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是所谓“我们要维护民族团结，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要搞狭隘民族主义，要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同样经不住仔细的分析。
按照这种论调，对历史肆无忌惮的歪曲篡改，或者掩盖粉饰，对基本是非观念的颠倒，似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对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行为严厉谴责成了所谓的破坏团结，而对制造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屠夫暴君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黑白混淆到如此地步，也可谓登峰造极。
应该质问一下，严厉谴责满清的黑暗统治怎么就成了破坏民族团结了？这究竟是什么逻辑？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要严厉谴责满清的统治，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谁敢在现代条件下实行满清一样的民族隔离，民族歧视，民族迫害必须受到最坚决的反对，有谁试图象满清一样限制某些民族的公民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强迫其他民族改变民族服装发型，必须受到最坚决抵制。如果连历史中满清进行疯狂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迫害的暴行都不能被充分揭露和严厉谴责，那有些人所谓的民族团结只能理解为典型的叶公好龙。
倘若这些人的逻辑可以成立，是否意味着，有些人的民族感情依旧是把当年侵略，屠杀，迫害，征服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成光荣骄傲，让他们热血沸腾，让他们心神向往的东西？所以只有迎合照顾他们的这种感情，才能换得他们所谓的团结？如果伤害了他们的这种情感，他们就不团结了？那我看，这种团结与其称为民族团结不如称为主奴团结！
这种民族感情，本身就是病态畸形的表现，本身就是兽性心理的表现。这种兽性心理，本身就是一个毒瘤，本身就是破坏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最大危险，最大隐患。纵容助长迎合这种所谓的民族感情才是不折不扣的挑起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
倘若这些人的逻辑可以成立，是否意味着。对历史上任何暴行或暴政的谴责，都有破坏某某团结，激化某某矛盾的嫌疑？是否痛骂夏桀商纣，或批判秦始皇与隋炀帝就是破坏各地区间之间的团结，或者某姓氏与其他姓氏之间的团结？真是荒谬无耻已极！
有趣的对比是，这种逻辑把极少数人的病态畸形的所谓民族情感当成宝贝来迎合来满足，唯恐一不小心伤害了这种兽性情感；而偏偏对占一个国家人口最大多数的民族的正当感情，可以肆意践踏，任意蹂躏，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有些人是否真的认为国家的主体民族应该是而且只能是对历史上被侵略，被屠杀，被奴役的历史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的奴才呢？如果不是如此，那岂非等于拿着火药桶在火上烤么？
确实我们应该提倡民族团结。但提倡民族团结，首先要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一切民族屠杀民族压迫的暴行严厉谴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一切开文明倒车的行为无情声讨的基础上，建立在正视历史事实对历史正确评价的基础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这才是最有效的维护民族团结！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 只能是玩火自焚！其最终的结果不是什么维护民族团结，恰恰是最大程度的破坏民族团结。
正视历史,直面中国历史上满清统治时期疯狂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屠杀乃至民族灭绝的政策，诀不意味着在现代挑起民族矛盾民族仇恨，相反正是吸取历史的教训，防止历史重演，声讨一切为了民族病态私利,而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屠杀的畜生和禽兽，让人们在遇见这样的情形时候，能有更坚决的反抗意志,不让历史重演。
正如声讨纳粹的凶残暴行，决不意味着在德国和以色列之间挑起矛盾和仇恨，以色列毫不留情德谴责纳粹的屠杀，但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显然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相当融洽，而且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健康稳定的基础上，而不是自我欺骗隐瞒回避历史的基础上。莫非同一个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还不如国与国之间么？
可以说满清一系列遍布全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罪行造成的损害，死者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了日本南京大屠杀，如果不先把满清大屠杀的历史罪行清算明白，中国有什么资格要求日本正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要求日本来道歉？难道说纪念南京大屠杀，就是意味着以牙还牙，以屠杀来回敬屠杀么？难道说清算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就是意味着破坏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在中日之间制造仇恨么？显然，绝非如此！
同样道理，清算满清大屠杀的罪行，不是在今天挑起人与人之间仇恨，恰恰相反是对事不对人，尤其是不对着今天的人，而是把仇恨对准那些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罪行本身！
试想如果一个人对历史上发生的这类暴行尚且抱着痛恨态度，谴责态度，他又怎么会容许现实中重演这类罪行呢？对压迫，屠杀的受害民族来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痛恨当年施加在自己民族头上的那些暴行，那么又怎么会把这样的暴行再施加到别的民族头上呢？对当年那些从事侵略压迫屠杀的民族来说，既然已经把历史上的这类事件作为羞耻作为污点来看，那么他们自己也会声讨谴责当年的暴行，又怎么会因为别人的谴责和声讨引发反感和仇恨呢？
