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称赞歌颂者有之，贬抑丑化者有之。但在我看来，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有很有参考价值，但真正能够说到要害的却实在不多。
我先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然后再对此说说我的看法.
万明是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热烈赞颂的人，认为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变迁有着诸多重大影响和意义.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她说几个影响:第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51]p188；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151]p202]，这主要是指一些产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等；第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151]p208，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性影响
万明还进一步论述了，白银货币化，并普及全社会的意义。她说“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首先，突出表现在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上。这体现在下列事实中。白银货币化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与宗室贵族开店与民争利，反映出他们不再是国家所有财富权威拥有者的一面；官僚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来自商人阶层的日益增多；农民通过以白银纳税代役，摆脱了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脱离土地，或日常生活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灶户脱离本行业，从事其他职业，或以劳动所得直接换取白银，改变了身份；军户也是如此，晚明大量军户从事其他职业，根本改变了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分工的扩大发展，职业结构的变化，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士商界限模糊，人们可以凭借白银货币上升到统治上层，白银给各阶层带来了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151]p214
“其次，晚明白银普及全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突出体现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制度变迁和社会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态，以及文化变迁上。社会变迁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151]p215
“在对成化、弘治年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趋势发展延续的结果。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就已出现了经济货币化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发展到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但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宝钞制度失败的反弹下，白银崛起，白银货币化推动了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白银的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同于前此传统市场的市场经济的萌发。[151]p215-216
”
万明最后的总结是“ 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这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因此，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1]p216
从万明的论述可以看出，她确实赋予白银货币化以相当巨大的意义，认为明末的社会变迁和白银货币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做了热烈的称颂。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有人的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点我们在前面也引用过的，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李宪堂的说法是“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
“白银的输人为由于人口压力而遭遇资源瓶颈的传统经济灌注了新的动力，……这种以对劳动力的超额榨取为策略的生存手段必然导致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因为有了充裕的劳动力，有了家庭成员间人尽其才的分工合作，才能应付沉重的生存压力。而人口的膨胀又使谋生变得更加艰难，劳动力的价值降得更低，可以交付市场的劳动剩余就会更少，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就越不经济。于是乎进入越穷越要多生孩子，越生孩子对资源的超限耗费越严重从而也就越穷的恶性循环。伊懋可称这种情况是‘高度平衡的陷阱’”
“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193]
这两个人的观点真可谓是针锋相对，一个把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当成是造成社会发生进步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却把白银货币化当成是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就我的观点，万明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但也并非完全是正确。事实上两个人共同的错误都是把不属于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推到白银化头上，只不过一个是把好的结果推上去，另一个却是把坏的结果推上去。之所以说万明更接近正确一点是因为，把白银货币化同社会的进步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点本身还是对的，她的错误只是在于倒果为因，也就是说白银货币化并非是社会进步变迁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个变迁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并非是必然结果，而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一个，仅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使这种结果变成了现实。至于李宪堂的观点则完全是胡牵乱扯，乱按罪名了，可以不必理会。
相对来说，可能台湾学者李隆生对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的作用意义的论述更有启发性一些，他说“明季作为货币，大量进口的海外白银，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吗？若没有这些白银，明季的经济发展会停滞吗？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103]p237
“白银作为货币，并非没有替代品，可兑换纸币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中国最早的可兑换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为不可兑换纸币，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滥印而退出了市场。明末民间出现了会票、银票、钱票，这三种票券都具有纸币的性质；「崇祯年间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 [钱铺、当铺、钱庄]都用券[银票、钱票]，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初意也』」。假设没有海外输入的白银，明季中国真会因为缺乏足够货币，以至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吗？这是极难想象的。我认为政府和民间很可能会以金、银为准备，发行可兑换纸币来替补白银的不足，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场应该会找到它的出路，以适应和满足对货币的需求。”[103]p238
“综上所述，关键不是白银的数量够不够，而是被人民信赖和接受的货币数量够不够；关键是贸易，不是白银，……第一、如果有足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一定非是白银不可），政府财政收支当然可以货币化；第二、如果实物税能大幅转变为货币税，再加上经济成长，政府预算便能随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是否是中国无法回复到可兑换货币的主要障碍？这都值得斟酌”[103]p239
李隆生的观点很有价值，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变迁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白银作为货币，即便没有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的中国，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还会产生出其他形式的货币，而且那些形式的货币可能更有利。导致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我的观点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影响权力。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 ’，‘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 234]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224]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者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225]。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应该说，从道理上讲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之间本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汉朝唐朝乃至宋朝主要的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钱，如果官方能够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的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那么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明朝中叶以后并不是没有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但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226]
也就是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因为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仍旧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钞，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而且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朝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都要萎缩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时期，禁私钱，结果商人一联合起来抗议，一罢市，政府就半点办法也没有，也是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226]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和闹剧，禁私钱，结果是完全依赖自愿原则，没有人缴纳私钱，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是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的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
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 [103]p163。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事实上，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李隆生同样根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的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实际上说明的并非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
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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