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满清歪曲中国文化的一些简单事实 1、礼教吃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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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满清歪曲中国文化的一些简单事实
1、礼教吃人么？

比如五四时期批判吃人的礼教，也即所谓在礼教的约束下，妇女只要有稍微违背礼法之处，就可能遭受羞辱，甚至被剥夺性命。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就描绘了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就遭受种种歧视，以至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

可实际上，这种现象真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么？我们不妨看看离清朝最近的明朝情形又如何？

稍微看一些明人的记载以及当时通俗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就可以发现事实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

可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提出妇女恋爱婚姻选择自由的观点，和现代的认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谢肇制特别提到国家律令，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对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微。

那么当时的普通百姓又如何呢？只要看一下明人编写的三言二拍，明代民间对妇女贞洁的问题同样看的很淡，风气相当开通。甚至有些在现在看来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在明代的社会里却表现出非常的宽容。

比如《喻世明言》里的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的老婆王三巧在丈夫外出到广东经商作生意时，和别人勾搭成奸，蒋兴哥回来得知，并没有因此对王三巧如何打骂吵闹，相反只是自己伤心之余，写了休书，听凭王三巧改嫁。王三巧的父母并没有怎么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后来姓吴的知县聘王三巧为妾，蒋兴哥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因为顾念曾经夫妻情深，把原来家里的“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赔嫁。妇人心上到过意不去。傍人晓得这事，也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

再后来蒋兴哥不慎误伤人命，打官司，审理案件的恰好是姓吴的知县，王三巧得知后，哭求知县从宽处理。知县在处理案件完毕后，为两人之间真挚感情所动，就主动提出让二人重续前缘，说“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领去完聚。”

这个明代社会里发生的故事，弥漫的温情与宽容，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是很难看见的，现在如果丈夫发现老婆在外偷情，那还不恩断义绝，夫妻彼此视为仇敌？就算离婚，恐怕也要为争夺财产闹得鸡飞狗跳。

而且故事作者对王三巧描绘的笔调也很温和，基本没有什么严厉苛责。从其所描绘的明代社会来看，所谓吃人的礼教，实在看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其实三言二拍里描绘的这类故事不少，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非但不鼓励寡妇守节，反而是鼓励寡妇能够改嫁；如果妇女失贞的原因并非是其自己的责任，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甚至确实是通奸放纵的情况，谴责的程度也并不特别严厉苛刻，相反有时候还给予一定同情谅解。

比如《警世通言》的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中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一个丘姓人家，丘元吉，娶妻邵氏，夫妻两人非常相爱，丘元吉不幸病死，邵氏哀痛之下，发誓终身守寡，结果男方和女方的亲属，非但不鼓励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

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非但没有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再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34卷中说“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够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只把做一个厌物看承而已，似此有何好处？”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礼教杀人，其实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在满清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决非本来正常发展下呈现的面目。
2、狭隘排外么？

礼教问题是如此，再以对待外国文明之态度来对比一下。按照一些人得说法，中国文化一直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排外，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时期统治者的愚昧表现，也不过是这种传统的表现而已。事实果真如此么？还是拿离清朝最近的明朝对比一下！

只要略微了解一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明朝时候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襟宽广的气象，决非是满清统治时期呈现的那种狭隘逼仄，排外闭塞的光景。

就以最通俗的例子而言，明人创作的小说《西游记》讲述的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对中国从外国引入某种文化，宗教思想，非但没有排斥，反而津津乐道。

从当时在明的西方人记载也可以看出明朝人具有的开阔胸怀。

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其胸襟见识也可想而见。

在明朝呆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这不符合明代的事实

看看明代知识分子自己是如何说的。

瞿式榖“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瞿式榖的论说可能有不准确处，但起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是值得称赞。而这种的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1]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2]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而到了野蛮封闭僵化的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满清那些愚昧残暴的头目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对照，是相当可怕的对比。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愚昧残暴的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明内的事情。
3、僵化专制么？

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的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

这种看法如果描述满清统治，是符合事实的，但如果拿来描述其他汉族朝代，则根本谬误。

还是以明朝为例。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说“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可以随意的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 [3]

李申的话中提到了李贽，李贽常常被一些人当成是明朝专制的牺牲品，其实根本就是相反。

李贽被抓是因为他本身行为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所以在他76岁的时候，才把他抓去关了起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

也就是对他的处置也不过就是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颇好，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所以才自杀的。

其实关于他自杀的原因，他学生汪本钶的话是能说明问题的“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可见把李贽的死当成是明朝政府对他的迫害所致实在是有些冤枉了。从李贽本人的愿望来说，他倒是希望政府迫害，然后他当烈士，成万古之名。可惜明政府不成全他，只是让他回家乡，这他受不了，于是自杀，总算也博得个烈士的名号了。

而且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是最火的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

张学智说“……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4]

其畅销流行程度从如下的事实可见一斑，一些书商为牟利，甚至聘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

当时的盛况可从万历时期初版由汪本钶编集的《续焚书》中李贽生前的朋友学生写的几篇序中窥见一二。

比如汪本钶本人写的《续刻李氏书序》中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者。……第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虐，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

张鼐写的《读卓吾老子书述》中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天下具眼者少，故真书不能穷其意，而赝书读之，遂足以祸人”

而李贽生前最好的朋友，曾经考中过状元，又担任过太子老师的焦竑写的《李氏续焚书序》中也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识者病之”

这种异端思想家著作流行畅销的到“假托者众”，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中国文化是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

再说对皇帝以及政府的态度而言论，明代的知识分子也压根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过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在明代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两次皇帝用金银向大臣们行贿，恳求甚至是哀求他们同意自己的某个意愿。

知识分子们不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臣妾与奴才的角色，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明确反对那种卑躬屈膝的妾妇之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作官的必要性，而是主张用自己的学说与行为直接干涉影响社会。

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即便明代的官员，也远非现在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仆从。恰恰相反，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的体无完肤。

明代政府时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

此外明朝平民可以罢工罢市，读书人可以游行抗议（甚至政府官员都会聚集起来游行抗议），地方官员被读书秀才联合起来游行抗议，最终被赶下台的例子也不少。

可以说明代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对政府措施的干预程度，远大于现在的中国。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也是满清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

[1] 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2]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0页

[3]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911页

[4]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见《“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笔谈》《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