只有每个人都树立这种是非观，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才能建立在长久稳定健康的基础上。
只有当每个民族都思想透彻明白，都建立在健全彻底的道德感上，都对历史上一切疯狂民族屠杀，民族压迫的行径严厉谴责，绝不宽贷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团结，这样的民族团结才是稳固牢不可破的！
那些以种种理由来反对正视历史，掩盖回避，乃至歪曲篡改历史的人，才是在真正的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
对曾经侵略屠杀迫害的民族来说隐瞒粉饰历史、歪曲篡改历史必然是助长其病态的民族情绪的蔓延，让一些人依然把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建立在对别的民族欺凌屠杀迫害之上。既然他们以当年那样的历史为自豪，那么在现代，只要有可乘之机，这些人难保会不想重温他们当年祖先的光荣。可以说这种病态心理本身就是激化民族矛盾最大的隐患。
而对当年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受害民族来说，既然历史上屠杀迫害的行径，得不到应有得道德审判和鞭挞，甚至反而在主流媒体上被大肆歌颂或者轻描淡写，那么势必是变相鼓励许多人认为以牙还牙的民族复仇就更不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了。既然舆论上，道德上无法讨回公道，那么以迫害还迫害，以屠杀还屠杀的报复似乎就成为了他们心目中唯一讨回公道的手段。
而对那些用欺骗用颠倒黑白来维护所谓民族团结的人，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民族压迫民族屠杀的事件，再发生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侵略中国的事件，这些人还是会效仿他们汉奸先辈，会成为走狗帮凶去助纣为虐，去屠杀去压迫自己的同胞，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屠杀成功，压迫成功了，将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成了推动“统一”与“ 民族融合”的伟业，将来的人按照他们那种维护“民族团结”的逻辑，不但不会谴责鞭挞他们，反而会赞扬歌颂他们！
可以说，回避掩盖历史，粉饰歪曲历史实质上起到了煽动狂热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助燃剂，推进剂，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各种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泛滥的事实所证明！而这样的后果必须由那些昧着良心，为满清禽兽统治张目的人来负担。
民族问题只能疏导，不能压制，凡是试图通过压制，掩盖，回避，来解决民族问题者，最后只能使民族矛盾积蓄的更猛烈；凡是妄图通过敷衍讨好，委曲求全、苟且蒙混、不得罪人、装糊涂，捂盖子，等市侩小聪明的伎俩手段来实现所谓民族团结的人，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提供了最惨痛的教训，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上的宣传策略，和现在的中国是一脉相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极尽回避掩盖压制之能事，不是以史为鉴，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不是把民族之间的道理说清楚说透彻，而是用压制回避的方式来换取表面的团结，自我满足自我麻痹，他们的这种自以为得意的做法最终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最终就是民族问题的爆炸，就是惨绝人寰的仇杀！
《巴尔干纷争》一书说“（二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当时民族问题在巴尔干国家也是一个‘禁区’，历史的真相不准在报刊上披露，社会各界对此知之甚少。国内的民族问题被千方百计加以掩盖，而‘兄弟国家’之间若提出民族问题，即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是‘干涉别国的内政’，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分立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表现，是‘外部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1]
而所有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又是表现最突出，对历史上民族问题掩盖回避压制的最厉害的一个。
首先应该说明一下，南斯拉夫这种对历史上民族问题掩盖回避的背景是什么？应该说这种掩盖回避从一开始就是在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个背景就是铁托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口号，对国内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塞尔维亚）拼命打压，在铁托统治时期甚至流行着“弱塞强南”的荒唐口号。
在《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要让小民族放心，大民族没有野心，就必须让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基于这种逻辑，铁托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是把塞族人居多的波黑划出一个共和国，并以宗教为由划分成一个波黑穆斯林族，借以分割塞尔维亚，这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为30年后发生的波黑战争埋下了祸根。二是在塞尔维亚境内建立了两个自治省，并给予它们几乎和共和国一样的地位，以牵制和削弱塞尔维亚在联邦内的老大形象和发言权。铁托时期流行一个口号‘弱塞强南’，好象只有塞尔维亚被削弱了，南斯拉夫才能强大起来。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做法在各民族之间不但加剧了原来的矛盾，而且又埋下新的矛盾种子，不尊重历史现实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绝对的人为的平等和短期效果去处理民族问题，从表面上看一时间好象问题解决了，其实矛盾只是在压力和发生变化以后潜伏更加深了。”[2]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所谓“民族团结”，对历史上塞尔维亚遭受其他民族侵略和屠杀的历史自然也是能回避则回避，能淡化则淡化，通过直面正视历史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来疏导化解历史上积压的民族情绪也自然无从谈起。
