头专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制度是走在西方前面而不是后面。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否定贬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思维误区。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阻碍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思维误区就是皇帝中心史观。许多人一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激烈批判皇权专制的人，但另一面在分析评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如果国家强大，政权有力，自然是皇帝出色；相反如果国家涣散，政权衰弱，自然就是皇帝昏庸无能。甚至有时候一些直接把他们对皇帝好坏的评价同社会发展好坏的评价挂起钩来。
当然我不否认皇帝个人在某些情况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把这种影响过于扩大，乃至普遍化，泛滥化究竟是否合适？很大程度上有些人潜意识里的皇帝中心史观是歪曲了对历史更本质的认识。
首先一个问题应该澄清，中国皇帝的权力究竟是否如一些人经常宣扬的那么巨大，那么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达到操纵决定社会每个角落的地步？提到中国古代皇帝，一些人往往把清代皇帝的权力想当然的推广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似乎就是如何独裁，如何专制，如何恣情纵欲。但真正具体考察一下历史，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专制随心所欲的皇帝，在中国古代是极少数。除了开国皇帝和朝代早期的两三个皇帝能算得上独操权柄（其实即便他们也要受到种种约束），中期晚期的皇帝在国家大事基本上没有多少独立的权力，甚至他们的私事也远非随心所欲，更不必说大量实际上沦为傀儡的皇帝。汉唐是如此，至于宋明，主要的行政权力更是控制在文官集团手中（这在我正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而即便是开国的那些皇帝，他们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独裁专制，其本质也是建立在军事管制的基础之上，和他们的皇帝身份和君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西方近代乃至现代军事独裁专政也是不乏其例，这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体的状态决定的，而并非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所能说了算的。
我觉得有必要打破那种国家如何强有力，皇帝就一定如何出色，国家如何软弱涣散，皇帝就一定如何昏庸的习惯思维套路，这有助于我们把思维聚焦在那些更能说明历史演进真相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只以个人因素来解释历史。
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盛衰本质上是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商业力量互相消长的结果。.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段也是皇帝的个人因素影响最大的时期。开国皇帝在和敌对力量作战以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中在军队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个人对军队的号召力影响力威慑力是维持统治的关键。
而随着皇帝的更替，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因为军事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逐渐消隐，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而到朝代晚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或者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皇帝个人能力出色，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权有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有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朝代晚期，即便一个皇帝本身素质再高，能力再卓越，也难以改变整个政权的下坠趋势。甚至就算把当年依靠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扭转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环境不同，所能依靠的力量也不同，受到的制约更不同。白手起家，一开始就是完全处在军事战争状态的下领导者，他需要遵守的法则就是军事暴力的法则，遇到经济问题，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遇到政治问题，他同样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束缚手脚，没有那么多忌惮顾虑去让他犹豫不决，也没有那么其他势力的牵掣。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去保护去委曲求全。
然而处于朝代晚期的皇帝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运转了百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行政管理系统，整个政府的运行，国家的资源的调用依靠的也早就不是军事手段，而是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制度的惯性。皇帝想动用军队么？好的，但是军队需要军费，军费从哪里来，必须从国家税收来，而税收征调必须经过整个文官系统控制的政府。税收财政出了问题，你皇帝再有才能品德再高尚也没有办法。如果直接绕开政府，让军队自己筹集军费，那么军队还会受你皇帝控制么？如果再彻底一点，抛开整个政府系统乃至现有的军事系统，再白手起家，皇帝建立自己带出来的军队，建立自己在军队中的直接人际网络关系，然后再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进行直接军事管制，那问题是要克服多少的道德顾虑，思想顾虑，要触犯多少既得利益者？？
开国皇帝之所以白手起家，大部分情况下，本身就是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而非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环境已经逼迫得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多抛弃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太多沉重得包袱，而朝代晚期的皇帝却并非如此。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夹杂在一起的局面，他们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利用这些资源的条件就是他要遵守已经形成了固定规则，他不能违反这些规则，为了突破这些规则，完全放弃现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决断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朝代晚期的皇帝想要真正扭转政权衰弱的趋势，需要得不仅是和开国皇帝一样高的军事能力，领导能力，还需要更大的魄力，更深的政治洞察力。而这样的人恐怕只能到神话里去寻找，更不可能是与民间隔绝的皇宫高墙下所能培养出来的。
一个政权的状态，一个时代的局面，是在众多巨大的力量合力之下造就的，过度聚焦于皇帝的个人作用，也就必然忽视了造就一个时代状况那些巨大合力的真正根源。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篇幅解脱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对明末局面的责任。我希望打破一种偏见，认为国家政权局势恶化，就一定是皇帝能力或道德糟糕，事实表明，未必如此。
当然为古代的皇帝辩护，不过是还原皇帝的真面目，不必把皇帝妖魔化，怪物化，但决不是说认为现代社会皇帝或者和皇帝类似的角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马克思赞扬过奴隶社会（尽管我对这个概念有疑问）的进步作用，赞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作用，但恰恰他本人对奴隶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相当猛烈的。所以站在现代人思维的高度批判一个对象，与给这个对象历史上的正面的评价或者公正的判断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写到这里，也应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一下。我上面似乎似乎都是在分析设想别人已经犯的或者可能犯的种种偏见种种错误和可能的思维误区。不可否认，我之所以要写这些文章，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前人对万历，崇祯两位皇帝的指责，以及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存在许多偏见谬误，正因为如此，驳斥了许多，并且想表达一些自己认为更正确的观点。
