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5日 星期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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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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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
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
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
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
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
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
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
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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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
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
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
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
法术的意义多。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
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
。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
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
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
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
,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
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
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
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
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
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
,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
  
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
  
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
  
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
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
,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
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
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
  
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
  
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
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
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
章,就不成为诏书。
  
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
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
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
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
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
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
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
  
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
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
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
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
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
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
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
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
,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
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
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
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
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
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
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
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
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
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
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
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
,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
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
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
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
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
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
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
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
(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
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
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
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
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
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
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
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
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
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
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
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
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
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
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
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
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
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
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邹容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
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 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
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
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
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
  
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
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
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
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
已不须再分说。
  
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
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
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
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
,在下始轮到中国人。
  
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
古与西藏。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
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
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
  
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
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
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
  
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
用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
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
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
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
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
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
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
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
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
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
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
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
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
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
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
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
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
帝不可了。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
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
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
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
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
啊。
  
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
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
  
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
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
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
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
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
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
  
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
  
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
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
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
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
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
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
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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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经济,投资人纷纷转投汇市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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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 22:01:31 2008), 转信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文人无行的典范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揭示“清朝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谈论满清朝
: 在别处偶尔看到有人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找来看,对中国历史
: 有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梳理,受益匪浅
: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
: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
: 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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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0:59:37 2008)

这是百度百科里面的钱穆词条,评价相当不错.

要是有不同看法,为何不去编辑一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
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
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
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
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
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
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
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
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
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
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编辑本段生平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
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
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
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
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
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
。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
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
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
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
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
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
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
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
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
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
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
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
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
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
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
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
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
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
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
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
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
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
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
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
“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
‘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
,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
,“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
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
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
,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
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
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
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
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
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
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
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
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
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
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
、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
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
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
,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
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
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
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
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
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
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
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
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
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
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
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
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
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
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
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
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
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
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
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
,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
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
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
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
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
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
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
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
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
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
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
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
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
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
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
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
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
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
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
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
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
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
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
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
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
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定居宝岛 魂归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
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
。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
。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
《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
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
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
,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
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逢此时,
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
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
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
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
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
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
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
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
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
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
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
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
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
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
、《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
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
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
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
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
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
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
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
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
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
。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
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
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
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
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
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
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
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
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
”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
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
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
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
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
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
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
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
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
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
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
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
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
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编辑本段逸事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
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
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
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
》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
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
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
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
,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
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
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
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
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
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
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
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
士。”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
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
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
寓所。
编辑本段年表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
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
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著述年表
  
  一九一八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一九一九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一九二五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一九二六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一九二九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一九三O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一九三一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一九三二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一九三五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一九三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一九四五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一九四八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一九四九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一九五O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一九五一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一九五二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一九五三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一九五四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一九五五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一九五七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一九五八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一九六O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一九六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一九六二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一九六三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一九六八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一九六九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一九七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一九七一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一九七三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一九七四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一九七五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一九七六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一九七七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一九七九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一九八一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二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一九八三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一九八四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一九八七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一九八九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一九九四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
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编辑本段钱穆研究部分重要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
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
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
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编辑本段外部链接
  钱穆故居:http://www2.scu.edu.tw/chienmu/
  钱穆视频:http://tieba.baidu.com/f?kz=2856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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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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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eller (yy),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4:52 2008), 转信

吐啊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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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liuliu (deepocean),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39:30 2008)

指出某学者在人品上的问题, 借而一耙子将其纯学术观点打倒?

不段有人揭露郭抹若的人品问题, 却无法忽视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不段有人揭露牛顿,
爱因斯坦的劣迹,却无损其在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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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58:18 2008), 转信

问题就在这里

你都看出来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结果老钱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
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
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你说老钱评的政治得失,你还敢信吗

人蠢不要紧,蠢到钱穆那种份上还好为人师的,那就不多了




【 在 liuliuliu (deepoce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4 21:01:53 2008)
:
: 老蒋政治上问题多多, 但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
:
:
: 【 在 Corinthian (这也会过去) 的大作中提到: 】
: : 钱穆的政治论点就算了吧
: : 拍老蒋的马屁差点没拍到天上去
: : 文人无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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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5 00:52:25 2008), 转信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人可以有骨,也可以无骨
郭沫若写得诗词这个样子,他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考古的成就就能够否认了吗?

我不说钱穆无骨,只是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把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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