比如在14世纪到15世纪晚期，塞尔维亚被奥斯曼土耳其侵略征服，从此被奴役了长达五个世纪，原本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奴役的过程，有相当一批人因此而改信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这也是所谓说塞尔维亚语穆斯林的由来。铁托既然根据宗教信仰，从塞尔维亚中划分出一个穆斯林族来，那么为了照顾这个所谓穆斯林族的民族情感，就自然刻意淡化这段历史，避免对当时伊斯兰教侵略塞尔维亚的暴行充分揭露和鞭挞，以维护所谓的“民族团结”。
他的这种种做法表面上看暂时压制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但实际上却使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不能通过正当理性的渠道进行释放，积蓄得越来越多；而那些从塞族中划分出来的穆族也因为没有能对历史进行正确的反思，病态的情绪无形中得到助长和纵容。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内战穆族和塞族的疯狂仇杀，不能不说和铁托当年推行的这种政策有着密切关系。这个事例足以生动说明那种刻意压制一个民族理性的正义的对侵略和压迫的谴责和鞭挞，其结果只能是让民族情绪通过疯狂的狭隘的非理性的渠道来释放，其结果是惨痛不堪的。
此外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对克族和塞族历史上的恩怨仇杀也没有做到充分的正视与揭露鞭挞，同样是以回避掩盖淡化的方式来处理，还自以为这样做就能化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团结。
1929年，克罗地亚人成立了一个叫乌斯塔沙的组织，该组织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在德国攻占南斯拉夫期间充当了德国法西斯的帮凶，建立集中营，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受害的塞尔维亚人成千上万。而与之针锋相对，塞尔维亚人也建立切特尼克组织进行报复。
很显然，对这种历史，正确的态度是将其作为反面典型，浓墨重彩的加以宣传，严厉批判谴责，让当时南斯拉夫的每个民族每个成员都痛恨这种民族屠杀的行为，都为本民族历史上屠杀迫害其他民族的行为感到羞耻惭愧，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上积压下来的民族对立情绪，仇恨情绪通过合理的渠道释放掉，但很显然铁托等人采取的政策依然是尽量淡化这段历史。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依旧积压下来，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下，就再次爆发出来，这也是造成南斯拉夫后来解体并陷入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斯拉夫的惨痛教训可以让人引以为鉴！任何对历史回避掩盖，粉饰歪曲，纵然可以在一段时间来压住矛盾，来获得虚假的表面的和平团结，但本质上都是在变相的鼓励纵容民族迫害乃至民族屠杀的行为！是打着维护民族团结的招牌，从根本上破坏民族的团结！南斯拉夫是如此，中国未尝不是如此！
正视历史，对历史上民族侵略、屠杀、压迫的暴行进行严厉谴责也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
事实上，即便我们不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站在单纯人性的立场上，同样应该正视历史，谴责声讨当年的暴行。为了达到统治者卑劣自私的目的，而对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本身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性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凡是屠杀平民或战俘数量巨大者，无论他是哪个民族的，无论他是什么地位的，都受到历代汉族知识分子和民间舆论的严厉谴责！白起、秦始皇、董卓、曹操、安禄山、黄巢，包括现在现在许多人热衷提到的冉闵，……，这其中有哪一个人不是受到史官文人谴责鞭挞的？有哪一个是作为歌颂的正面人物的？甚至连反抗野蛮民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军事将领如李广者，仅仅因为他有杀俘行为，他自己以及后代史官文人都将之作为其平生的一个大污点来批评来反省，更不必说其他杀戮重大的人物了！
看看明末反抗满清态度最坚决，思想最激烈的王夫之是怎么评价汉族历史上的人物的，王夫之“大骂李广为不仁、不信。他说:‘杀降者不仁，受其降而杀之不信……惟项羽施之于敌国之赤子，李广施之于解辫之荒服，则诚恶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六）”[3]，也即在王夫之这样汉族知识分子苛刻的道德标准看来，即便是李广这样轻微的杀戮异族投降士兵的行为，就是“诚恶矣”，也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看看程朱理学的经典《近思录》中的一句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也即在汉族的知识分子看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都应该是坚决反对的，就没有资格称为“王者”。
再看看明人白话小说集《型世言》第三十三回《八两银杀二命一声雷诛七凶》开头的话“一蜈蚣被打，背有秦白起三字，他曾坑赵卒二十万，是翦暴之雷”。白起因为屠杀战俘，明代汉人写的小说还把他丑化成蜈蚣，那些屠杀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清朝统治者又应该是什么？
从这样的立场上说，那些卑劣的为满清凶残统治张目辩护粉饰的人,那些为努尔哈赤、多尔衮、康熙、乾隆这些暴君、屠夫、禽兽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的人才是真正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了掩盖一个民族的一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丑行恶行，不惜违背基本的人性道德的原则。可以以践踏大部分人的感情损害大部分人利益为代价，这样的人即便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也是永远的败类。
