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阎教授把中国科技在清朝的落后以及与西方科技交流的中断，说成是“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这符合事实么？
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 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①]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 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 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②]。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 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③]
再回过头来看阎教授的观点，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因为其他中国人都对科学不感兴趣，唯独只有康熙和他的少数大臣感兴趣，所以导致落后。
事实上我们从利马窦到明代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中，能看到阎教授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果一些人想像对科技排斥，相反有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浓厚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超过了其他方面。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研究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许多士大夫都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都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抱着积极态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出现讲求西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了东林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等等。
从当时一些人的言论也可以看明代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包容态度和博大心胸。
如瞿式榖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④]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他在反对万历矿税的斗争中也算急先锋，尽管在我看来起的作用并不好）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⑤]
此外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经被崇祯皇帝接见，后来又曾数次被邀请进入南明政府内阁但拒绝后来死于抗清斗争的方以智，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小识》中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有他自己的积累和研究创见，也有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科技知识。
不仅方以智在科技和批判吸收西学知识方面卓有成就，他的几个儿子也多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如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他二十七岁就完成巨著《数度衍》，涉及古今中外知识，“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有人称为“数学大全”。在书中还论及了“对数”，是我国探讨“对数”第一人。
再有如熊明遇，在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是作为崇祯频繁更换大臣的一条罪状。他曾经担任过崇祯时期兵部尚书，被撤换后又“荐起南京兵部尚书”，也是有名的高官了。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台湾学者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⑥]。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此外徐光启之类的知名人物都不必一一列举，应该注意的是如冯应京，叶向高，方以智，熊明遇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相当大的最主流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徐光启这样的了。明末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热情，绝非是仅仅局限于一隅，两三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明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而非宗教，所以尽管来明传教士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最直接的目的，但结果却不得不以传播科学为立足手段，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宗教上仍旧进展甚微。值得深思的是，明亡后进入清朝，却呈现相反的态势。《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⑦]一书本意想赞颂清朝的功绩，但却反而用事实表明了在清朝科学交流的淡化，而宗教势力反蓬勃发展，他们自己说“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席泽宗院士说“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从席泽宗院士叙述的这些事实以及明朝情形的对比来看，我以为阎崇年教授刻意推脱康熙在阻碍中西方科技交流，以及中国在清朝统治内科技衰落的责任是不太妥当的。
[①]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②] 谢国桢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③] [③]江晓原 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④]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⑤]同上
[⑥]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第19页
[⑦]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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