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东厂 杜车别

锦衣卫，东厂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 ”。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 ”[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