他们的行为导致屠夫被膜拜，而那些真正值得歌颂，真正值得敬仰的反抗外来侵略，反抗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英雄人物反而长期埋没，不为人知，这才是最可悲，最可痛恨的事情！
更何况事实上，满清统治下，受屠杀受迫害的远非仅仅是汉族一家。在其侵略征服的时候，其屠杀迫害对象就已经包括了众多反抗他们暴行的少数民族，这是不消多说的。而在其统治巩固稳定后，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屠杀迫害也不绝于史。最著名的如乾隆对新疆准格尔尔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让纳粹都足以瞠目。正因为如此，反抗满清暴政的也决非仅仅是汉族，在满清统治下其他少数民族发动的反抗起义不在少数。比如杜文秀率滇西回民的反满的起义，“1856年，文秀被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举兵反清，提出‘连回汉为一体，竖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遥奉太平天国，两相呼应’”“文秀手下，大司冠为汉人，大司卫是是白族，大司蕃则是彝族”[4]。而实际当时参与太平天国的，同样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洪秀全手下汉人，壮人为主”[5]。可见，即便是在站在其他少数民族的角度上说，严厉批判满清也是给他们一个公道，决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所谓的大汉族主义。
正视历史，对历史上民族侵略、屠杀、压迫的暴行进行严厉谴责也绝对不是背离国家整体利益。恰恰相反，那些对历史极尽隐瞒粉饰歪曲之能事的人，才是打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抽空了国家利益本身，让国家利益成为空中楼阁！
回顾历史，满清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先是以民族分裂分子面目出现，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大肆抢劫屠杀，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
而事实上东北地区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明朝中国的领土，当时的奴尔干都司控制范围远大于现在满清统治后的东北地区，远达外兴安岭以北，还包括了库页岛。即便到明代中晚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而后金集团的核心建州女真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他们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在明朝初期的时候，他们的祖先还在朝鲜，后来是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明朝中国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他们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可以说后金集团在当时提出的分裂独立要求，与现在东突，藏独，性质毫无区别，程度上更为恶劣！东突，藏独还没有当时后金独立分裂分子如此凶残，如此疯狂进行民族屠杀和抢劫掠夺，而且当时辽东大部分地区大部分的人口还是汉人，明朝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在以后，后金及随后的满清始终是外国自居，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始终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政策，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女真人是中国人[6]，但惟独不可以说后金和满清的统治集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怎么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岂非是太不尊重他们了？
当满清政权乘着明朝中国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屠杀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和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人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对汉族的服装风俗的强行改变。如果这样性质的行为，不叫侵略，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如果某些人认为给满清政权涂脂抹粉是所谓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那么历史重演时，难保他们不会对分裂国家的行为，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行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侵略中国的行为也同样涂脂抹粉，甚至大声叫好，推波助澜。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对后果与丑恶已经彻底暴露，彰显无疑的历史都不能正确评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对现实对未来作出更明智的判断？
思想透彻，才能信念坚定！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一信念的真诚，但这种真诚不过是外界的灌输，暂时的影响，不过是他们头脑中一个孤零零的浮岛。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逻辑的一致，没有思维的贯通，没有心灵的融彻，那么他们所谓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信念不过是外表冠冕堂皇的高楼，实则却没有地基做支撑，稍有变故动荡，就崩塌成为废墟。
