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一文的一些解说



作者 杜车别



没有不灭的朝代，明朝也不例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亡了不奇，不亡才可怪。许多人的意思，奇怪的事情才应该卖力去探究原因，一个朝代的灭亡，本理所当然。真要说原因，也不过是皇帝残暴无能，社会腐败，如此而已。这解释如同万能灵药，无往不利。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

满意自然可以满意，但这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人总是要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分析其死亡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不去研究死亡的内在机制。原因也好，机制也好，都应该经过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并非草率的凭借想当然就可以认定。朝代的灭亡也同样如此！

对那些越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疑问、进行分析、解释原因，对我们认识的深化，价值也越大！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物体为什么朝地上落，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余，因为这本就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在聪明人那里，一定会被当成伪问题，取消其存在意义，问这些问题的人也会被当作傻瓜对待。如果有一天东西朝天上飞，才应该问为什么。但事实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有了万有引力理论。

历史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但有些根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不满足于泛泛的解释，不用所谓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麻痹思维，于不疑处见可疑，于不奇处见可奇，对那些深入人心习以为常金科玉律的结论，不妨抱着更谨慎的态度来审视对待，无论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能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更接近于真理一些。

把明朝的灭亡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看来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在这似乎违背许多人常识地结论背后，却自有其道理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比把问题归咎于皇帝无能残暴，社会腐败的论断有着更多事实上的根据。

论证明亡原因本身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来为万历和崇祯辩白。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古人的名誉或许并不值钱，更何况只是区区两个皇帝。但在我看来，若只把古人当工具利用，视一时需要与否来决定臧否毁誉，而不付出相应的感情，不给予平等尊重，那也终究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而成一死水塘。对古人的名誉能慎重还是尽量慎重，付出这点篇幅去讨论也是应该的。

某种程度上，明朝灭亡的原因只是一条线索，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灭亡原因本身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更合理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对活着的人，我们时刻被教育着应该保持雍容有礼，谦让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对那些死掉的古人，似乎任何的讽刺挖苦嘲笑都无所谓，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俏皮睿智深刻的表现。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活人可以反击，若稍有不逊，要惹来麻烦；古人已死，不必再担心从地下爬起来有什么异议，自然少了许多忌惮。但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的历史思维方式把历史人物隔离化异类化的结果。

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乃至看到的各种书籍涉及中国历史的，几乎都是各种标签漫天飞舞，这些标签在长期定向灌输熏陶之下几乎无一例外是能够引起我们善恶判断，是非判断的条件反射。地主阶级、地主头子、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儒家思想，小农意识，东方专制、皇帝的淫威，官僚奴才的效忠，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格子网络，以封装在其内固有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固化在这套标签体系之内，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似乎也在这些标签之下得到了最廉价的解释。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官僚大臣们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或者用西方话语来说，皇帝是东方专制独裁的体现者，文官大臣都是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奴才。信奉儒家思想的文官士大夫都是迂腐僵化保守的，所以重农抑商，而皇帝尤其是朝代晚期的皇帝都是昏庸残暴的，官员都是腐败不堪的，所以逼迫农民造反，等等。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些标签中得到便宜的回答，封建思想的反动啊，儒家思想的保守啊，小农思想的狭隘啊，东方专制的扼杀活力啊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隔膜的，是另类的，某个标签就指向某种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这个机器遵循着封装在标签内的某种固定逻辑。我们审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审视的似乎并非是自己同类的活动，而仅仅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机器的活动。又如同历史成了一个正角，奸角，丑角都已经安排好指定好的戏剧，成了一个个脸谱活动的舞台。

正如对舞台上的奸角，丑角尽情的挖苦，辛辣的讽刺，猛烈的抨击不仅可以博得喝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歉疚不安反而心情愉悦一样，正因为历史人物被隔离化异类化，所以对历史人物肆无忌惮的居高临下的挖苦嘲笑讽刺，不仅是因为不必担心死人的回击，也是因为这是内心道德感的宣泄，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快感。

马克.布罗赫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p105

而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并不理解历史，我们或许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历史事件，了解一些虚实掺杂的古人事迹。某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某个朝代实行过什么政策，某人说过什么，有过什么行为，这些我们或许都知道一些。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会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行为？我们真的知道么？或许知道的只是因为皇帝残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官僚愚昧，所以会实现某项政策，因为保守力量太强大，所以某个改革会失败，因为儒家思想反动，所以会有某人的言论行为。

