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㈡、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⒈、程朱理学的本意及其在宋明的作用

一般人心目中的程朱理学是什么印象？为统治者服务的愚民工具，为皇帝效忠，桎梏普通百姓人民，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阉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等。

这种印象的得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看看自称宣扬奉行程朱理学的满清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很难不得出结论，程朱理学确实是反动落后保守甚至残暴的思想工具。

这样看来，对程朱理学的大批判特批判，乃至彻底否定，自然也是应该的了。

但问题是程朱理学果真是如此么？

如果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稍微了解一下程朱理学本身的内容，以及那些信奉程朱理学者的事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说的那种印象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145]p522-523。

许多人受到长期灌输的影响，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只是局限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程朱理学的理是自然万物的理，探索自然事物的道理，本身即是理学中非常强调的一环！

正因为此。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1]
　　“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己婚的异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书第2页）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学家既然要去人欲，灭人欲，那大概应该象和尚一样才对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扳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训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 [2]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页579 ）[3]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又如何呢？应该说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理学仍旧是限制君权，防止专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时也是促使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

就前者来说，前面曾经举过吕坤的言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东林党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高攀龙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学的。

就后者来说，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作者，其研究记述的动机本身也都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有直接关系，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

　也正因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学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该书濒临失传，后来从国外图书馆重新引回中国）。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5]

[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43页

[2] 同上，第71页

[3] 转引自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1页

[5] 同上，第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