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未必真的是正确。我认为别人是偏见谬误，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同样也会认为我是偏见谬误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更容易看到别人犯下的错误毛病，断章取义啊，以偏概全啊，双重标准啊，自相矛盾啊，先定结论再搜罗证据以附会啊等等。当持有和我们不同观点的人犯下这些毛病时，在我们眼里可以显得格外显眼刺目，我们可以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毛病挑出来，然后得意的加以讽刺嘲笑挖苦，然而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会犯下这些毛病。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相信自己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个理智的人也必然会清醒的知道，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都会因为思维定势，信息不完全，情绪化的作用，等等因素导致自己得出的论断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终极的完全的真理的。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可以一个个列举出来，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还是现代的，古代的，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符合那种绝对客观公正理性审慎的标准，那样的历史学家在地球上从来不存在，每个人对历史的评价总会受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个人偏好的左右
每个人因为人生经历的不同，所接受到知识的不同，看待问题所选取的立足点的不同，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不同，以及大脑生理上的个体差异，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喜恶，有着自己的爱憎，有着自己的偏好也有着受周围的环境熏染以及人生的经历磨练而逐渐形成的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倾向性，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客观理智冷静的判断分析，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可能是情绪冲动左右了我们的理智。
就以我自己而论，我必须承认，看待历史我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我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历史人物。有些历史人物，我喜欢并且尊敬；有些历史人物，我同情并且理解；再有些历史人物，我憎恨并且厌恶。可能在自己思想的不同阶段，自己知识增长的不同阶段。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甚至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憎恨厌恶的，现在可能同情理解；原先敬仰崇拜的，现在反而成了厌恶的对象。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的时候，带着感情色彩，这点本身却从来没有变化。《明亡》一文谈的是明朝，明朝的皇帝，明朝的历史，我在前面一直说，要对这些包括皇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要有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能把他们看成异类，不能一味的抨击挖苦责骂。但扪心自问一下，如果现在谈论的是清朝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我又会什么态度呢？客观的说，我是不会再提倡什么宽容和理解的，相反抨击的越猛烈，嘲笑的越淋漓，挖苦的越刻薄，我就会越痛快。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当，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双重标准。相反会认为这样本身就是最大的理解，这本身就是清朝的那些人物应该受到的待遇。我现在这么陈述，本身也坚信这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从这些成见出发去知人论世，去评价历史，臧否古今。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否认这一点，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成见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它所指向的结论，也未必就完全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智能的一个优越性，它能提高人的思维速度，提高思维效率，在最快的时间内，让人明确的指向一个结论，而省却按部就班的步骤。而这一点，本身是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不可缺少，甚至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与其刻意回避成见，回避各种倾向性情绪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人思维的干扰，不如正视它们的作用。成见能够让我们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思维快速的指向某个论断，但本身却不能提供这个论断充分翔实的证明。只有正视成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论证成见的过程中，也能看到那些可能否定成见的事实和证据，并对它们的意义作更深入的思考，或者更坚定自己的成见，或者产生怀疑并且不排除得到与原先成见相反的论断，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驾驭成见，更好的利用成见，而不是让自己变为成见的奴隶，这应该说是每个想让自己的思维更接近真理，而不仅仅满足于躺在自己和别人编织的教条上悠闲度日的人所趋向的目标。但这只能作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不能成为对别人的说教。因为成见本身并不能成为罪状，当你觉得别人的成见不够公正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成见导致的认识。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具体的指出别人的论证逻辑上有什么错误，事实上有什么错误，用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别人的成见是偏见。至于笼统的指责别人有成见，或者要求别人没有成见，这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往往幻想着有一个人能绝对的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且最后得出得观点结论还能与自己的观点大致吻合，然而这不过是虚悬的极境空想，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实现的必要性。
成见能让我们迅速的达到结论，但也让我们容易陷入谬误的迷宫而不能自拔，更好的应对成见的办法，并不是设立一个悬浮在虚无缥缈，无可捉摸也无从验证的所谓绝对客观公正的境地，割断七情六欲，抹去喜怒爱憎，放弃固有的知识经验，取消个人的立场和思维，让人们的头脑向这个虚无的境地靠拢汇合，最后达到千百万个头脑如同一个头脑，千百万人的声音就是一个声音。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无论这最后达到的一个头脑，一个声音，如何完美符合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标准；如何不搀杂一丝一毫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见；如何严格的遵循从事实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一个事先完全没有预定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不必强求也不应该强求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评价历史的观点都如出一辙，都一样的平和公正。更好的应对偏见的办法是让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成见有更多的交流，争论，碰撞的机会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观点的多元化，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人们的思想自然能更逼近对真理的认识。真正的客观公正，只有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有平等的机会，充分的空间交流和争鸣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比过多说教，要求人们变得多么公正，要有效得多，也实际得多。
我没有资格断言我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对历史的解读，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到什么样的程度。但这些都有我自己真切的独立思考在内，而非人云亦云，有许多地方是和传统观点针锋相对，截然对立的。无论阅读的人最后是否接受我的观点，但我想仅仅从提供一种思维的视角，增加一点对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促进观点多元化说，这文章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打破一种观点垄断人们头脑的局面，至少不同的成见多一点碰撞的机会，也从而为人们的认识更逼近真相做一点微末的贡献。
最后解释一下文章标题里说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含义。人类的政治制度从诞生开始到现在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虽然有种种起伏波澜，但总体的进步大趋势却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更广泛化，更平等化。即便是貌似截然对立的两种现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人的嘴里是自由主义），用来招徕人心的这种政治进步的标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我基于自己对宋代明代政治现实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比同期的西方更符合现代所公认的这种进步的标准。但这种进步脱节于当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所以可以称之为超前。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在应该退这一步却没有退的时候，这就可以称之为超前。我的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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