残暴、愚昧、保守、反动这些词汇如同隔离电网一样，把历史和古人隔离进了麻风病院或关押野兽的铁笼。

钱穆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

而把历史当成戏剧赏鉴，把古人当成愚昧或反动的怪物看待，正是戕害了历史的生命，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把历史看成角色分配好的脸谱化戏剧，结果只能是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现实。一个现实的恶棍看戏剧，也会被痛恨戏剧里的坏蛋，但并不妨碍他看完戏剧之后作恶。很简单因为脸谱化的戏剧阻断了他看到坏蛋作恶自我辩护的合理理由，而现实他作恶时候是会给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所以无法把自己与戏剧里的坏蛋对应起来。

而合理的情形，是即便痛恨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痛恨，即便憎恶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憎恶。正如我们自己的体验，做下某种错事，某件恶事，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反省的时候产生的对自己的痛恨一样。

许多人有嘲笑，抨击，讽刺，挖苦历史古人的癖好，当然这是每个人心性，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古人也有理可说，我们既然是现代的人，就当应该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古人，乃至批判古人，否则岂非枉为现代人，岂非对不起这流逝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的思想，现代观念应该是让你抨击，嘲笑古人更中要害，而不仅仅是堆彻一些抨击，嘲笑，挖苦的俏皮词汇

没有基本的理解，就算要抨击，要嘲笑，也不过是无力的抨击嘲笑

即使要批判荒谬，也必须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如果不能体会到合理，也无法真正批判其荒谬之处。正如你要反驳一个观点，就首先必须理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样你在反驳的时候才能给予这个观点要害致命一击。如果你不能站在支持某个观点的人的角度理解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真实理由，那么你也就根本不可能击中你所要反驳观点的要害所在。

更何况，对待历史，并非只有批判抨击一事，如果没有理解，则完全可能把原先应该赞扬的当作应该咒骂的对待，原先应该尊敬学习的，当作应该蔑视鄙夷的对待

所以，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政治标签，意识形态标签或道德标签，先不要急着去嘲笑历史人物的愚蠢迂腐昏庸或者急着去抨击历史人物的反动丑恶，而是先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揣摩一下，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如果只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同样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你是否能表现得更高明或者更高尚？历史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人，那种戏剧里自认为坏蛋或蠢货小丑的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几乎没有的，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动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理解之后，再来嘲笑挖苦抨击咒骂也未为晚也。

妨碍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因素是时间自大的心理。我所谓时间的自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完全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前进的，凡是历史上时间处于后来的社会，必定比时间上处于相对前面的社会要好，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历史完全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做着直线向前的运动，充其量只有速度快慢之分，没有迂回，没有曲折，更不存在暂时的倒退。

另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是铁定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历史不必假设，也不能假设，就是体现这种思维最著名的口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现实选择的进步道路就是唯一的进步道路，凡是偏离这条道路的，就是落后的表现。

对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的滥用，就是时间自大心理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一些西方的学者对此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如柯文说”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这批史家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二词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近代’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繁的时期）。甚至今日尽管这些词语的用法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学术著作中仍然颇为流行。很少人由于察觉到这些词语对历史研究可能为害甚烈而要求停止使用之”p54-55

“‘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写道：『‘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p90-91

柯文的说法当然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而以我的理解，“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个判断一定程度是适用于以往对明清关系的评价和研究上。在这里，所谓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就是，认定清代是明代的自然延续与发展，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更高阶段的延伸，然后拼凑史料迎合这个预定的结论，预先排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于是再根据这个结论，用清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来倒推明代，倒推的逻辑就是既然明代在时间上先于清代，那么自然在经济文化上还不如清。用清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麻木溃烂僵滞来倒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倒推的逻辑还是明代既然在时间上先予清代，那么清代的问题自然是明代种下的，如此确实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变化模式，其恶果就是导致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陷入误区。

时间的自大第二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许多人往往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模板为标尺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凡是符合西方发展道路的，则称为进步；不符合的，则一概贬低鄙斥为落后。

许多人言必称历史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的理解下，俨然成了历史宿命论的同义。，他们把历史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不仅进步本身是必然，就连实现进步的路径也成了必然，舍此一途，别无他路，任何偏离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路径，都被看成邪路，横加贬低，挖掘论证出其落后性，而所谓的标准路径其实就是西方路径。

而我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充其量也只能说人类的进步是必然，但具体实现进步的路径却是非必然，是存在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的选择，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迂回前进的可能，暂时倒退的可能，波浪起伏的可能。并且历史本身落实的可能并性非是唯一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必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因此对那些因为其他干扰而中断的文明道路，或制度演化，一概贬低，而要看到其本身也有合理的先进因素在内。