既然满清的分裂屠杀、侵略奴役可以被他们美化成所谓统一，用武力强迫改变数千年来的衣冠制度可以被美化成风俗的同化，长达百年的文字狱和禁书毁书可以被他们美化成文化的融合，把“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士可杀不可辱”观念彻底歪曲成奴才式的效忠可以被美化成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发扬，那么如果现在东突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并且再继续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展，最终彻底征服中国，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风俗信仰，按照这些人的奴才逻辑，也一定可以唱出同样热烈的统一颂歌！
既然满清统治者这样完全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其文化习俗也和中国主体民族以及大部分少数民族相差十分悬殊，文明程度极为野蛮落后的政权，所进行的疯狂屠杀征服，在一些人看来不是侵略，而是所谓“兄弟阋于墙”，那么如日本这样从文字到服装、建筑、风俗都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渊源，文明程度也和中国接近的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征服，在汉奸们看来，岂非有更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成“兄弟阋于墙”。真要论血统，不是还有徐福度海的传说，可以把日本人（或者至少是日本人的一部分）说成是徐福后代么？把这种汉奸逻辑一直推延下去，凡是任何其他民族来侵略奴役中国，都以投降为宜，因为不管如何，只要被侵略成功了，奴役成功了，那以后就都是兄弟了，都可以挂上统一，融合的伟大招牌了！
总之某些人所谓的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来为满清罪行开脱，其实质不过是彻底把国家利益虚无化，空洞化。他们连逻辑上保持一致，对历史和未来的同类事件以同样标准来衡量都做不到，更何谈其他！他们也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牵强弥缝，比如证明满清政权不是外国啊，本来就是中国啊，满清的民族屠杀，民族迫害如何可以谅解啊，如何不得已啊，等等。但这些理由牵强之程度，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
逻辑不一致，必然导致思想不透彻，思想不透彻，必然导致他们所谓国家整体利益的信念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吹就破，这些现在看起来似乎最热烈的打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招牌的人实质上倒最有可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潜在大军。
当年汪精卫对满清态度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刺杀载沣不成，被满清某王爷怀柔后，他对满清的反感大大削弱，甚至和满清头目惺惺相惜，并且以为推翻满清的意义主要只是推翻君主专制。这种心理上的变化[7]对他后来投靠日本充当汉奸，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当年落后的满清侵略占领中国都已经被默认为合法合理，甚至连满清已经失败后，退位的满清皇帝都受到格外优待，视为正统皇族，而非侵略伪政权头目。那么比满清先进得多的日本来占领中国，在这个汉奸心目中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坏事了。日本征服中国成功之后，他汪精卫自然也就成了推动融合与统一伟业的功臣了。难怪这个汉奸临死前还为自己鸣冤，为世人的双重标准感到不平，写诗说“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个事例应该是很生动的教训！
总而言之，为满清辩护的人自认开明豁达，不因自己是汉族，就狭隘的贬斥苛责其他民族，而是一视同仁。自认顾全大局，不因历史上的旧怨，就纠缠某个民族的恶迹念念不忘，而是一笑泯恩仇。自认勇于反省，对一切问题，都尽量归结到本民族的文化的劣根性，制度的劣根性，在批判鞭挞中产生无尽快感。
他们自以为超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真有居高临下的优越，凤凰翔于千仞的气象，感觉良好真如井上之蛙，瓮外之鸡。他们就如一个人不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内心充满了可贵高尚的情感，和融莹彻，洋洋自得，充然滚滚。
然而，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陷于幻觉之中：谴责满清的人许多都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绪，而为满清辩护则更不是思想通达的表现。他们是井底也罢，井上也罢；瓮中也罢，瓮外也罢，始终是蛙鸡蜩鸠之属，短见寸光，狭隘愚昧，鄙陋浅薄，满足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却不去深入思考这些判断是否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是否经得起更细致的检验。他们说了很多的理由，然而造成他们的立场的根本不是他们提供的那些理由，而是长期的灌输在他们头脑中刻印出来的盲目，和被征服历史积淀下来的奴性。他们看似高尚实则卑下，看似豁达实则愚塞，看似反省实则自虐。他们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发扬瞒与骗的传统，在自欺欺人中掩耳盗铃，在自愚愚人中沉醉酣畅，妄图一切都苟且蒙混，敷衍过去。
如果他们的愿望就这么实现下去，那么中国真是个万劫不复的奴才之邦，所谓的振兴，所谓的崛起不过是笑谈！
[1]马细谱《巴尔干纷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和苏联裂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96页
[3]余明光《王夫之的民族爱国思想》，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2年第4期
[4]中华民国民族主义学会，杨逢泰等《民族主义论文集》黎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国82年9月，第117页
[5] 同上
[6] 实际上，当时东北许多女真部落都站在明朝中央政府一方，对后金统治集团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抵抗
[7] 当然从根本上说，他当初参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本就没有理性深刻的认识，不过一时激情左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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