要更确切的理解这层意思，还应该引入对多元化，多样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必不可缺少的前提，生物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而周围环境变化对于生物本身来说是偶然，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没有生物的不断变异，不断衍生出丰富的多样性，那么环境的变化就注定会导致生物的灭绝。我们不能因为进化出的人类最后是这样的形态，就认为进化链条上与人类进化相隔距离远的生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看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就认为其他不作为人类食物或医药或其他间接直接用途的生物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实际上，在生物进化史，自然气候环境的一些随机变化就可能导致进化结果发生剧烈改变。

同样人类文明本身的进化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偶然随机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制因素的干扰，文明的多样性本身也是文明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因为最终是西方社会顺利步入了现代文明，并且影响了其他地区，就认为曾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制度，其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而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偶然随机因素的变动，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改变，就完全可能导致现代文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历史上非西方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西方的近代更高程度的边缘，只是某种原因中断了，如果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就有可能把原本先进的说成落后的。同样道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现代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也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使文明进一步演化。

其实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书中对多元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静止落后的文化，未必真是静止，而仅仅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 P30

并且还指出一个规律”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每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一种文化看成惰性的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这种表面上的不动性是否是由于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对其真实意义一无所知所致。因为价值标准有别于我们，这一文化是我们同一错觉的牺牲品。换言之，我们互不关心，仅仅因为我们不相像” P32-33

他最精彩的是这段指出宽容和多样性意义的话“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地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多样性使每个人有了相应的责任）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具体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朝历史的评价上，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民主程度评价。在一些人的思维里，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民主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民主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非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隋唐开端，然后发展到宋朝，再到明朝达到鼎盛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在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局限下最大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参加政府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把西方的模式，投票选举还有议会制度才当成民主，或者是更高等的民主呢？而实际上在科技不够发展，信息传递效率相当低下的情况，无论投票还是议会制度还有什么大宪章之类，所保证的也只是政治权力在上流社会，在大贵族大地主还有教会之间的分配而已，始终是寡头专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制度是走在西方前面而不是后面。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否定贬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思维误区。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阻碍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思维误区就是皇帝中心史观。许多人一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激烈批判皇权专制的人，但另一面在分析评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如果国家强大，政权有力，自然是皇帝出色；相反如果国家涣散，政权衰弱，自然就是皇帝昏庸无能。甚至有时候一些直接把他们对皇帝好坏的评价同社会发展好坏的评价挂起钩来。

当然我不否认皇帝个人在某些情况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把这种影响过于扩大，乃至普遍化，泛滥化究竟是否合适？很大程度上有些人潜意识里的皇帝中心史观是歪曲了对历史更本质的认识。

首先一个问题应该澄清，中国皇帝的权力究竟是否如一些人经常宣扬的那么巨大，那么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达到操纵决定社会每个角落的地步？提到中国古代皇帝，一些人往往把清代皇帝的权力想当然的推广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似乎就是如何独裁，如何专制，如何恣情纵欲。但真正具体考察一下历史，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专制随心所欲的皇帝，在中国古代是极少数。除了开国皇帝和朝代早期的两三个皇帝能算得上独操权柄（其实即便他们也要受到种种约束），中期晚期的皇帝在国家大事基本上没有多少独立的权力，甚至他们的私事也远非随心所欲，更不必说大量实际上沦为傀儡的皇帝。汉唐是如此，至于宋明，主要的行政权力更是控制在文官集团手中（这在我正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而即便是开国的那些皇帝，他们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独裁专制，其本质也是建立在军事管制的基础之上，和他们的皇帝身份和君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西方近代乃至现代军事独裁专政也是不乏其例，这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体的状态决定的，而并非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所能说了算的。

我觉得有必要打破那种国家如何强有力，皇帝就一定如何出色，国家如何软弱涣散，皇帝就一定如何昏庸的习惯思维套路，这有助于我们把思维聚焦在那些更能说明历史演进真相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只以个人因素来解释历史。

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盛衰本质上是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商业力量互相消长的结果。.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段也是皇帝的个人因素影响最大的时期。开国皇帝在和敌对力量作战以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中在军队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个人对军队的号召力影响力威慑力是维持统治的关键。

而随着皇帝的更替，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因为军事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逐渐消隐，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而到朝代晚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或者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皇帝个人能力出色，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权有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有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朝代晚期，即便一个皇帝本身素质再高，能力再卓越，也难以改变整个政权的下坠趋势。甚至就算把当年依靠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扭转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环境不同，所能依靠的力量也不同，受到的制约更不同。白手起家，一开始就是完全处在军事战争状态的下领导者，他需要遵守的法则就是军事暴力的法则，遇到经济问题，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遇到政治问题，他同样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束缚手脚，没有那么多忌惮顾虑去让他犹豫不决，也没有那么其他势力的牵掣。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去保护去委曲求全。

然而处于朝代晚期的皇帝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运转了百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行政管理系统，整个政府的运行，国家的资源的调用依靠的也早就不是军事手段，而是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制度的惯性。皇帝想动用军队么？好的，但是军队需要军费，军费从哪里来，必须从国家税收来，而税收征调必须经过整个文官系统控制的政府。税收财政出了问题，你皇帝再有才能品德再高尚也没有办法。如果直接绕开政府，让军队自己筹集军费，那么军队还会受你皇帝控制么？如果再彻底一点，抛开整个政府系统乃至现有的军事系统，再白手起家，皇帝建立自己带出来的军队，建立自己在军队中的直接人际网络关系，然后再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进行直接军事管制，那问题是要克服多少的道德顾虑，思想顾虑，要触犯多少既得利益者？？

开国皇帝之所以白手起家，大部分情况下，本身就是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而非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环境已经逼迫得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多抛弃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太多沉重得包袱，而朝代晚期的皇帝却并非如此。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夹杂在一起的局面，他们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利用这些资源的条件就是他要遵守已经形成了固定规则，他不能违反这些规则，为了突破这些规则，完全放弃现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决断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朝代晚期的皇帝想要真正扭转政权衰弱的趋势，需要得不仅是和开国皇帝一样高的军事能力，领导能力，还需要更大的魄力，更深的政治洞察力。而这样的人恐怕只能到神话里去寻找，更不可能是与民间隔绝的皇宫高墙下所能培养出来的。

一个政权的状态，一个时代的局面，是在众多巨大的力量合力之下造就的，过度聚焦于皇帝的个人作用，也就必然忽视了造就一个时代状况那些巨大合力的真正根源。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篇幅解脱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对明末局面的责任。我希望打破一种偏见，认为国家政权局势恶化，就一定是皇帝能力或道德糟糕，事实表明，未必如此。

当然为古代的皇帝辩护，不过是还原皇帝的真面目，不必把皇帝妖魔化，怪物化，但决不是说认为现代社会皇帝或者和皇帝类似的角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马克思赞扬过奴隶社会（尽管我对这个概念有疑问）的进步作用，赞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作用，但恰恰他本人对奴隶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相当猛烈的。所以站在现代人思维的高度批判一个对象，与给这个对象历史上的正面的评价或者公正的判断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写到这里，也应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一下。我上面似乎似乎都是在分析设想别人已经犯的或者可能犯的种种偏见种种错误和可能的思维误区。不可否认，我之所以要写这些文章，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前人对万历，崇祯两位皇帝的指责，以及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存在许多偏见谬误，正因为如此，驳斥了许多，并且想表达一些自己认为更正确的观点。

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未必真的是正确。我认为别人是偏见谬误，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同样也会认为我是偏见谬误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更容易看到别人犯下的错误毛病，断章取义啊，以偏概全啊，双重标准啊，自相矛盾啊，先定结论再搜罗证据以附会啊等等。当持有和我们不同观点的人犯下这些毛病时，在我们眼里可以显得格外显眼刺目，我们可以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毛病挑出来，然后得意的加以讽刺嘲笑挖苦，然而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会犯下这些毛病。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相信自己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个理智的人也必然会清醒的知道，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都会因为思维定势，信息不完全，情绪化的作用，等等因素导致自己得出的论断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终极的完全的真理的。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可以一个个列举出来，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还是现代的，古代的，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符合那种绝对客观公正理性审慎的标准，那样的历史学家在地球上从来不存在，每个人对历史的评价总会受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个人偏好的左右

每个人因为人生经历的不同，所接受到知识的不同，看待问题所选取的立足点的不同，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不同，以及大脑生理上的个体差异，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喜恶，有着自己的爱憎，有着自己的偏好也有着受周围的环境熏染以及人生的经历磨练而逐渐形成的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倾向性，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客观理智冷静的判断分析，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可能是情绪冲动左右了我们的理智。

就以我自己而论，我必须承认，看待历史我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我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历史人物。有些历史人物，我喜欢并且尊敬；有些历史人物，我同情并且理解；再有些历史人物，我憎恨并且厌恶。可能在自己思想的不同阶段，自己知识增长的不同阶段。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甚至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憎恨厌恶的，现在可能同情理解；原先敬仰崇拜的，现在反而成了厌恶的对象。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的时候，带着感情色彩，这点本身却从来没有变化。《明亡》一文谈的是明朝，明朝的皇帝，明朝的历史，我在前面一直说，要对这些包括皇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要有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能把他们看成异类，不能一味的抨击挖苦责骂。但扪心自问一下，如果现在谈论的是清朝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我又会什么态度呢？客观的说，我是不会再提倡什么宽容和理解的，相反抨击的越猛烈，嘲笑的越淋漓，挖苦的越刻薄，我就会越痛快。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当，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双重标准。相反会认为这样本身就是最大的理解，这本身就是清朝的那些人物应该受到的待遇。我现在这么陈述，本身也坚信这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从这些成见出发去知人论世，去评价历史，臧否古今。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否认这一点，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成见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它所指向的结论，也未必就完全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智能的一个优越性，它能提高人的思维速度，提高思维效率，在最快的时间内，让人明确的指向一个结论，而省却按部就班的步骤。而这一点，本身是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不可缺少，甚至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与其刻意回避成见，回避各种倾向性情绪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人思维的干扰，不如正视它们的作用。成见能够让我们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思维快速的指向某个论断，但本身却不能提供这个论断充分翔实的证明。只有正视成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论证成见的过程中，也能看到那些可能否定成见的事实和证据，并对它们的意义作更深入的思考，或者更坚定自己的成见，或者产生怀疑并且不排除得到与原先成见相反的论断，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驾驭成见，更好的利用成见，而不是让自己变为成见的奴隶，这应该说是每个想让自己的思维更接近真理，而不仅仅满足于躺在自己和别人编织的教条上悠闲度日的人所趋向的目标。但这只能作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不能成为对别人的说教。因为成见本身并不能成为罪状，当你觉得别人的成见不够公正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成见导致的认识。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具体的指出别人的论证逻辑上有什么错误，事实上有什么错误，用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别人的成见是偏见。至于笼统的指责别人有成见，或者要求别人没有成见，这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往往幻想着有一个人能绝对的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且最后得出得观点结论还能与自己的观点大致吻合，然而这不过是虚悬的极境空想，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实现的必要性。

成见能让我们迅速的达到结论，但也让我们容易陷入谬误的迷宫而不能自拔，更好的应对成见的办法，并不是设立一个悬浮在虚无缥缈，无可捉摸也无从验证的所谓绝对客观公正的境地，割断七情六欲，抹去喜怒爱憎，放弃固有的知识经验，取消个人的立场和思维，让人们的头脑向这个虚无的境地靠拢汇合，最后达到千百万个头脑如同一个头脑，千百万人的声音就是一个声音。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无论这最后达到的一个头脑，一个声音，如何完美符合公允，中正，平和，客观的标准；如何不搀杂一丝一毫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见；如何严格的遵循从事实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一个事先完全没有预定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不必强求也不应该强求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评价历史的观点都如出一辙，都一样的平和公正。更好的应对偏见的办法是让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成见有更多的交流，争论，碰撞的机会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观点的多元化，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人们的思想自然能更逼近对真理的认识。真正的客观公正，只有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有平等的机会，充分的空间交流和争鸣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比过多说教，要求人们变得多么公正，要有效得多，也实际得多。

我没有资格断言我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对历史的解读，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到什么样的程度。但这些都有我自己真切的独立思考在内，而非人云亦云，有许多地方是和传统观点针锋相对，截然对立的。无论阅读的人最后是否接受我的观点，但我想仅仅从提供一种思维的视角，增加一点对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促进观点多元化说，这文章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打破一种观点垄断人们头脑的局面，至少不同的成见多一点碰撞的机会，也从而为人们的认识更逼近真相做一点微末的贡献。



最后解释一下文章标题里说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含义。人类的政治制度从诞生开始到现在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虽然有种种起伏波澜，但总体的进步大趋势却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更广泛化，更平等化。即便是貌似截然对立的两种现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人的嘴里是自由主义），用来招徕人心的这种政治进步的标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我基于自己对宋代明代政治现实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比同期的西方更符合现代所公认的这种进步的标准。但这种进步脱节于当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所以可以称之为超前。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在应该退这一步却没有退的时候，这就可以称之为超前。我的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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